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咸宁民间歌曲打造成地域文化的音乐标识（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文明标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和思想符号，可以体现为物质层面的有形器物（如一个图腾、一个器物等），也可以体现为思想层面的无形精神（如一种思想、一个观念，甚至一个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文明标识如同历史的里程碑和纪念碑，标记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来路和历史延续。

众所周知，《龙船调》《茉莉花》等民间歌曲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音乐名片”。由于民间歌曲是一定民族、一定地域内的民众集体创造、并经由历史传承的精神文化成果，民间歌曲承载了一定民族、一定地域的“独特传统音乐基因”，这使民间歌曲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文化特征，为民间歌曲成为一定民族、一定地域文化的音乐标识奠定了基础。

基于此，笔者就将咸宁民间歌曲打造成地域文化音乐标识的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1、运用国家倡导“非遗”传承、保护机制，发挥将咸宁民间歌曲打造成地域文化音乐标识的引力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采风的传统，《诗经》中的《国风》篇，《楚辞》中关于先秦时期代表性民风民俗的记录，以及汉、唐以降的“相和歌”“西曲歌”“燕乐”“竹枝词”等，均为自古以来采风、收集民间歌曲的成果。近代以来，包括民间歌曲在内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经历了从学科奠基到综合发展的重要阶段，逐步形成了以文献研究、田野调查、理论构建为核心的多维学术框架。自20世纪初期，国人始终秉持着先辈留下的学术传统，从未停止对包括民间歌曲在内的传统音乐的记录和整理。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工作，倡导对民间歌曲（音乐）的收集创新：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华苏维埃时期，产生了许多用民歌传统音调填词的“红色革命歌曲”，如《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等；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更是大力倡导和推动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人民大众向民族民间学习，在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展衍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195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了《关于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通知》，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收集整理工作，积累了大量珍贵的音乐资料，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证依据；20世纪70年代末，在全国开展的“十大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包括民间歌曲在内的传统音乐研究在“律、调、谱、器、曲”等核心领域得到系统梳理并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学术框架，在文献整理、田野调查、史料校勘、方法论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进展；21世纪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家决策与倡导，升华到国家法制层面，为这项工作的深入持久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对包括民间歌曲在内的传统音乐研究视野不断拓宽，学科结构日趋成熟。

当下，包括民间歌曲在内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已展现出更为多元的发展面貌，在学科交叉、视域深化、数字化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人们日益重视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联动，在方法论和技术手段上积极吸收计算机、数字人文等新兴研究范式，为研究工作带来更加宽阔的思路与方法。

咸宁民间歌曲的收集、整理、编纂、出版、研究、传承推广的实际经历，也生动的证明：正是党和政府一系列英明决策和强有力的倡导所产生的巨大引领作用，使包括民间歌曲在内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处于其传承展衍历程中的最好时期。因此，在将咸宁民间歌曲打造成地域性音乐文化标识的工作中，要乘国家倡导包括民间歌曲在内的非遗传承、发展、弘扬之“东风”，运用好国家出台的各项促进非遗传承、保护、发展之举措，发挥出国家决策与倡导的巨大引领力量。

2、深入田野调查，挖掘将咸宁民间歌曲打造成地域文化音乐标识的潜力

毋容置疑的是，经过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咸宁民间歌曲的田野调查，人们对咸宁民间歌曲基本状况的了解和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一批传承面广、受到民众喜爱、且比较成熟的民间歌曲（如咸宁的小调《姐乐吔》、嘉鱼的田歌和腔《铁手开创新世界》、通山的灯歌打莲湘《荒山变成聚宝盆》、崇阳通城的山歌急口令《山区新貌唱不完》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歌曲歌种、体裁形式（如《田歌套曲》——“栽田鼓”“挖山鼓”“挖地鼓”“斫柴歌”等，《长篇叙事歌》——“钟九闹槽”“双合莲”“陆英姐”等，以及民间风俗礼仪活动中的《神歌》等），已经显现出咸宁民间歌曲在整个湖北（荆楚）民间歌曲系统（板块）中的独特风格和地域性特色。学界已对咸宁民间歌曲作为湖北（荆楚）民间歌曲五个地方音调特色区之一——鄂东南民间歌曲音调特色区的中心（核心）区域形成了共识。

基于这些成果和共识，是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取得的，所以，在将咸宁民间歌曲打造成地域文化音乐标识的工作中，要做好咸宁民间歌曲的深入田野调查工作。这是因为，民间歌曲的传承（意即上辈传给下辈——时间上的传承，此地传至彼地——空间上的传承等）是相对的；民间歌曲的流变（意即民间歌曲流传过程中的展衍、变化等）是绝对的。人们应当要适应民间歌曲在其发展途程中不断变化、展衍的“必然”趋势，要认识到这种“必然”趋势的成果，会成为将咸宁民间歌曲打造成地域文化音乐标识工作中待挖掘的“潜力”。因此，伴随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咸宁民间歌曲田野调查工作，不能仅仅将眼光和重心放在“历史”“以往”“形态”等“过去时”境况上，而应立足当下，捕捉、发现咸宁民间歌曲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展衍、“裂变”、发展的“现在时”“新因素”，同时放眼未来，依据咸宁民间歌曲“现在时”“新因素”所体现的发展“潜力”，预测、创造出咸宁民间歌曲的“未来时”“新形态”。

