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之泪》—第七章 “天中”遗梦

　　地处淮北平原、京广铁路东侧的汝南县城，因位于汝河之南而得名。

　　汝南据有悠久的历史，为中原名镇。

　　古代，禹分中国为九州，因豫州居九州之中，故称“中州”。汝南位于中州之中，故称“天中”。

　　1949年1月，汝南解放，中共汝南地委临时专员公署就设在汝南。同年4月，汝南地委与桐柏第一、第二专署合并，改称确山行政公署。8月，确山行政公署迁往信阳，改称信阳专区，汝南县成为信阳专区下属县。1950年，曾另置汝南市，次年4月即被撤销。1965年5月，包括汝南在内的北部几个县市从信阳专区划出来，设驻马店专区。正因如此，1954年7月，当李道宽怀揣由信阳行政公署出据的介绍信及个人档案，告别年迈的母亲，只身前往汝南任教时，这时的汝南尚属信阳行政公署所管辖。

一、独在异乡

　　当时，对于李道宽来说，从信阳乘火车到驻马店比较容易，可下了火车之后，向东到汝南就麻烦了。

　　这是一条土路，高低起伏，坑坑洼洼，加上之前刚下过一场大雨，汽车、马车都无法通行，急等报到的李道宽只得雇了一辆人力车拉着自己往汝南赶。

　　驻马店距汝南30多公里，李道宽和拉车的老乡起早贪黑，整整走了一整天。

　　时值盛夏，闷热难当。李道宽坐在上下颠簸的人力车上，白天头顶骄阳，大汗淋淋；夜晚，蚊虫袭面，让他抓耳挠腮。更为恐惧的是，天黑下来之后，路两边的高秆作物，被野风一吹，时不时发出阴森可怕的声响。

　　总算到了汝南县城，可眼前一片漆黑。尽管早有思想准备，可当凄凉从四周合围过来的那一瞬间，李道宽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李道宽来到汝南县人民政府教育科，递交了介绍信及个人档案，被分配到正在组建中的汝南县第二中学（简称“汝南二中”）。

　　汝南二中的前身是“汝宁府中学堂”，始建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校址位于汝宁府察院旧址。据考，察院是明清两代淮北一代秀才考举人的试场。1901年，清朝政府实行新政，推行学校教育，将“书院”改为“学堂”。

　　解放后，汝宁府中学堂更名为“河南省立汝南中学”。经过不断发展壮大，到1954年7月，该校高中部迁到汝南县城北关外，成立“河南省立汝南高中”，初中部留原址，校名更为“汝南县第二初级中学”。

　　高中部刚迁走，图书馆内一片狼籍，刚刚报道的李道宽主动到图书馆帮助清理图书。

　　新招的初一年级8个班，和从一中拨来的8个班（其中三年级5个班，二年级3个班），共16个班，9月1日如期开学。校领导班子配备齐全，教师来自四面八方，虽然相互之间都不了解，可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很高，相互团结也很好。

　　当时人手少，每个教师担负的任务都很重。李道宽一人担了五个班的政治课，还兼任第三班的班主任。他没有一句怨言，他把这样的分工当作组织对他的信任。

　　李道宽整天忙碌，竟然把思家念亲的烦恼忘得一干二净。毕竟是吃大米长大的，到汝南后天天吃面食很不习惯。吃不好，又加上教学任务非常繁重，李道宽的身体消瘦得很厉害，不久就感觉体力不支了。几个从南方来的教师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有的甚至由此产生思想波动，要求调走。这一情况引起校领导的高度关注。他们想办法去购买大米，让食堂专门做扣碗米饭，让喜欢吃米饭的老师挂牌预订。

　　吃饭的问题得以解决，李道宽就安下心来。

　　第一学期顺利结束，校领导找李道宽谈话，对他的教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李道宽很感动。

　　1955年春，也就是来到汝南二中半年之后，李道宽首次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短暂的幸福

