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题报道 >> 2010专题 >> 陈泽华作品《烛之泪》 >> 正文《烛之泪》—第四章 路在何方
残疾是大自然撤向人间的灾难。残疾人是受害者,文明社会应当保障他们的生存、受教育、平等劳动的一切权力。
从理论讲这是对的,可是,现实生活中,残疾人往往受到歧视,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往往是不公正的。
李道宽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不公正的待遇。
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了,可是战火并未熄灭,紧接着内战又爆发了。
战火连年,国难深重,民不聊生的中国,哪里有残疾人生活的天堂?
一、义薄云天
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对和平美好的生活充满期待。从商业薄记班结业的同学们,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意气风发,各奔前程。
李道宽非常羡慕他们。可他无学可上,无事可做,只能守在父母身边吃闲饭。他白天苦闷不堪,夜晚彷徨不安,终日在哀怨涟涟。
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他们无计可施。为了扫除儿子心中的阴霾,让他尽快走进阳光地带,李恒钧常把油桐改良场的公文带回家来,让儿子帮助抄写。
李道宽的字写得本来就漂亮,尤其是小楷写得又快又好,上小学的时候就常得老师夸奖。现在,父亲让他帮忙抄写文书,他格外用心。
李道宽抄写的公文受到油桐改良场员工的一致好评,会计老杨忙不过来的时候,也把一些表格交给道宽帮忙填写。老杨很喜欢这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孩子,手把手教他记账、打算盘。李道宽从老杨哪儿学到了不少会计方面的实用知识。
不久,会计老杨推荐李道宽当了一名临时工,每月工资为90斤大米。90斤大米,这对于常常受到断炊威胁的一家人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油桐改良场是专门研究栽培油桐树的农场,有几十亩苗圃,靠出售桐苗获得的收入其实微乎其微。场的规模很小,最兴旺的时候,场里也才只有7个人(主任、会计各一人,技术员三人,外加两个工人)。职工的工资靠政府拨款,虽然低得可怜,可还常常拖欠。技术员先后离开了,场里几乎成了空架子。李恒钧是场长,由于人手少,他连技术员、工人的活都干完了。天天出没于田间地头,风吹日晒,李恒钧工作得非常辛苦。
李道宽在场里当临时工一年后, 有天晚上,爸爸把他叫到他身边,心情沉重地对他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
道宽不知所云,望着满脸愁云的父亲,正想说点什么,这时,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份上级转来的检举信,标题上赫然写着:“检举李主任私用跛儿子的报告”。
检举报告是一位名叫胡炜的人所写。此人曾是场里的技术员,他告李恒钧没有通过公开招工考试,没有经过上级批准,就私自将自己腿有残疾的儿子安排到场里干活。李道宽看着这封历数父亲罪证的告状信,非常气愤。可是父亲却在一旁劝他:“这件事是爸爸的错,与你无关。你也不要恨人家胡先生,他告我,我很难过,但人家是对的,爸爸应当纠正这个错误做法。” 李恒钧这个一向工作勤恳,诚实厚道,意志坚强的人,此时眼里噙满了泪花。
失去工作不当紧,关键是父亲为此受到牵连,这让李道宽很难过。他下定决心,通过读书求知,寻求改变命运的途径。
可是,求学路上,李道宽面临着难以跨越的障碍,那些国立、省立及县立的中学都不愿收他,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上私立中学。
可是,私立中学收费高,家里条件不允许,这该怎么办呢?
恰在这年,已经成家的二哥道揆从上海给家里寄回了一笔钱,父亲李恒钧收到这笔钱后,想用它来为油桐改良场解决现实困难,母亲胡懿仙不予支持,她要用这笔钱培养残儿道宽读书。
李道宽被送到涪陵的一所私立中学,学校的名字叫“涪光”。
涪光中学的教导主任张序之先生是荣桂乡绅士杨述勋的表弟,杨先生恰又是改良场会计老杨的兄长,这样以来,李道宽就顺利地进入到涪光中学去读书了。
1946年秋,重返教室的李道宽已经17岁了。
当时,战事吃紧,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百姓家里谁也不敢存放过夜的钱。胡懿仙把二儿子道揆寄来的钱全部买成玉米存放起来。
玉米容易生虫,放得不能太久,又不能增值,胡懿仙于是就又想了一个办法:用玉米作饲料养猪,猪养大了再卖钱,儿子的学费不就不愁了?
