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之泪》—第九章　“文革”惊魂

　　为站好讲台改造残肢的幻想破灭了，李道宽不后悔。为了把数学教好，尽管尝试失败了，他也心甘情愿。身残志坚的李道宽不甘平庸，所以他注定要比一般人多吃很多苦头。

　　当时，学生中有“代数容易几何难”的说法，教师也常发出“几何难教、作业难改、成绩难升”的感慨。李道宽决心将这根硬骨头啃出点味道来。他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一是让学生喜欢几何；二是尽快找出一条学好几何的途径。从来没有教过几何的李道宽，以当时的基础，要做到以上两点，难度可想而知。

　　李道宽边读书，边请教。可是，当时，一无图书参考，二无名师指点，把他难为得不行。他四处托人购买有关初等数学方面的图书。书买来了，有《初等数学复习及研究》、《几何三种》、《高等代数教程》、《教学法概论》、《形式逻辑学》等等，加上自己订阅的《数学通报》、《数学教师》等刊物，资料有了，于是他就一本一本地啃。

　　那是反右派斗争搞得正起劲的时候，刚拔完“白旗”，他却偷偷地去走“白专”道路，风险之大，不必多说。其实，李道宽也怕得很，白天他不敢翻这些书，只有到了晚上，他才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偷偷把书展开。经过努力，李道宽终于把几何学啃出了一点儿味道来。正当他一步一个脚印向着自己锁定的目标奋勇前进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红色中国成了一块“铁板烧”！

一、大难临头

　　从中国共产党八届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夕（1956年到1966年），在中共党史上，习惯称作“十年探索”阶段。这十年，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犯了一些错误。

　　“这十年中的错误，毛泽东无疑要担负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央主席，而且因为一些重大的错误思想和决策是由他提出或由他支持的，有时甚至是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了比较正确的意见的结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53页。）

　　十年探索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无论规模、程度、性质，与以前的“肃反”、“反右斗争”、“四清”等运动，均不能等量齐观，它给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严重破坏。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大革命”中所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是史无前例的。

　　这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后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利用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这场大革命之所以要堂而皇之的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

　　这年5月，汝南县城关各学校就全部停课了，教职员工全部集中在汝南师范学校内学习。各学校原来的负责人全都“靠边站”了，汝南二中由新蔡县教育局局长率领的“五人工作组”帮助“四清”：“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

　　当时的提法是：“见到的、听到的、感觉的、怀疑的坏人坏事都要揭，背靠背地揭，面对面地揭。”揭出来之后，工作组按材料把人分成四类：一、二类是好的、较好的；三类是有问题、要批的；四类是敌我矛盾要斗的。

　　通过层层筛选，首先把一、二类人分出来，作为依靠的力量，好对三、四类人进行批斗。李道宽是四类人，这是一开始就没有悬念的。

　　把人分为几类，然后利用其中一类去镇压或打击另外一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巩固地位最常用的方法。然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尤其是在政治运动泛滥的六、七十年代，这种手段竟然被发挥到极至，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

　　被打成异类的李道宽，就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对命运失去了控制力。面对充满血腥的红色海洋，风口浪尖上的李道宽只能闭上双眼，麻木地接受一次又一次批判。挨了多少斗，挨了谁的斗，他早已无法历数。他早已被斗得灵魂出窍，万念俱焚。

　　死，对于他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这是注定的，只是个时间问题。眼下的事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纵那些人往自己身上泼脏水。他只有一个念头，作为人，死要死个干净，活要活个清白。

　　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名誉看得至高无上。在他们看来，头可断，血可流，人格不能丢。

　　汝南二中被划到三、四类人的教师有20多位，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这些人，同命相怜，心是通的。有一天，一位和李道宽同时挨斗的老师，见李道宽愁眉不展，伤心欲绝，于是就对李道宽小声说：“李老师，我们人类骂人时常说：‘这个狗东西！’你知道人家狗是怎么骂的吗？”

　　“不知道。”

　　“狗与狗之间骂：‘这个人东西！’”

　　李道宽笑了。

　　是啊，狗哪有人坏啊！人是高级动物，长着心眼儿。这“心眼儿”要是没长端正，一旦使起坏来，畜生何以敌手？

　　一向说话不带脏字的李道宽，看到那些可恶的所谓“极先锋”，有时就会想：要是狗见了这些人，是不是会说：“瞧，这个人东西！”

