青年楷模何功伟（九）

何功伟，又名何明理，化名何彬、何斌。1915年出生于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1941年牺牲于恩施。

此时，内地工作队内部也起了变化：副队长盛某和他表兄弟等几人，离队去找他们的老师——CC系头子潘公展安排工作；毛梦觉等几个人也由毛的姑父陈惟中介绍到部队中做政治工作；剩下十来人，由我党一位韩姓同志领导。不久，韩也去延安了，又由钱远铎在上海美专的同学鲁夫领导。至此，只剩五、六人，连生活都成问题。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后，钱远铎将内地工作队的美专同学王式廓介绍到第三厅搞美术工作。鲁夫也转到云南昆明工作，内地工作队实际上便不存在了。

在领导“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工作中，何功伟曾指导宣传团骨干们学习了许多有关马列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书籍，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艾思奇的《哲学讲话》、陈唯实的《革命哲学》、大森义太郎的《唯物辩证法读本》、　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以及苏联的小说《母亲》《铁流》《夏伯阳》等。其中有许多书在当时是根本买不到的，何功伟都设法给宣传团寄去。这些书籍都作为宣传团的图书资料在内部陈列出来，供大家学习，使青年们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有了较大进步，有的后来成了坚强的革命者。

1938年1月5日，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正式成立，经董必武同孔庚等商定，孔庚任主席（常务干事），获得国民政府军委会第六部核准备案。中共湖北省委又先后派张执一、林达飞、郭佩珊等共产党员到乡促会工作，同爱国人士邓初民、黄松龄等合作，通过各种渠道与全省60多个县建立联系，在许多县市区建立分会，至1938年8月，会员发展到5000余人，成为湖北广大乡村中影响较大的群众抗日救国团体。在乡促会工作期间，何功伟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起草乡促会的宣言、章程，创办刊物《战时乡村》。其中，何功伟亲自起草的《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宣言》指出乡促会主要任务是：“促进乡村自卫组织，普及军训，武装民众，以保卫地方，补充正规军队，准备游击战争……”宣言中还明确指出，要以乡村力量控制都市和游击队，协助正规军。这份宣言是何功伟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指导原则，结合当时湖北抗战的形势，以及湖北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写的一篇佳作。它对于指导湖北的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8年2月，何功伟派首都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团长兼中共党支部书记的董凌云和团员张励（甘柏）等到咸宁抗战动员委员会工作。4月初，何功伟将首都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宣传部长方堃调到“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农村服务队”任队长，兼服务队党支部书记，服务队主要任务是帮助地方党开展组织建设，准备游击战争。何功伟要求方堃必须在服务队中开展一次革命气节教育，使大家明白工作的危险性，教育同志们在危难时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何功伟除了送给方堃等人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培养革命情操的书籍外，还专门为他们起草了一个《气节教育提纲》。在《提纲》中重点强调：“个人利益要绝对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即使被捕，也要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要像季米特洛夫那样，做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在法庭在监狱中坚持斗争，像先烈那样气势磅礴……”此外，何功伟还一再提醒方堃：“无论是对党员和非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想取得实效，首先必须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你们到鄂南建党，发展党员，也是如此。”

5月初，方堃带队到了咸宁。临行前，何功伟告诉方堃，他就是咸宁县的人，在当地有一些统战关系，党的组织方面，曾派董凌云等共产党员到“咸宁县抗敌动员委员会”工作，并且建立了地方党支部，董走后由许鸾修负责。何功伟让方堃到咸宁后，将农村服务队与咸宁抗敌动员委员会合并，以便合法地开展工作。同时就咸宁工作对方堃作具体安排：一、把服务队党支部与咸宁地方党支部合并，成立中共咸宁县工委，由方堃任书记，许鸾修任组织委员，韦君文任宣传委员；二、工委要把发展党员和建立游击武装结合起来抓，重点应放在农村。

何功伟还告诉方堃：咸宁具有光荣的历史，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十年内战时期又是老苏区，汀泗桥、挂榜山一带，是军事要地，你们在咸宁站稳脚跟后，应尽快开展工作，争取早日打开局面，建立正式的中心县委，以便发动和组织鄂南地区的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方堃等人一到咸宁，立即按照何功伟同志的安排开展工作，将服务队和“抗敌动员委员会”合并，同时将服务队的党支部与咸宁地方党支部合并，建立了中共咸宁县工委，在全县城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1938年5月，何功伟调任武昌区委书记。何功伟到任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像一个工人一样，不仅是穿衣，在感情、生活上也与工人打成一片，同时又具备了一定的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使区委工作面貌很快有了很大改进。在何功伟领导下，工人运动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后逐步展开：一、通过各种线索联系一些积极分子并注意从工人中发展党员；二、派党员到工人的群众组织中去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如工人夜校、读书会、工人歌咏队等等；三、根据工人的切身要求，根据群众基础的情况进行一些合法的斗争。在何功伟领导区委期间，完成了三项重要任务：一是恢复和重建武昌的党组织，在工人、学生、教师、妇女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16个支部，党员人数发展到150多人，其中工人党员81人，　武昌青年救国团发展到数百人；二是在武汉失陷前，把党与群众的骨干有秩序地组织了几股，部分留在武汉附近或沦陷区打游击，部分输送（先后有几百学生、工人）到延安培养，部分利用合法形式在国民党地区或敌占区进行群众工作与地下斗争；三是在群众中大力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了国民党的假抗日的真相，扩大了我党的影响。何功伟为武昌地区党的重建作出了突出贡献。

鄂南开路作先锋

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举行扩大会议，何功伟等15人被选为省委委员。会后省委向全省各地增派干部，以加强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根据省委决定，中共鄂中中心县委改组为中共鄂中特委，先后由刘青、何功伟、杨学诚任书记。

7月初，省委根据中央“动员平汉、陇海线上所有中心城市和鄂豫皖三省留居武汉的大批学生、工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回到家乡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派何功伟回到咸宁。

7月6日，何功伟搭车回到咸宁柏墩，一下汽车，就遇到了族弟何功国、何功济及好友雷荫民（即雷同），他们都是咸宁青年学生读书会“扶摇社”的成员。

这天是咸宁学生读书会——扶摇社的年会日，雷同等几个人到柏墩汽车站迎接一位从咸宁县来出席年会的社友，想不到竟巧遇到何功伟归来，功国、功济喜出望外地喊着：“功伟哥回来了”。何功伟曾经是领导武汉学运的领导人之一，鄂南的同学都知道他。何功伟还曾组织大家成立球队，每年放假回乡，他都会和同学们讲时事、谈理想，大家都非常钦佩他。

何功国、何功济、雷同和接到的社友，簇拥着何功伟离开车站，穿过参天的古柏林，过木桥，步入田间小道，向顾家祠堂走去。一路上，他们关切地向何功伟打听武汉局势。何功伟告诉他们，日寇正长驱直入地沿江西上，武汉处于危急之中。何功伟向他们询问了咸宁的形势和扶摇社的情况，并参加了“扶摇社”的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