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之泪》—第八章 高天厚土

　　李道宽摔了一跤，摔得鼻青脸肿，被人抬回家中，昏昏沉沉睡了整整两天。

　　他累了。身累，心更累。

　　他的天空，乌云密布；他的生活，危机四伏。这时的他，只要一闭上眼，就会想到死亡。

　　用心力交瘁已不足以形容他的状况。

　　当他努力睁开那双充血的眼睛，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妻子尚英。

　　“再多睡会儿。”妻子俯下行将枯干的身体，微笑着对丈夫说。

　　“我是戴罪之身，政治恐怕是不能再教了。”他对妻子说。

　　“那就教语文。”妻子说。

　　“语文恐怕也不行，它也是有阶级性的。”

　　“照你这么说，哪一科才没有阶级性啊？”

　　“数学，我教数学。”

　　丈夫为教好政治课，花了那么多功夫，现如今不能教了，作为妻子真不知如何安慰他，夫妻就那么颇此默默地注视着。

　　“我渴。”李道宽的胸膛在燃烧。

　　妻子把早已准备好的温水端过来。他欠了欠身子想坐起来，被她轻轻地摁住了。

　　“躺着吧！”她用小勺儿将水一点点送到他的唇边。

　　“甜的？”他问。

　　“我放了点葡萄糖。”她说，“你发烧，嘴苦，咱家又没有糖，我把昨天医生给你打针剩下的葡萄糖倒进去了。”

　　“能喝吗？”

　　“你忘了，我是医生。”

　　黄连一般的命啊，得到了亲情的泉水，便会坚强地活下去。

　　活着吧，天无绝人之路。只要还活着，你就会有机会看到生命的美丽。

　　李道宽咬紧牙，再一次从苦难中勇敢地爬将起来！

一、救救孩子

　　李道宽没有孩子，可他非常爱孩子，爱所有的孩子。在他心目中，每一个自己曾教过的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每当见到兄弟姐妹的孩子，他总是抱过来，亲了又亲，如获至宝一般。

　　可是，现在他一个也见不到了。

　　这些小鸟儿，如今都飞到哪里去了呢？

　　又是“反右”，又是“交心”，人被整得死去活来，亲人之间的书信早已阻绝。李道宽发出的信，至今没有回音。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就在这时，李道宽突然接到弟弟道传从北大荒寄来的信。从弟弟的信中，他才得知，弟弟已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姐姐道淳已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下放到农村管制劳动。

　　姐姐在农村，一无房屋，二无土地，三无亲人，她怎么生活呢？况且姐姐是戴罪之身，天天挨批挨斗，跟随她的三个孩子又怎么办？

　　李道宽急得团团转，可他却想不出一点办法。当他从弟弟信中看到，姐姐正上初中的大女儿维莲无依无靠时，他便决定把维莲接到自己身边来上学。虽然，这时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可孩子上学更要紧。

　　维莲接到舅舅道宽的通知，很快就背着行李到了汝南。

　　当这个可爱的孩子站到李道宽面前时，李道宽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姐姐，想起了姐姐背着自己走在上学路上的情景。

　　多年前，有次放学回家的路上，天突然下起大雨，姐姐赶忙脱下自己的外衣，盖在弟弟头上。由于心急，跑得太快了，姐姐摔了一跤，摔疼了弟弟，弟弟哭了，姐姐跟着哭……。

　　想到这儿，李道宽陷入了深深的思念。

　　妻子尚英走过来，一把搂住这个从未谋面的外甥女，激动地对丈夫说：“这回好了，我们有女儿了！”

　　李道宽的大哥李道伦也被补划为右派，眼下正在京郊一个工地上监督劳动。李道伦当年在重庆大学学的工科，毕业后长期从事铁路工程设计，一向办事有根有据，爱认死理，可他心地善良，待人真诚。“帮党整风”时，他提了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可人家过后说他是反党。第一次划右派，没划到他，他还很侥幸，谁知没过多久，又来一轮，把他划成了“替补队员”。