　　1955年春，一些热心的人开始为26岁的李道宽物色对象。是啊，他不仅早已到了成家的年龄，而且腿脚不便，是得有一个人照顾他。

　　学校医务室的护士冯秀莲，通过观察，发觉李道宽为人忠厚，非常敬业，是个出色的好男人，便主动给李道宽做媒，要把自己最要好的姐妹介绍给他认识。

　　李道宽整天忙着教学，对个人问题根本没当一回事儿。冯护士给他提亲时，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甚至还劝别人，自己条件不好，不要为他的事多操心了。

　　冯护士知道，这是他思想上有顾虑，怕女方嫌弃他，万一不成没面子。于是就说：“女方愿意与你见面。”

　　“不会吧？”李道宽缺少自信。

　　“人家就等你发话了。”

　　“那就见见吧，不过，你要先把我的情况跟别人讲清楚。”

　　“讲过了，人家没意见，这事就看你了。”

　　“我一个残疾人，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只要女方没意见就行了。”

　　没两天，二人见面了。女的叫李尚英，比李道宽小两岁，是汝南高中医务室的护士，人长得清纯秀气，说起话来慢声细语，非常中听。

　　谈话过程中，李道宽注意到，尚英的脊柱有些弯曲，双肩总也端不平，一问才知道，她也是一位曾被疾病折磨着的姑娘。

　　同命相怜，初次见面，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工作，谈理想，谈生活，双方的感情在沟通中日渐加深。

　　汝南高中在城外，距汝南二中有一段不近的距离。李道宽走路困难，所以每逢周末，尚英便到他的宿舍去看他。

　　通过交谈，李道宽不仅对尚英，而且对她的家庭也都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李尚英的祖父李耀如，在开封袁坊一带是位享有盛誉的老中医。尚英的父亲李镇五是家中长子，为了帮助父亲支撑家业，供应弟弟妹妹读书，他本人只上到初中就辍了学。

　　抗日战争期间，李镇五带着家人由开封逃难到南阳，后落户汝南县城。最初，他在河南省汝南县第六中学基建课任职员，当过汝南六中的会计。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他到河南省汝南园艺高级职业学校任会计主任。解放后，调任汝南中学当会计。

　　老先生对新中国充满信心，他把自己的家称作“三乐堂”：仰不愧于天，俯无欺于民，此一乐也；度过劫波，父母俱存，兄弟姐妹无恙，二乐也；立志教育救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三乐也。

　　李尚英当年随父母逃难南阳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胸膜炎，由于无钱医治，整整耽误了一年时间。她总算活过来了，可落下了终身残疾——脊柱弯曲、肩部不平，这就像一块巨石压得她抬不起头来。

　　初中没毕业，尚英就因病不能继续上学了。回到家里，她非常苦闷。她被送去学护理，之后便在校医务室做护士。之前，她也曾谈过一个男朋友，是某部首长的警卫员，他们相处很好，可是不久，小伙子随部南下，从此音讯皆无。

　　尚英的坦诚让李道宽非常感动，他也把自己残疾的由来、家庭成份、求学痛苦及初恋的经过连底儿端出来。

　　当谈到对爱情的看法时，他们出现了分歧。

　　李尚英认为李道宽在这个问题上过于消极，在她看来，残疾人也是人，不应逃避爱情，应当大胆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共同的遭遇，一样的心境，让两颗年轻的心拴在了一起。几周后，在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李尚英再次来到李道宽宿舍的时候，她向他发出邀请：“我爸妈想见见你。”

　　“是吗？那我得去卖点礼物。”他喜出望外。

　　“不用，不用了。你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两人喜笑颜开地站到了二老面前。慈祥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未来的女婿。

　　“尚英有你这个朋友我们都很高兴、很放心，但我女儿身体不好，我们家成份也不好，你要慎重考虑啊。”李镇五说话开门见山。

　　“伯父、伯母，我都想好了，只要她同意，我愿意和尚英结婚。请二老放心，我会对她好的。”李道宽郑重承诺。

　　“这就好。”老人没在多言，笑着离开了。

　　一直站在一旁的尚英红着脸走过来，一把拉过李道宽的手，把他拽进了自己的小屋。

　　此后，每逢周末，道宽就和尚英一起去看露天电影。每次电影结束，二人就边吃芝麻酥糖，边说悄悄话儿。那种幸福劲儿，让那些关心他们的人都嫉妒。

　　1955年“五一”前夕，这对儿新人领了“结婚证”。校工会、教研组为他们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婚礼上，他们向毛主席鞠了三个躬，在大家的哄闹声中，一五一十地汇报恋爱经过。之后，让新娘唱歌，李尚英拗不过，只好唱一段红色歌剧《白毛女》片段。“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刚唱了两句，由于过于激动，尚英唱不下去了，李道宽接着唱。