胡懿仙开始学着养起猪来。
喂猪的时候,为了尽量节省玉米,胡懿仙每天拐着一双小脚上山去割猪草。一年四季,不论风雨,50多岁的胡懿仙,起早贪黑,天天上山割草。有一次,剁猪草的时候,由于疲劳过度,一不留神竟将刀砍在了自己的左手母指上,血流一地。李道宽闻迅赶来,见母亲的拇指仅剩一层皮连着手,儿子捧着母亲血淋淋的手,失声痛哭:“妈呀!别喂猪了,我不上学了!”
母亲用颤抖的声音安慰他说:“好孩子,别说傻话,我就是累死,也得把你供到毕业啊!”
在缺医少药的乡下,母亲手上的伤口经过好长时间都难以愈合,她的那只手变了形,从此失去了灵活性。每当看到妈妈的那只手,李道宽就会感到内疚,他的学习更加刻苦用功。
李道宽一生唱得最多、最动情的歌就是《母亲》——
母亲的光辉,
好比灿烂的旭日,
永远照耀你的身。
母亲的慈爱,
好比和煦的阳春,
永远温暖你的心。
她殷殷地希望你上进,
为了你,
她尝尽了人世的苦辛!
二、涪光之光
在故乡读书时,由姐姐道淳背送;流亡路上,读汉江小学、高店镇小学、荣桂乡小学、李渡镇小学,有弟弟道传搀扶,李道宽从小就没离开过亲人的眷顾。可现在,他不得不一个人到离家30多华里的涪光中学去读书,他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他暗自下决心,自己的路要自己走!
他开始练习用单拐走路,腾出一只手来端水、打饭、洗衣服。
很长一段时间,他无法习惯。
他当众摔过好多次跤,膝盖上的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可他始终没有放弃。每次摔倒,他就紧咬牙关爬起来,他要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他可以适应学校生活,他不是学校的累赘。
生活上的困难克服了,学习上的困难就更不用怕了。夜里,灯熄了,老师检查学生就寝情况,他不敢违反学校的规定,可是,第二天早上起得早一点儿却没人管。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当同学们还在梦乡里的时候,李道宽就早早地起了床,一个人悄悄地走进教室里,点上小油灯开始晨读了。
不知为什么,李道宽的几何学一开始学得并不好。从第一课老师讲“两条直线只有一个交点”的命题证明时,他就听得迷迷乎乎。后来,在老师的精心辅导下,他终于开窍了。
常言说:“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一旦对这门功课发生兴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李道宽觉得数学太神奇了,他的几何学是越学越轻松,越学越上瘾,这门功课学得出乎意外地好。
由于李道宽的学习一直名列前茅,同学们选他当了班长。涪光中学是男女合校,男生有男生部,女生有女生部。平时自习、吃饭,男女生是分开的,互不来往。即便是上课的时候,男女同班,相互之间也都不说话。
一、二年级风平浪静的过去了。可是,到了1948年秋,升入三年级之后,班上的事情突然多了起来。
班里有个叫万全福的同学是个公子哥,家里有些钱,年龄也大些,所以尽管个子不高,可干起坏事儿一个抵几个。他经常恃强欺弱,同学们有些恨他,私下里大家骂他:“个子矮,一肚子拐!”
有一次,这个万全福指挥几个小兄弟把废纸、抹布搓成团,蘸满水,在上课前悄悄放到女同学的座位上。等预备铃响了,男生都坐好了,女生进来了。她们穿的是蓝旗袍,进到教室,一个个看也不看就坐下了。一坐下去,她们就感觉到整个屁股都是湿的,于是就站起来抗议,有的女生还哭了,课堂秩序搞乱了,课没法上,作为班长,李道宽对此非常气愤。他对干了坏事的同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虽然他没有直接提万全福的名,可还是把他给得罪了。万全福扬言要砸李道宽的“黑砖”。李道宽不怕他,因为他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保护。
万全福最怕上英语,因为他不会背书,经常挨英语老师的板子。有一次上英语课之前,他小声对李道宽说:“班长,教教吧!”李道宽说:“只要你今后不再欺负人,我可以教你。”万全福答应了。万全福在李道宽的影响下,学习进步虽然不大,也不再欺负别人了。
李道宽是男班长,女生那边也有个班长叫陶世卉,年龄比李道宽稍长一点儿,为人很忠厚。俩人因为班上的事情经常聚在一起商量。有个叫吴惠珩的女同学,年龄小,活泼可爱,被同学们称作“校花”。这个机灵鬼,有段时间不知是怎么了,见到李道宽就喊“陶世卉”,见了陶世卉就喊“李道宽”。她这么一喊,弄得李道宽和陶世卉再也不好意思接触了。李道宽有些生气,把此事报告了训育主任邹剑龙。不久,在一次降国旗仪式上,邹老师竟然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点名批评了吴惠珩。李道宽后悔了,他没有料到邹老师会这样不留情面。心想,吴惠珩是师妹,搞点恶作剧,提醒一下就行了,哪能当众严厉批评啊。