　　母亲眼下正跟随李道宽的二哥一起生活，可二哥已下放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不久，李道宽又得知大哥也被补为右派，他实在放心不下，就跟妻子商量，想利用暑假到北京去探望母亲和两个哥哥的家人，妻子非常支持。

　　李道宽利用暑假前往北京，来到位于大耳胡同9号的大哥家探望。大哥家中只有疲惫不堪的大嫂蔡琼一边教书，一边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仨侄儿、侄女非常争气，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李道宽给他们每人送了一枝钢笔，以资鼓励。可是，受父亲的株连，侄女李巍被下放到陕北插队去了。

　　维莲的到来，让这个家庭平添很多生机。李道宽夫妇把维莲当女儿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尚英对这个苦命的孩子更是疼爱有加，视同己出。

　　可是不久，处于“大跃进”高潮中的汝南二中，响应以“劳”为主的号召，把所有学生都赶往城外的臻头河去捞铁砂。时值隆冬，小维莲和所在的女孩子一样，两腿站在冰河水里淘铁砂，结果个个都患了疼经和关节炎。从那以后，维莲和她的很多好姐妹都被关节炎折磨着。

　　1959年，李道宽在食堂吃饭，每月的粮食标准由29斤降到27斤，说是每人每天再节约1两，实际上每月每人只有24斤标准粮。小维莲在学生食堂，更是吃不饱。李道宽看着孩子的眼窝陷了下去，很心疼，每次吃饭都尽量多喝南瓜汤，留下半根油条或一块馍饼偷偷拿回家给维莲。后来，连这一点点小小的恩惠也办不到了。正长身体的小维莲饿得面黄肌瘦，眼看着连头都要抬不直了，李道宽再心疼也没办法。

　　小外甥女明莲，跟着自己的妈妈生活在农村。她很争气、很顽强，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她上了中学，成绩非常好，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天分，可惜在那个年代，孩子最终没能逃出厄运。

　　小外甥铁牛，小学没毕业就不得不随着母亲下田劳动了。

　　正当李道宽为亲人的苦难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中时，有一天，突然收到老同学李正洁的来信。信被揉搓得皱皱巴巴，到李道宽手上已字迹模糊。信中得知，李正洁也被打成右派，正在涪陵荣桂乡下管制劳动。李正洁自己有病，老婆与他离了婚，孩子没饭吃，饿得连路都走不动，恳请李道宽看在昔日同窗的情份上，救救他的孩子。

　　看着这封字字是血，句句有泪的来信，李道宽真如万箭穿胸，痛苦难当。

　　李道宽立即写下一封回信，劝李正洁要坚强地活下去，并把自己仅有的十元钱寄上。去发信了，李道宽又觉得不安全，于是急中生智，顺手取出一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小册子，把钱夹在书中。他天真的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保险了，可谁知，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李正洁的信，说他寄去的信被人拆了，书中的钱被人取走。

　　李道宽接到这封信，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笨，为什么不寄挂号信。其实，他原本是想寄挂号的，到了邮局他又临时改变了主意，他怕用挂号，万一让人查出来自己会挨整，于是就用普通邮件，谁知偏就出了这类事情！

　　李正洁从此没了音信。后来证实，他和他的孩子们，都被活活地饿死了！

　　李道宽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大哭了一场。

　　“李正洁才华横溢，解放之初便投身革命，后来当记者，在《乌江日报》是笔杆子，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一定会成为很好的作家。遭贱人才，这是作孽啊！”

　　时至今日，忆及这位老同学，李道宽仍心存自责。他恨自己是个自私的胆小鬼，害了正洁和孩子。事实上，李正洁的死，跟他并无关系。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过去我只知道“信阳事件”中死了不少人，可哪里知道，同一时期，从死人的数量看，“信阳事件”远不及四川饿死的人多！作为后来人，对于李道宽这代人的经历，我听了之后毛骨悚然，难以置信。可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