　　歌声，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这对新人的快乐，得到全校师生的共同分享。

　　洞房设在李道宽原来的住室，这个房子有点不伦不类。屋顶是个半边厦，不方不正，空间狭小，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课桌，除此之外，连个洗脸架都没处落脚。原先的单人床很窄，李道宽找来一块木板把它加宽。墙用报纸新糊过，摆设都是旧的，只有李道宽身上穿的那件中山装是新做的。

　　此前，李正洁与何兴华结婚，李道宽赠送给他们一本精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作为贺礼，如今，李道宽结婚了，远在四川的李正洁也寄来一本书表示祝贺，书名叫：《把一切献给党》。

　　李道宽的弟弟道传，从朝鲜战场凯旋回国，正赶上哥哥的婚礼，特意送上一方绣有和平鸽、红葡萄的湘绣被面。婚礼上，道传还代表家人，郑重其事地向尚英深深地鞠了一躬。

　　看着一身戎装的小叔子，不仅英俊潇洒，而且知书达礼，尚英赞不绝口。

　　新婚的幸福是那样的短暂，接下来，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这对夫妻很快就被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三、掉进政治漩涡

　　解放之前，战火不断，解放之后，运动成串。“三反”“五反”刚刚结束，1955年，又展开了一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大批判。

　　“肃反”运动开始了！

　　胡风是早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文艺理论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在进步文艺界中历来有不同意见和批评。这时，针对胡风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展开的猛烈批判，迅速转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镇压。这种把文艺思想争论当作政治斗争来进行的做法，特别是没有经过核实，就把胡风及跟他有联系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外进步作家）都当作“反革命集团”成员来批斗，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之间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大冤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意外地出现了一个殃及文艺战线的“倒春寒”！李道宽在这样的季节里，也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喷嚏。

　　这年夏天，放暑假的事还没来得及安排，学校就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求全体中学教师都集中到信阳去参加所谓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学习班”。

　　当时，汝南县正发大水，灾情相当严重，没人组织抗洪救灾，干部们都关在屋子里批胡风去了。教师有的坐船，有的淌水，没日没夜地往信阳赶。

　　学习班设在信阳高中，这里曾是李道宽的母校，如今却变成了口诛笔伐的战场。

　　开始先学文件，老师们都认为胡风的事儿与他们无关，所以大家也没什么压力。李道宽还借机回家去看了看自己的老母亲。

　　母亲一见面就问起儿媳尚英的情况，李道宽告诉她，尚英这次也来学习了，只是两人没分在一起，改天有空一定带她回来拜见母亲。

　　不几天，李尚英和李道宽一起去见老母亲，母亲看到尚英身体瘦弱，很心疼，她一定要儿媳天天回来吃饭，她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变着样儿做给儿媳吃。

　　得知尚英吃不惯大米，母亲每天想着法儿包水饺、打卤面、做包子，饭好后就让女儿道淳给尚英送去。尚英很感动，可又怕影响不好，就劝姐姐不要送了。姐姐回来将这一情况告诉母亲，母亲生气了。

　　“明天我去送，我看谁能阻止我！”

　　政治最终战胜不了亲情，所以人间才充满爱。假如政治战胜了亲情，演绎出来的必然是悲剧；假如亲情战胜了政治，演绎出来的不是喜剧，也是活剧，决不会是死剧。

　　学习文件告一段落，转入对历史问题的交待。

　　人人写自传，门都不许出，也不许私下交谈，就像在进行一场严格的考试。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开始开会。所谓的“重点人”被迫上台发言，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李道宽的老师李凌霄、王呈虹也在其中。