二、大义儿媳救婆母

　　李道宽被关押起来，整天挨批挨斗，家里只有老母亲和尚英在家。娘俩相依为命，提心吊胆。

　　1966年6月中旬，教师们从汝南师范学校分散回校投入“文化大革命”。学生这时也被通知返校，他们回来不是复课，而是搞运动。

　　“四清工作队”动员学生用“大字报”向老师开炮。学生在他们的煽动下，开始揭发老师，老师也开始相互揭发。几天后，学校的墙上到处都被贴上了“大字报”。李道宽住室外面，全被糊满了，连门也被封死。“大字报”很神圣，你不能揭，一揭就说你是破坏运动。

　　母亲出不来，儿媳进不去，这可怎么办？

　　母亲已经被关了一天了，没吃的不说，房间没厕所，这可怎么办？尚英急了，傍晚，她趁人不注意，她用小刀把纸割条缝儿，把正默默流泪的母亲拉了出来。看见院子里被涂得乱七八糟，母亲知道儿子又要大难临头，非常伤心。好在她不认字，不知“大字报”上都写些啥，要不然，那些污言秽语非把老太太气死不可。

　　尚英早已雇了一辆板车，把母亲连同几件行李一起拉出去，她们躲在南大街蔡家院内的一间小屋里。

三、106个白天黑夜

　　七月中旬放暑假，全县教师再次集中到城关，教育战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赵荣主抓。

　　新一轮的批斗火力很猛。

　　这一次，李道宽连续被斗共计106天。

　　106天，庄稼都可以种一茬了，可一个残疾人竟然没被整死，可见骨头之硬，信念之坚。

　　暑假了，可批斗一天也没停下。学校把一些政治骨干留下来，美其名曰“护校”，其实就是首批发展起来的“红卫兵”。这些人非常吃香，他们和教师中的第一类人，戴上了写有“红卫兵”字样的袖标，趾高气扬，神气十足。

　　这些人，对内打老师，对外搞武斗，可以说是威震八面。如果有哪个单位的顽固份子屡攻不下，他们就会请汝南二中的“红卫兵”出面。有个别“红卫兵”，就像斗红了眼的鸡，看谁不顺眼，抬手就打，张口便骂。这哪里还属人类？分明是吃狼奶长大的非人啊！

　　这伙人打人、骂人，累了，烦了，就去打骂东西。

　　汝南是座古城，有不少文物，比如庙堂、碑坊之类的古建筑，他们一古脑儿全推倒，连老房子上的龙头、凤尾一类的装饰物，也都统统砸碎。

　　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来。

　　有一年，我去山东曲阜孔庙参观，发现庙前那块为纪念孔圣人立的汉白玉大石碑，不知何故，竟然从中间断为两截。我问讲解员这其中的原委，她告诉我，这是“文革”中，被一位北京的“红卫兵”小将搞断的。他竟有那么大的能耐？那座碑厚近一尺，要想把它拦腰折断，可真是不太容易。

　　“据说这碑当时怎么打也打不烂，那位‘红卫兵’的头头出了一个主意，命手下人从附近开来一台拖拉机，用钢丝绳拴着碑的上部，使劲儿一拉，碑断了。”

　　“这人现在还活着吗？”我问。

　　“早死了。”

　　“怎么死的？”

　　“不知道。”

　　懒得说这不耻于人类的东西，我们还是接着叙说李道宽的风雨人生吧。

　　不久，“红卫兵”从外地回来了，他们学到了一些新花样。于是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并且给这些组织贴上了堂而皇之的标签，其中一支自称“铁军”。

　　1966年8月，“铁军”在汝南二中的礼堂内扎起一个大草人，被说成是刘少奇。抱着大草人大腿的一群小人儿被说成是地、富、反、坏、右、叛、特等。

　　李道宽和十个“重点人”常在这里挨批斗。“红卫兵”给他们穿上长袍马褂儿，把他们化妆成牛鬼蛇神，让他们围着泥人表演。

　　有一次，由于批斗的群众太多，场地不够用，他们把包括李道宽在内的“牛鬼蛇神”押往露天场地批斗。在那里，李道宽发现被斗的人中竟然有汝南6中的校长杨殿元。

　　杨校长被人架到两条摞起来的板凳上，弯腰、举手，然后交待“罪行”。正当“打倒杨殿元！”的吼声一浪高过一浪，突然，有人窜上台，一脚将板凳踢翻，杨殿元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头破血流，不省人事。