节假日,别的学生像出笼的鸟儿一样放飞了,李道宽走不了路,只能一个人关在教室里。他并不感到寂寞,因为在国文老师的引导下,他正津津有味地阅读着诸如《家》、《春》、《秋》那些在当时比较流行的小说。
李道宽酷爱文学,想当作家,上中学的时候,就对《中学生》、《开明少年》这两本刊物特别感兴趣,不仅每期必读,而且还为他们投稿。他写的《开学第一天》就被《开明少年》刊登过。
三、《X刊》
涪光中学大门内有一条宽三四米、长约七八十米的通道,通道两侧的墙被同学们称作“民主墙”。同学们把自己的《班报》或手抄文稿张贴在各自班的园地里,供师生们观展、学习和交流。
在李道宽的记忆里,刚开始这些墙报办得质量一般,后来经老师指点,越办越好了。办得较好的有黄国寅、叶润芳同学主编的《黄叶》,有李正洁、陈良模、徐忠良和李道宽主编的《Exercise》,这些园地受到同学们的喜爱。
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老师把《班刊》交由李道宽负责编辑。他约请了几位同学一起组稿。李道宽的毛笔字写得好,内容就由他负责抄写。他把园地分成若干区间,分别安上:“学习一得”、“抒情短笛”、“生活拾零”、“社会百态”等小标题,《班刊》办得很有特色。
到初中三年级时,李正洁留级与李道宽同班,这个人理科成绩不太好,却独痴迷于文学。他积极向李道宽主办的《班刊》投稿,文章写得好,不落俗套,很有个性。他写一篇被李道宽用一篇,一来二往,他们就成了知音。李道宽长李正洁一岁,因为都姓李,两人便以兄弟相称。
李正洁建议,把墙报改版为油印,张贴改为发行,不定期改为定期,把全校的文艺爱好者都吸引过来。这一建议与李道宽一拍即合。
可是,油印需要花些钱,李道宽无能为力,李正洁却有办法,他将这笔开支全部承担了起来。李正洁家就在涪陵县城北门口上,家里开了一个小饭馆,生意很不错。不仅如此,李正洁的姐夫还是当地报社有名的记者,李正洁就是受了他这个姐夫影响,才热爱写作的。李正洁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很受父母疼爱,他伸手向父母要钱,从来就没拒绝过,何况这次是干正事儿,所以买纸张、油墨、蜡纸等东西的费用,都由李正洁一人包了。
新的刊物叫什么名字呢?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叫《学习》比较合适。这一名称是借用英语练习本上EXERCISE BOOK 的原意。为了有点新意,李道宽建议,干脆简称《X刊》算了,这个名字既简洁又新潮。
《X刊》正式出版了!
李道宽和李正洁两人作了分工,刻写、印刷由李道宽承担,其余工作均由李正洁负责。李道宽跑去找教导处罗干事,把他们的想法讲给罗干事,请求借用学校的油印机,立即得到允许。
没有稿源怎么办?他们决定以本刊名义聘请同学中的文艺爱好者为本刊特约通讯员。他们还制作了聘书,由李正洁派送。同学们接到聘书,都很高兴,稿子很快就有了着落。
八开半月刊《X刊》出了一段时间,内容由原来侧重学习、生活等内容,放大为“社会见闻”、“少年视角”。他所刊登的《黄果树下的囚徒》、《钱啊,钱》、《毕业梦》等,深受同学们的喜爱。特别是音乐老师刘权德写的涉及爱情的诗歌,扣人心弦,引得同学们争相传阅。
这一刊物很快被传到县立高级中学及附近学校,印数也由原来的一二十份,增至六七十份。
毕业前夕,《X刊》却被勒令停办了。
这都是李道宽的一篇稿子惹的祸。
学生碗里的饭越来越稀,饭桌上有时只有一盆咸米汤,同学们很气愤。在一次各班伙食代表会议上,同学们推选李道宽担任伙食团团长。李道宽决心不辜负大家的希望,一定要把实情摸清。于是,他住进米仓房,对食堂进行全程监督。
米仓是个中转站,从学校大仓领到的碛米(糙米,即学生交上来的米),从这里送到加工厂,加工出来的白米,按入伙学生人数每餐定量送进厨房。李道宽住进米仓房后,每天都进行过细核算。通过深入观察和了解,他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原来,学生的食米和菜金都让分管食堂的白寿山给贪占了。于是,他写了一篇题为《学生的菜金、食米到哪里去了?》的文章,登在《X刊》上。
白寿山的叔父白渊是涪光中学的校长,看到这篇文章后大发雷霆,勒令让李道宽立即将《X刊》停办,并收缴、销毁已分发的刊物,如其不然,就要将他开除。想不到,平常绅士派头十足的白校长,一旦触犯了个人利益,竟变得如此蛮横。李道宽不甘示弱,据理力争,结果弄得白校长理屈词穷。
胳膊拧不过大腿,《X刊》还是被停了刊。
眼看1949年暑假就要到了,同学们即将劳燕分飞,十几位通讯员兑钱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像,将这段美好的友情定了格。可惜的是,这张珍贵的照片,在1958年“交心运动”时上缴,接受审查,之后再没发还。这张照片的遗失,成了李道宽心中永远的一个结。