　　“重点人”大会交待之后，进入重点审查阶段。这个阶段时间很长，采取的办法主要是“追”和“揭”。

　　所谓“追”，就是对没有说清说够说透的要追根求源；所谓“揭”，就是对没有交待完全的，一一给予揭发。

　　当然，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整人。所以，很快就过度到最后一个阶段：“斗”。

　　工作队的人个个是斗人的高手，他们首先在学习组里挑选骨干，对他们进行组训，然后向这些“积极分子”透露“重点人”的历史问题及交待情况，让“积极分子”在他们的统一指挥下对“重点人”展开批斗。

　　知识分子一旦被发动起来，在他们之间埋下仇恨的种子，政治运动就有很看头了。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能写又能讲，想整谁总是可以找出充足的理由，有了理由就好办了，于是他们就会运用哲学、逻辑学甚至是文学的手法，把整人变成为一门整人的艺术，这门整人术充满浪漫和想象，让旁观者如坐雾里云烟，让被整者心惊胆颤。

　　当然，整人光有想象力和技巧还是不够的，还得有好的体力和精神。学习班上，他们对“重点人”进行“追”、 “揭”、“斗”一轮之后，觉得目的还没达到，更准确地说是还没过够瘾，于是又开始了一轮新的进攻。

　　在李道宽的记忆中，学习班的这个夏天热过了头，阳光下的土地，简直成了“铁板烧”，空气里到处充满着烤肉的血腥味儿。

　　汝南二中有个语文老师叫谢秉忠，是个被斗对象，他与李道宽同处一室。一天中午，正在午睡，轮到李道宽放哨了，发觉大家都在熟睡，李道宽就坐在墙角偷偷打顿儿。一会儿，谢秉忠要喝水，李道宽同意了。这位老先生下床喝了几口水，突然转身将鸡毛掸子的竹竿猛插进了自己的口腔，鲜血一下喷了出来，李道宽惊呆了，急忙大喊：“救人哪！”

　　一时间，好多人围了上来，大家费了很大劲儿，才将鸡毛掸子从谢老师的嘴里拨出来。经过抢救，谢老师总算活了下来，但对他的斗争攻势更加凶猛。李道宽也因警惕性不高，受到严厉批评。

　　8月的一天，领导宣布进行“保密大检查”。李道宽得到通知，要对他在信阳的家进行检查。李道宽由两名工作队员“护送”到家后，让他们进屋检查。他们站着不动，命令李道宽将家里的柜子、箱子、被子等都打开，自己查。

　　李道宽盲无目的乱翻一通。

　　翻完衣物、翻书籍，当翻到弟弟的书箱时，在一本《英汉四用词典》里翻出一张台币，李道宽没见过，觉得稀罕，就取出来交给工作队员。这下闯下大祸！他们非要李道如实交待这张台币的来历。

　　李道宽一无所知。

　　事实上，这张台币的来历并不复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回归后的台湾印行了一套纸币。这套纸币虽然只在台湾流通，可由于往返台湾与大陆的同胞很多，不知从什么渠道，少部分台币就流到了大陆。1948年到南京读书的李道传，不知从哪儿得到一张小面值的台币，因为希奇，就用它来当了书签。

　　可是，这一切，李道宽怎么能说得清？

　　因为说不清一张小小台币的来历，李道宽成了“特嫌”（特务嫌疑）。从那一天起，每遇政治运动，他都罪责难逃。不仅如此，这事还株连到他的家人。

　　秋风秋雨秋煞人，眼看快到阴历十月底了，学习班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李道宽每天望着窗外的落叶，一愁莫展。

　　终于有一天，指挥这次运动的人被雷或电辟醒了，忽然宣布学习班结束。

　　学习班结束了，那些靠搞政治运动起家的政客，把“重点人”继续关起来审查，继续过他们的瘾。于是，像李道宽岳父那样经历复杂的“重点人”，继续接受审查，其余的回校复课。

　　当李道宽回到学校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一个学期已经过了一半。

　　因为许多老师仍受审查没能返校，教学任务又必须完成，只能在现有的老师身上加担子。李道宽的班主任虽然被撤消，可三个班的政治课、四个班的历史课，简直让他忙得连吃饭、睡觉的功夫都没有。