　　历史不容背叛，背叛就意味着犯罪！

　　写到这儿，我的心堵得慌，连续几天都做噩梦。有天半夜，我从梦中惊醒，坐在黑暗里，脑子里突然冒出两句北岛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寻找光明！”

　　处于苦难中的李道宽，他的光明又在哪儿呢？

二、唯“成份”论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记得填表的时候还要写“成份”。我们家不是贫农，也不是中农，是“下中农”，于是，每一次我就在表格的某一栏里清清楚楚地写上“下中农”三个字。表格里还有一栏叫“出身”，刚开始我闹不清这与“成份”有什么区别，经请教才知道，这二者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

　　成份：由本人解放前三年的主要生活来源决定。解放前三年如果靠剥削他人过活，要么是资本家，要么是地主。既有剥削又兼有劳动，成份就要复杂一些。成份在“土改”时期是共产党区别敌、我、友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解放后三年，没有重新划过成份，套用的是“土改”时的成份。

　　出身：即家庭出身，指的是本人所在的家庭情况。家庭出身由当家人的成份决定。例如：当家人是地主成份，他的子女就是地主家庭出身，这不表明子女就是地主成份。家庭出身对个人的政治态度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

　　可是，在唯成分论的年代，往往把这两个东西拴在一起。

　　《百年潮》2005年第5期刊登过一篇，是关于丁汝昌的身世调查。文中说，甲午海战中的爱国将领丁汝昌有个孙子，土改时被划为“破产地主”，可他已经死了，于是这地主的帽子就传给了土改时只有十来岁的曾孙女。看到没，成份在当时的中国，竟然是可以代代相传的。

　　正因为如此，别看李道宽解放前净受罪，一天福也没享过，可因为父亲的关系，他却受到了成份的重压。李道宽的家庭成份应是“职员”，可填表的时候总也通不过，填“职员兼地主”也不行，万般无奈，他只好填“地主”。

　　既然是地主，清理阶级队伍时，李恒钧当然不能幸免。1953年，他被清理回乡。

　　从四川回到自己的家乡后，李恒钧怕连累家人，于是独自一人回到了李家寨居住。李家寨的父老乡亲都还念着他的好，所以没人难为他。李恒钧在外闯荡几十年，见多识广，很快身边就围过来很多乡亲叙话儿。

　　说话就到了1956年，农村开始推行粮食统购统销，乡亲们有些想不通，于是就去找李恒钧。李恒钧就此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没想到这下惹出祸端！不久，他因攻击党的政策获罪入狱，被判5年徒刑。

　　李恒钧坐进大狱，身心倍受摧残，不久就作下病来，数月后，才被保外就医。

　　饥饿加上疾病的折磨，李恒钧于1959年春死于故乡信阳。

　　他的死，家人浑然不知。妻子胡懿仙被二儿子接到了北京，其他几个儿子都在外地，只有被打成右派在乡下监督劳动的女儿道淳前来料理他的后事。

　　李恒钧死了，带走了一生的风霜雪雨，带走了晚年的凄凉和悲伤，可是他留下了一顶帽子，这顶沉重的“地主”帽子，压得他的后人抬不起头来。

　　1960年，维莲初中毕业时填写档案，把表拿回家问舅舅李道宽怎么填。一看到表上的“家庭成份”、“主要成员”、“社会关系”等等，李道宽就揪心。他说：“填吧，就填地主。”

　　维莲哭了，哭得很伤心。

　　看着伤心的孩子，李道宽的心都碎了。他问天：孩子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怎么能当“地主”？

　　三年后，维莲从信阳卫校毕业了。得知她与本班一位姓白的小伙子相爱，李道宽很高兴。小白相貌堂堂，有志气、有理想，好学上进，是个难得的好青年。可是，听说小白家是地主，李道宽就想，这俩孩子的家庭成份都这么高，未来咋办呢？他毫不犹豫就投了反对票。于是这一对有情人被生生撤散。没想到小白多年不娶，维莲嫁人后又离婚。李道宽常为自己给孩子铸成的终生大错而悔恨。