这是因为当今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文化结构，也对传统音乐的生存环境与学术研究范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包括民间歌曲在内的传统音乐面临着边缘化、同质化、碎片化的危机。在如此“大变局”的背景下，对民间歌曲及传统音乐研究的定位若仍然停留于“收集—整理—归档”的旧有范式，而缺乏对当下文化语境的深度观照与前瞻性探索，势必难以应对新时代的学术需求。我们应当在“大变局”中重新审视研究工作的学科定位，推动其从“被动记录”向“能动参与”转变。这意味着研究不应仅限于历史文本的考据或形式特征的描述，而应进一步探讨传统音乐在当代社会如何发挥作用。

3、深化学理研究，提供将咸宁民间歌曲打造成地域文化音乐标识的推力

众所周知，当代世界传统音乐研究大体脱胎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比较音乐学和20世纪中期逐渐成熟的民族音乐学体系。早期研究多聚焦于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记录，旨在挖掘不同民族或地区的音乐形态与技艺要素。此后，受相关学科（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启示，研究工作开始强调“在地性”与“文化场域”，探讨音乐与社会结构、历史记忆、仪式功能等复杂关系，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融合口述史、数据分析、跨学科合作等多维手段。在多元文化共生的背景下，学界逐步从传统的“自我—他者”二元对立，迈向更灵活的跨文化比较模式，强调主体间性、双向互动的研究视角。在全球化与后殖民语境下，学界对“本土”与“国际”、旧传统与新媒介的张力也更加敏感，越发关注学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伦理关系、知识产权归属以及对弱势群体话语权的呈现。从而使研究范式不再局限于对音高、节奏或乐器的分类整理，而是努力揭示音乐如何在跨时空的传播中塑造并再现人群身份、社会价值与文化生态。这使研究体系日益深化，从过往“形态—历史”侧重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迈向更全面的“社会—文化”综合研究。

在对民间歌曲的调查、收集、整理、编纂、出版、推广、研究工作中，包括民间歌曲传承者在内的广大民族民间音乐工作者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从事民族（传统）音乐理论评论工作的人们，不断地为民间歌曲的传承、展衍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他们对民间歌曲音乐本体（“形态”）的分析研究，对民间歌曲产生、传承、展衍“文化空间”“文化生态”的分析研究，对民间歌曲多学科价值的分析研究，对民间歌曲体现的当地民众的基本艺术追求方面的分析研究，对民间歌曲所蕴含的文化产业价值的分析研究等，既是对民间歌曲传承、展衍历程的承接，也是对其“现在时”状态的推进，更是对其“未来时”发展的前瞻，对民间歌曲的传承、展衍作出了学理性贡献，其成果成为民间歌曲实现从“自在”式传承到“自为”式发展跨越的重要推动力量。

鉴于地域文化音乐标识必须具有独特的风格特征，而对咸宁民间歌曲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风韵，唯有通过对其不断深入的体悟和深化的学理研究才能提炼出来。但面对当下的实际状况不禁要思考，对咸宁民间歌曲的学理研究方面，是否存在认识不到位，感性、感知为先，“身在宝山不识宝”的问题？是否存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是否存在“局内人”对自己艺术实践项目（即所演唱、传承的民间歌曲）、“局外人”对调研对象（即与民间歌曲相关的项目、课题等）“说不清、说不全、说不准”的问题？是否存在套用外来文化（音乐）语言体系阐释咸宁民间歌曲的问题？是否存在“以歌谈歌”“就曲论曲”、随感而谈、随机而论、浅尝辄止、浮光掠影、以空议代实论的现象？一句话：是否跟上了包括民间歌曲在内的整个传统音乐研究的发展进程？如果这些问题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自觉不自觉地确实存在，那就表明我们对咸宁民间歌曲的学理研究做得不深入，对咸宁民间歌曲的认知还不深刻，还不能够为将咸宁民间歌曲打造成地域文化音乐标识工作提供应有的推动力。

因此，要发挥学理研究在将咸宁民间歌曲打造成地域文化音乐标识工作中的推动作用，就必须通过对咸宁民间歌曲潜心的学理研究，从题材（内容）、音调（声腔）、体裁、曲体、风格乃至歌种等方面，筛选出咸宁民间歌曲的代表性曲目，进而在社会层面上推而广之。并发动学界对代表性曲目的原真形态、本质性状、历史乐脉、人群身份、社会价值、文化生态、发展前景等多方面进行学理阐述，使之逐步形成民众与学界均认同的音乐标识性效应。（未完待续）

（作者黄中骏，男，一级作曲。曾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巡视员。曾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武汉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委员、学术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