四、“中右”

　　1956年，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也大都提前完成。这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尽快结束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人唯一的正确的选择，符合国情，大快人心！

　　当李道宽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夜不能寐，第二天，他手捧报纸，反复研读。经过认真学习，他由衷地说：“共产党真英明，真伟大，知错就改，这辈子我就跟定它了！”

　　紧接着，教师的工资提了，个个笑逐颜开。

　　春天来了，万象更新。

　　迎春晚会上，教师们载歌载舞。李道宽手拿短笛，参与到丝竹合奏组，为师生演奏了《茉莉花》、《紫竹调》，赢得满堂喝彩。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春风秋雨，转眼又是一年。

　　1957年12月，学校提前放了寒假，全汝南的教师都集中在城关镇“帮助党整风”。

　　听清楚了，这回是帮助党“整风”，没提整人。

　　李道宽和所有的老师正觉得蹊跷，县委领导开始作诚恳的动员了，他们大会小会劝大家提意见，并且用毛主席的话劝大家：“有则改之，无者加免；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从“请你提”眼看已经到了“逼你说”的地步了，有人信以为真，于是，他们中间的“意志薄弱者”就开始响应号召，试探性地提建议、意见了。

　　从屈原、李白、杜甫，一直到胡风及后来的马寅初，中国的知识分子愣是改不过来一个毛病，那就是“单纯”。单纯容易矫情，矫情容易给点阳光就灿烂。眼下，这些单纯的人们，把该提的、不该提的意见和建议又提了一大堆。越提越多，越提越尖锐，语言不过瘾就写，写“大字报”。可他们哪里晓得，语言一旦变成文字，那就是罪证。

　　有人专门统计，每人每天鸣放的条数及书写的“大字报”数量。奇怪的是，小组长以上的领导竟然个个一改模范带头的常态，在帮党整风中像帖了封条，人人“抱着葫芦不开瓢”。有个美术老师给这些人画幅《八仙过海》的漫画，讽刺正副校长、正副主任、团委书记在整风运动的风浪中坐着一条小舟，嘴上贴了封条。

　　李道宽觉得画得有意思，看别人往上签名，他也往上签了一个。李道宽看到某单位“大字报”后有感而发，连夜写了一篇《向党上书》的“大字报”。

　　他们这些夫子们哪里知道，这是人家在“引蛇出洞”。正当他们自鸣得意的时候，整风运动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向，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反攻开始了。

　　很快，那些说了几句真话，提了若干意见的知识分子们，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过去，他们提的意见，写的大字报，都成了罪证。秋后算账开始了。揪一个，斗一个。凡是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的统统关起来。

　　李道宽不仅提过很多意见，而且还敢在漫画上签名，更为胆大的是他居然“向党上书”，反了不成？

　　关起来！

　　小小囚室，关了一堆曾帮助党整风的知识分子。为了让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有人在囚室里装了一个小喇叭，每次开斗之前，先播放“河南坠子”助威。

　　整人的时候来点伴奏，这种发明，只怕只有中国才有。这一招还真管用，到后来，形成习惯了，只要一听坠子调响起，那些将要被批斗的人就魂不附体。

　　这天下午，坠子调按时响起，即将挨整的李道宽拐着双拐站在群众中间。

　　“李道宽，你可知罪？”阴冷的声音不知是从粗壮的鼻孔里，还是从牙逢中挤出来的。

　　“我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不该丑化领导、丑化整风运动；二是不该攻击‘肃反’，不该用封建社会那种‘上书’的形式攻击党。”李道宽长期站三尺讲台，练就了一副好嗓子，说起话来，有板有眼，即清晰，又充满磁力。

　　“这就完了？”这是在威逼。

　　“……”李道宽在关押的这些天，一直都在想，除了以上两条，实在想不出别的来。

　　“不要执迷不悟，要对自己的前途着想。”这是在利诱。

　　“……”

　　看李道宽确实想不出来，批判他的人坐不着了，把手往桌面上狠命一拍，怒目圆睁地喝斥道：“你除了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外，还有四条：一、攻击党的‘肃反’运动；二、污蔑党的领导为“八仙”；三、当过反动刊物（指当年在涪光办的那个名为《X刊》的小报）的主编；四、家藏台币。”