　　妻子尚英受成份影响就更惨。

　　尚英1949年参加工作，当时分配在汝南县粮食局，后调入汝南高中当护士，跟随老医生傅静修学习中西医技术，进步很快。她虽然体质差，可工作很努力，连年当模范。当她正顶着失去双亲的痛苦，在汝南高中精心护理得了浮肿病的师生时，1959年冬有一天，总务处的领导给她下令：立即回家，停止工作！

　　从来不卑不亢的尚英上前质问：“我犯了什么错？”

　　答：“你没犯错。”

　　问：“那为什么把我处理回家？”

　　答：“不知道。”

　　这简直就是无赖！

　　无赖的政治，历来就是政治流氓繁殖的温床。

　　尚英泪流满面地回到家中，李道宽帮她擦去脸上的泪水，劝她：“记住，今后不论多难，我都不会离开你。你也不要离开我，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尚英哭得更厉害了。

　　几天后，心情总也不能平静的尚英与好友冯秀莲一起去找县卫生科的科长。科长对尚英以往的工作很满意，决定把她介绍到大王桥卫生院去工作。

　　大王桥卫生院在汝南县的西北角上，离县城四十公里，这么老远，交通不便，是去还是不去？

　　去！尚英毫不犹豫。从此，她成了靠工分吃饭的“赤脚医生”。

　　大王桥卫生院，当时缺医少药，尚英去了之后，一般病症，她都会诊治，特别是小儿科，她更在行，加上她的态度好，对病人就像亲人，找她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到大王桥没有汽车，尚英不能每个周末都回县城，李道宽又走不了远路，夫妇俩只能相互思念，相互祝福。夜深人静的时候，李道宽思念妻子，便坐在门前，仰望天上云追月，轻声唱起自己谱写的恋歌。

　　三年，整整三年，他们就这样牛郎织女一样地生活着。

　　1961年暑天，中央决定在饿死了无数性命的信阳地区实行“休养生息”。李道宽雇了一辆人力车，让人拉着去看望自己的妻子。他们沿柏油路先向西走近50华里到水屯，然后再北行30华里土路才到大王桥。

　　丈夫的意外到来，让尚英喜不自胜。

　　维莲放假也来了，一家三口难得团圆，其乐融融。

　　尚英日夜忙碌，很辛苦。身为丈夫，李道宽帮不上忙。懂事的维莲，每天给舅母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有时还跑到病房替舅母跑跑腿，照顾一下病人。

　　这样的日子虽然很短暂，可是很温馨。

　　1962年，尚英决定辞工回城。在县卫生科科长的帮助下，她被安排在汝南县城南大街诊所当医生，没有工资，仍靠工分生活。

　　尚英是该所唯一的女医生，她没明没夜地忙碌着，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和夫妻团聚机会。她医术好，对病人热情，看病细心周到，很快受到大家的欢迎。

　　远在北京的老母亲，惦记道宽一家，睡不熟，吃不香，坚决要求到汝南照顾他们。不久，老人来到汝南，每天帮一家人买菜、做饭、洗衣服，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三、腿祭

　　李道宽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中右”，被开除了团籍，政治生命就此完结。不能教政治了，就改教数学吧。

　　这一改，可把李道宽难坏了！

　　教这么多年政治，没有摸过数学，很多东西都忘了，这还不算，关键是教数学，板书多，而且要用三角板、圆规之类的辅助工具，这对架着双拐的李道宽难度可真是太大了。他练习用左手扶墙，右手板书。一堂课下来，常常汗流浃背。即使冬天，汗水也常把内衣浸湿。遇上连堂，他吃不消。分给他的课又特别重，他几乎天天得上讲台，一年到头没停过。有时画图太专心，一不留神，把拐给忘了，重心一偏就能摔个“倒栽葱”。好几次，他都因为不小心，摔得满脸是血。