四、前夜
村头的路边有一棵很大的黄果树,行人们常在这里歇息。有一次,李道宽正在树下歇脚,看到一群囚犯被人押着从眼前经过。
犯人的胳膊都被一条粗大的绳子绑着,前后有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端着枪看守。被绑的人个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走起路来东倒西歪,有的人走不动了,轻者被喝斥,重者挨枪托。
李道宽悄悄问身边的乡亲:“他们这是犯了什么罪?”
老乡小声告诉他:“这是壮丁!”
回到家中,李道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父母,父母惊恐地对他说:“现在世道乱得很,没事就呆在屋里,不要出去乱走了,尤其是不要说狂话啊。”
当天晚上,在父母的催促下,李道宽早早地就熄了灯。不一会儿就听远处传来枪声,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大人哭孩子叫。
“唉!不知今晚谁家的壮丁又被抓了。”父母在黑暗中叹息。李道宽这才明白,“石头滚上坡,灯草打破了锅。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只许它叫唤,不许人出声。”这首在学校里听来的《古怪歌》原来是有深义的。
乡下到处抓壮丁,城里天天起风潮。
法币、关金卷、金圆券,走马灯似的换,今天能买一头牛,明天只剩一张纸。粮行纷纷关门,涪陵县城爆发了抢米风潮。粮行被砸,伤人无数,社会乱成了一团麻。
不知为什么,这些天学校的气氛却突然活跃起来。
校内外贴了几幅标语,祝贺校长白渊的夫人唐克琼提名为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星期天,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听校方负责人训话:“今天是选举国大代表的日子,凡涪光中学的学生都必须去选举站投票,大家把笔墨都准备好,一律选唐克琼。”
几百名学生排着长队到选举现场,带队的人从选举办公室抢出好多捆空白选票,每个学生发一匝。李道宽重复地写着“唐克琼”三个字,心里不觉一阵好笑。
毕业将近,又将面临失业,李道宽一肚子心事想找人倾诉,于是他去找几何老师鲁廷榕。
鲁廷榕是江苏人,大学毕业,高个子,待人热情,讲课水平高,很受学生爱戴。因为李道宽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所以鲁老师对他喜爱有加。每次批改李道宽的作业,他都格外过细,一点差错都不放过。他们之间虽然是师生,可无话不谈。除了谈学习,还谈家庭,谈社会。从言谈举止中,不难看出,鲁老师对现实怀有深深的不满。谈及贪官污吏、民不聊生的现实,他常常义愤填膺。他曾多次对李道宽说,这样黑暗的社会不灭亡,天理不容。
鲁老师失踪了!
李道宽害怕极了,转而去找音乐老师刘权德。刘老师同样是他最信任的青年教师。在李道宽眼里,这是他遇到了最称职的音乐老师,这位老师不是在教音乐,而是在教做人,他常把自己的爱恨情仇溶入到课堂上,让音乐课充满激情,浸润情感。李道宽从这位老师身上不仅学会了《夜莺曲》、《古怪歌》、《迢迢长夜何时旦?》、《山那边哟好地方》等等歌曲,也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可是,就在前一天夜里,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音乐教师却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抓了去。
就在李道宽和同学们正为鲁廷榕、刘权德的离去担惊受怕的时候,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审讯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
“说!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不是!”
刘权德真的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一个进步青年。
不久,刘权德就被保释出狱。可是,由于遭受过残酷摧残,他的精神失常了。
回忆起涪光中学所经历的那些难忘的往事,李道宽满怀深情地说:“涪光三年,于我实属不易,可残酷的社会现实促我冷静思考,爱恨交织的情感变化将我从少年推向了青年。”
编辑:yourui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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