　　天啊，这人的记性可真好，他说不定记不得自己的父亲是谁，但他记住了所有能整治别人的理由。

　　批来批去，李道宽就那么点事儿，不够划右派的资格，所以最后只能享受“中右”的待遇。

　　这个待遇已经足够了，他因此被开除了团藉。

　　学校的头号右派是副校长申旦。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虽说是党外人士，可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解放时任过区长，镇压反革命时表现积极。可惜的是，当地委邀请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让他帮党整风时，他提了克服宗派情绪、改进党的领导的若干建议。

　　第二号右派是教导处副主任谢华生。他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当过中共（地下）遂平县委书记，在国民党监狱受过酷刑，虽然没有叛党但因为种种原因脱过党。他没有参与鸣放，可他仍然没能逃脱右派的厄运。

　　还有一个右派就是数学教师张越峰，他出身贫民，可他有怨气，他曾说过“肃反”好比把小孩打一顿再给块糖，还说过“粮食标准低、不够吃”，哪有力气教学生一类的大实话。

　　……

　　汝南二中，总共30多名教师，被打成右派的就有8个。

　　正值批斗右派的高潮时期，有天中午，所有汝南二中这一学区的教师，正蹲在地上吃午饭，这时来了一群贫下中农，他们走到教师跟前喊：“哪个是右派分子史文章？”

　　史文章摸不着头脑，胆颤心惊站起来。这时，一个农民顺手操起一盆稀饭从他头上浇下来。

　　史文章出身贫农，要过饭，历史上非常清白，就是因为在前不久说了粮食标准低、吃不饱，一下子成了反党的极先锋、忘本的大坏蛋。

　　史文章被人追着拳打脚踢，打倒在地之后，有人还在他的背心上用墨水歪歪斜斜地写上“大右派”三个字。

　　8个右派中，开除公职，被管制劳动的5人，逮捕2人，留用1人。

　　李道宽这次虽然幸免于难，可留在他心里的创伤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深重。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当你发现一个人落水，很想去救他，可自己又不会水，怎么办呢？到处呼唤，寻求救人途径。可是，等你把人找来了，落水的人已经淹死，别人不会埋怨你，可你自己很内疚。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当你发现一个人落水，很想去救他，可自己又不会水，怎么办呢？与其看着这人在痛苦中挣扎，不如早一点结束了他的性命。于是，就搬起一块石头，干脆来个“落井下石”。这种行为是不仁道的，应当受到道义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还有一种情况：当你发现一个人落水，立即就把他救了上来，他正感谢你，正准备报答你，这时你又把他重新推向深渊。这种情况要比第二种情况还要恶劣一万倍。

　　知识分子在“反右”斗争之后（直到“文化革命”结束）若干年的痛苦经历，与上述所讲的第三种情形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

　　嗟呼！中国的知识分子，你是中华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早行客。可是，不知为什么，在曙光到来之前，你们中间总会有人像飞蛾扑火一样成为牺牲。

五、交心竟然成交命

　　命即生命，这是人固有的天然权力。可是，这种固有的生存权利，不仅在野蛮、战火、自然灾害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就是在残酷的政治运动当中，也会变得非常脆弱。

　　“命若琴弦”、“命比纸薄”这些词语根本不足以形容命的轻，命的贱，只有当你亲眼目睹了许许多多性命，因为某种说不清的原因，大面积死亡的时候，你才会发觉，命原来是一种虚无的形式，说没就没了。

　　李道宽就曾经历过这样一番场景。

　　1958年，在汝南县教育系统反右派之后的暑假里，全县教师又被集中起来“向党交心”，进行所谓“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光斗思想，不斗肉体，那真是太便宜了。

　　按照要求，人人必须交出日记、笔记、教案，让领导审查，然后是人人过关，检查思想、立场、历史、对反右的看法，细而又细。

　　这种方法，表面看去，比反右斗争要文明一些，可事实上，它的玄机一点儿也不少。

　　李道宽是“重点人”，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家庭、社会关系及反右中的错误重新摆一摆，亮一亮。他承认自己在阶级斗争中认识没上去，在亲情、友情面前是有点没划清界限，今后一定要努力改造世界观，过好社会主义关。