　　李道宽吓出一身冷汗。这种场面他虽然经历得多了，可他见此情景，仍然很害怕。他这样想，如果一下死掉了还好，可要是半死不活，那可就太遭罪了。

　　李道宽挨过各种各样的侮辱，如：挤头、拳击、揪发、架飞机、站板凳、打棍棒、跪石子、画花脸、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等等。每一次，对他的意志都是一个考验。眼下，这种考验越来越严峻了。

　　这年8月中旬，一份《现行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李道宽的罪行》的材料整好了，上列七条罪状：

　　一、反动《X刊》社长；

　　二、反右时向党猖狂进攻；

　　三、私藏台币；

　　四、偷听敌台广播；

　　五、地主阶级的孝子、右派的同情人；

　　六、偏爱地富子女，腐蚀贫下中农；

　　七、宣传原子战争恐怖。

　　他们要李道宽在上面签字，李道宽坚决不签。

　　这时的李道宽，已经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物了，所以他什么都不怕了。他心里清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说是死，不说也是死。说，说得清清楚，明明白白，死了也不后悔。想到这儿，他站直了腰杆儿，清清了嗓门儿，大声说：“前三条我反复向组织上交待过了，没有新的内容可以补充。第五条，我承认，我割不断亲情，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第七条根本不存在，我保持沉默。对于四、六两条，请允许我作个说明：我妻子的同学送她一个矿石收音机，看到用一根探针、一块矿石就能收到广播，我觉得稀奇，就装上一根天线，为的是收听效果更好一点儿，但敌台我一次也没听过。至于第六条，我的任务是给学生上课，学生是什么成分这事不该我管，凡是我的学生，我都有义务为他们解答问题。我对学生是关心过，上年冬天，有个女同学没棉鞋穿，脚冻烂了，我把爱人的新棉鞋送给了她；有一个男同学大雪天还没穿棉裤，上课时冻得直哭，我出钱为他买了一条绒裤，这是我做教师的本分，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如果说关心他们就是腐蚀拉拢，那么不关心他们又是什么呢？”

　　这是正儿八经的人话，只有非人才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在场的人，多半儿低下了刚才不定还高傲得像企鹅一样的头颅。

　　沉默中，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如犬吠一样的尖叫：“斗到现在，他还敢嘴硬，把他拉出去，游街示众！”

　　几个膘形大汉押着李道宽就往外走。这时，有人把事先预备好的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摁到了李道宽的头上。

　　这顶高帽子是由一个红卫兵小将发明的。它由三根竹干高高竖起，高两米多，重达十几斤。这样的高帽子肯定戴不稳，于是就有人专门从一旁用长长的竹干支住。由于与皮接触处裸露着带刺的粗铁丝，只要往头上一杵，必定刺破皮肤，流出鲜血。要是放到现在，这种发明就可以申请基尼斯世界纪录了。

　　李道宽的头被这顶高耸入云的帽子卡破了，鲜血顺着眼角往下流，一直流到衣服上。他有些眩晕，想往下倒，可信念告诉他：“你不能倒！他们越是高喊打倒你，你就越不能倒。倒了，他们就胜利了。不能向恶势力示弱！”

　　在太阳的烘烤下，李道宽真切地闻到了被烘烤得冒烟血腥味儿。

　　这段历史，被李道宽的难友周守成写进了《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1966年9月中旬，开学了，学生回到学校，工作组想把斗了十个教师的事告一段落，必须叫每人在工作组整好的材料上签字，以便定罪、给处分。事前，他们做好了一顶高帽子，学生‘红卫兵’队长某某拿来，叫我先戴上试试，还问我是否合头。铁丝尖刺得我头皮痛，我忙说：‘合头、合头’。

　　下午两点半，他们叫李道宽老师去签字，他看了整好的材料说：‘材料和事实不符，我不签字。’有个人就集合学生，叫李道宽戴高帽子游街。李是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只准他拄一根拐，头戴高帽子，一走一歪，帽子戴不稳，有个学生就用一根长竹竿绑在高帽顶端撑住。李道宽上身的衣服前后都被人用墨水写着‘反革命分子’几个大字，高帽子里的铁丝尖儿，扎得头上鲜血往下流，真是残忍到了极点！”

　　李道宽没有死，也没有屈服，他们就去折磨他的妻子。他们押住游街的李道宽专门站在妻子尚英工作的诊所部门前，敲起锣，打起鼓，鬼哭狼嚎一般狂喊：“打倒反革命分子李道宽！”、“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李道宽！”