　　受伤的事儿不仅出现在讲台，有时也出现在风雨冰雪的路上。每当他拄住拐杖行走在冰冻或泥泞的道路上，就会有老师和同学们走过来扶他，他怕连累人家，不愿让人靠近。

　　战战兢兢中行走的李道宽，羡慕长着两条好腿的人们。1960年暑假，他赴北京探望母亲，抽空到一家大的骨科医院去看病，他问大夫，自己的残肢还能不能装上假肢。大夫检测后说：“残腿往上提，有一定力量，有带假肢的可能，但没有绝对把握。尤其是带假肢要先截肢，很痛苦，一定要慎重。”

　　李道宽听说有带假肢走路的可能，决心把这一设想变为现实。半年后，他请假再赴北京做截肢手术。

　　手术前，医生对他说：“残腿后蹬无力，向右外侧运动力弱，带假肢没有把握。”

　　可是李道宽主义已定，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他也要付出努力。

　　手术开始了，医生为他作了腰部麻醉。躺在手术台上的李道宽虽说看不见大夫，可截肢的过程他全知道。

　　在对残肢进行牵引拉直时，医生发现李道宽的盆骨与股骨之间，奇形弯曲已小于90度，拉直的难度太大，不得不在盆、股两骨间植入一个撑骨。这样仍然没有达到一百八十度，所以又加注了一次麻醉剂。

　　夜里，李道宽从麻醉中醒来，疼得他在床上呻吟不止，护士劝他千万不要动，免得引起大出血。

　　他坚持着，嘴唇都被咬破了。

　　痛苦不堪的李道宽这时多么想自己的妻子啊，可她此时不在身边，她正在大王桥医院紧张地救命呢。

　　那是一个被中国人称作“困难时期”的特殊时期，在那个时间段里，许多中国人因为饥饿而得了浮肿病。看着这些正处于危难之中的病人，李尚英心如刀绞。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医生，她爱自己的丈夫，更爱自己的病人，她待病人像亲人，她成了那些病人生命中的一根稻草。

　　第二天，二嫂手捧鲜花来看他。她掀开被子摸着浸透鲜血的绷带问：“道宽，还痛吗？”

　　李道宽眼含热泪说：“好多了，二嫂你忙，别再往返看我了，回家告诉妈妈，让她放心，我没事儿。”

　　拆线以后，伤口愈合极好，十天后出院回到二哥家，又休息两个月，待肿胀消退，李道宽便满怀希望来到假肢厂制作假腿。

　　当时，假肢的材料非常缺，工厂只能用硬木配钢筋做假肢。假肢做好了，重约十斤，李道宽把它绑在身上练习走路。假腿不能向后蹬，好腿就不能迈步；股骨与盆骨没有拉直，站立时身体重心也落不到一条直线上；残肢左右运动无力，假肢失控，丢掉双拐根本无法行走。

　　改造肉体丢掉双拐的幻想破灭了！

　　离京之前，他还是装上假肢，站在妈妈身旁，照了一张不拄拐的合影，以此宽慰母亲。

　　返回汝南后，见他仍拄双拐，有人问他为什么没带假腿，他只说：“材料太沉，走不动，以后再做一个轻的。”

　　没料到，后来却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每逢天气剧变，如：突然的高温、低气压、大风降温、暴风雪、久雨突晴等，他的那条残腿的刀口，就如刀割似的疼痛。有时痛得他浑身打颤，吃止疼药也减轻不了苦痛。