　　尽管他很努力，可他的检查仍然通不过。无奈，他只得上纲上线，违心地写，不断地写。就在李道宽自贬自辱、自毁人格、自安罪名拼命向党交心的时候，汝南城内掀起了一股“搬家”风。

　　根据上面的布置，家家户户都必须从原来居住的房子里搬出来，只准带随身衣物，家具物什一律充公。所有人员一律到大食堂就餐，每天早、中两顿。每人发26斤主食票，饭稀馍小，根本吃不饱。

　　李道宽的岳父李镇五，在“肃反”运动中又是重点审查对象，反右斗争中被斗得死去活来，之后下放到离汝南县城几十里的韩庄中学等候处理，家中只有岳母一人。

　　丈夫生死未卜，家又搬得空空如也，岳母受到刺激，精神失常了。李道宽和妻子为老人担心，他们一有空就去老人的住处探望。有天清早，母亲的邻居祁大娘，让孙女来找尚英，小姑娘哭着对尚英说：“李奶奶出事了，快去看看吧！”李道宽和尚英赶忙奔过去，在几位邻居的协助下，把门打开一看，岳母早已悬梁自尽，身子僵硬。

　　好好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从邻居的议论中，李道宽得知岳母自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南关老院内的贫民竺某人引起的。这个姓竺的家里孩们多，靠卖豆芽为生，曾主动与李道宽的岳母陶淑兰协议，两家合养一头猪。猪苗由陶淑兰购卖，他家负责饲养。猪养成后，头蹄杂碎归竺家，猪肉两家平分。猪养大后杀了，陶淑兰去索要属于自己的那半扇猪肉，谁知那姓竺的却赖账不给，还反骂陶淑兰：“地主婆，想剥削俺，门也没有！”陶淑兰气得浑身发抖，回到家想想没活路，于是就悬梁自尽了。

　　由此看来，世上虽有为富不仁，但穷人也并不都是好人。

　　李道宽急忙找人捎信给岳父，让他回来料理后事。

　　岳父回来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眼见老伴的遗体躺在那里，他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李道宽急忙上前抱住老人，哭着劝道：“爸爸，为了尚英和我，您也一定要活下去啊！”

　　岳母葬于汝南县城西关外一片荒地上。按当地风俗，每隔七天应给老人上一次坟，直到第五个七天才告一段。

　　第一个七天到来的当天，李道宽雇了辆人力车，陪妻子尚英给岳母扫墓时，发现安葬岳母的棺木被人盗走了，老人的遗体被抛弃在露天里，惨不忍睹。尚英当时就晕倒在母亲身旁。李道宽抱住尚英掐她人中，她好半天才哭出声来。

　　心地善良的李道宽，从来没说过粗话，可是现在他却冲着苍天喊：“老天爷呀，你开开眼吧，用雷辟了这个丧天害理的盗墓贼吧！”

　　李道宽的岳父李镇五，处理完妻子的后事，第二天就回校了。乐天派的他从此变了，变得像个哑巴，整天不说一句话。

　　1958年秋季开学不久，韩庄中学突然派人来找尚英，说他爸爸病了，让她快去看看。

　　尚英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好，拔腿就走。李道宽也预感到不妙，为了保护妻子，他雇了一辆人力车。等走完二十多公里赶到韩庄中学时，天色已晚。当他们来到学校时，岳父早已去逝，遗体由一张破床单盖着。

　　韩庄中学的领导是李镇五教过的学生，他含着眼泪对李道宽和李尚英说：“李老师一直为失去老伴而伤心，没想到他于昨天投了井，我们没照顾好他，真对不起！”

　　短短一年，痛失双亲，尚英大病一场，一个多月下不了床。

　　李道宽每天起早贪黑，忙前忙后，苦苦支撑。

　　有天下午，李道宽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这时，忽听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一声孤鸿的哀鸣，他抬头张望，只见一只失群的大雁在空中独自南飞。触景生情，他不觉悲凉袭心，晕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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