　　他偏又是一个特别自尊的人，不太愿意让旁人看到他的痛苦。疼的时候，他想叫不敢叫，常常折磨得他痛不欲生。

　　后来，他从专家那里了解到，这是由于手术后神经再生，神经末梢伸进伤口，因无肌肉保护，神经末梢外露，容易形成剧疼。只有采取局部麻醉，才能获得暂时的缓解。

　　此病总在深夜发作，到哪里去找麻醉医生？幸亏妻子在他发病治疗过程中，学会了寻找痛点、用药及注射的方法，要不然，他真不知道如何度过那一个个痛苦的漫漫长夜。

　　就是在这样痛苦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间断上课。为了练习不用尺子和圆规就把几何图形画好，他在住室的墙上，反复练习。他的指甲磨秃了，一不留心就出血，墙上留下了一个个血色的环，望着这个圆得不能再圆的环，他笑了。

　　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绝活，只要在黑板上顺手一圈，就是一个标准的圆；“叭”往中间一点，正是圆心。有人不信，拿了圆规去量，结果毫厘不差。

　　没出三年，李道宽居然成了汝南二中数学教研组的骨干，老师、同学都说他的几何课教得是最棒的。

四、大爱若隐

　　从大王桥回城后，刚过了一段平稳的日子，尚英又突然心事重重。李道宽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问这是为什么，没想到她这样说：“我对不起你，结婚这些年也没给你生个孩子。”

　　“原来是这事啊，我们没孩子不也过得好好的吗？”他安慰她说。

　　“妈想抱孙子了。”尚英指指母亲，轻声对丈夫说，“咱赶快要一个吧！”

　　李道宽欲言又止。他在想，自己出身不好，政治前途渺茫，若有了孩子，今后求学不能，工作无着，岂不是作孽？

　　就在这时，他们意外地捡到了一个女儿！

　　话得从三年前，也就是1959年秋天说起。

　　那时，李道宽接了初中三年级的课。不到一个月，他发现班上有个叫羊守模的女同学得了一种怪病。不久，这个同学就不能走路，被迫退学了。

　　李道宽对这个学生特别挂心，经常打听这个同学的情况，由此结识了这个同学的父亲。

　　一年后，羊守模返校了，重读初三，李道宽又教她。这时，守模的病情虽然得到了控制，可后遗症很明显。当一腿前伸行走时，另一条腿就会向外翻。

　　可是，羊守模很聪慧，功课一听就会，悟性极高，又能吃苦，学习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1961年，她考上了汝南高中，父女俩来向李道宽报喜，他听了很高兴。从那之后，每逢周六，守模便从汝南高中到李道宽家来看望奶奶及师母，帮助她们做家务。因为维莲于一年前就考上信阳卫校上学走了，家中有些冷清，守模的到来，受到全家人的欢迎。

　　1962年春有一天，李道宽突然收到一封守模的信，她要求做李道宽的女儿，言词恳切，非常感人。李道宽把信交给尚英，尚英念给妈妈听，她们都非常高兴，愿意接收守模。

　　李道宽立即回信：“今后这里就是你的家，爸爸、妈妈、奶奶都欢迎你随时回来！”

　　1964年夏，守模高中毕业了，她准备报考大学，可因体检不合格，报考大学的资格被取消。眼瞅着十多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又在一个女孩子的身上重演，李道宽愤怒至极，可他无能为力，只能徒叹奈何。

　　守模回到农村，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两人谈了一段时间，因守模残疾，两人分手了。一个这么有才华的孩子，不仅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力，而且连爱的权利都没有，她该多么伤心啊！

　　不久，守模离乡背井去了新疆。到新疆后，她给李道宽夫妇发来一封信。信写得颇为凄凉。

　　正处于困难时期的李道宽和妻子商量，为解女儿燃眉之急，每月先寄去10元钱的生活费。直到女儿成家，从未来间断。

　　守模成家了，她和自己的丈夫在新疆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可她总是惦着远在家乡的李道宽一家人。得知李道宽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守模给李道宽寄来了羊皮背心；胡懿仙奶奶过生日，她亲手做一件大红棉袄寄回来。李道宽为有这样的好女儿而自豪，如果有人流露出重男轻女的思想，他就会对人说：“女儿好，女儿好，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胡懿仙穿着大红袄，逢人就说：“这是我孙女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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