　　眼见丈夫受到这般污辱，尚英当场气得昏死过去。李道宽愤怒了，他狮子一般地吼道：“我有罪，我一人承担，你们有多大能奈，都施在我身上吧！欺负一个柔弱女子，算什么本事！”

　　那天晚上，李道宽的头部、颈部被打得伤痕累累，加上他的头皮被高帽子揭了一块下来，疼得睡不着。冥冥之中，李道宽如泣如诉地唱起那首老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毛泽东……。”

四、谁主沉浮

　　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

　　此时，李道宽和郑成初（一个好提意见的大学毕业生）及周守成、王栋身、胡荫棠、李健民、李德俊、韩会英、孔焕若等10个“反革命分子”正同囚一室，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他们没有行动自由，每天关在房子里反省，偶尔也会让他们出来放放风，但这种机会很少。

　　出门看天，对他们这些失去自由的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

　　有一天，汝南高中一位教外语的黄老师，利用打开水的时机，一头扎进了沸腾的开水锅自杀身亡。从此，李道宽他们出门的机会没有了，他们被日夜轮流的岗哨看得严严实实的。

　　没几天，站岗的学生都去串连了，李道宽们就想，这下好了，可以自由了。可是谁知，“红教工”又来了。他们不让李道宽们闲着，强制他们干各种各样的重活。

　　1966年的寒冬腊月，北风刺骨，李道宽们的手皱裂了，可不给发手套，他们光着手劳动还不算，还得去和泥、糊墙壁。

　　年前，串连的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带回来一些宣传单让李道宽们学习。有些学生开始反省了，有些人对李道宽们还产生了同情，他们公开批评汝南县的“文化大革命”与“中央文革”的指示不相一致，不应该都是群众斗群众，被斗的应当平反。在学生的支持下，被划为第三类的教师们，以唐殿松、佟惠民为代表，成立了一个“曙光造反团”。打成“反革命”的十人，以郑成初、周守成为代表，也成立了一个组织，起名叫“反修赤卫队”。他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了。

　　学生中分成两大派，造反派占多数，保守派是少数。两派对立，泾渭分明。学生造反派与“曙光造反团”、“反修赤卫队”联合起来，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人把原工作队队长也押了回来，开他的批判会。“曙光”、“反修”的人摆事实、讲道理，斗争搞得很文明。队长检讨错误，交出了过去整人的材料，经造反派代表清点之后，于12月中旬的某一天，这些材料被当众焚毁。队长还代表工作队，向被整的“三、四类”教师道了歉，并宣布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十人平了反。

　　这一切看上去就像是演戏，是悲剧是喜剧，一时说不清，反正挺热闹。

五、“现行反革命”

　　1966年12月中旬，造反派联合成立“二中造反委员会”，简称“造委”。

　　在那个动荡的年月，政治气候说变就变。这会儿，“造委”的人不知怎么回事儿，又开始对一直操纵汝南二中斗争方向的党支部书记、“左”校长进行公开审查了。

　　李道宽对此并不感到高兴。他只觉得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这样的日子一天不结束，中国就没法太平。他希望早一天结束这样的动荡，还社会一个清静。

　　可是，高天厚土都无法左右得了，他的良好愿望又怎能轻易实现呢？

　　闹，大闹！闹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面对这种局势，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进行抗争。1967年1月19日，在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主张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与地方一样开展所谓大鸣大放等“四大”。2月11日、16日，在两次有许多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毛泽东在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很不满意，他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严厉的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又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组织对他们的围攻。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能。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压下去之后，无政府主义更加高涨。江青一伙将二月抗争巫指为“二月逆流”，向社会上散布，煽动群众掀起所谓“反击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活动。由此出现更大规模的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不断升级的局面。

　　反逆之风迅速刮到汝南。汝南县的公、检、法等专政机关也参与到运动之中。那些日子，不论白天黑夜，大喇叭、宣传车刺耳的尖叫声，气势汹汹，不绝于耳。

　　那个操纵汝南二中搞派性斗争的“左”校长出来了。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宣布“曙光”、“反修”都是反革命组织，“反修”的十个“反革命分子”还想造反，是实打实的“现行反革命”。

　　从“反革命”升至“现行反革命”，李道宽们的“地位”又上升了一个台阶。“红教工”中的个别干将，一怒之下砸了他们十个人的办公室，抢走了他们保管的公章。十个难兄难弟，又一次被囚禁在那个小黑屋里。

　　有人命手下干将，捏造了很多“黑材料”，上报公、检、法，准备把“曙光”、“反修”定为“反革命组织”，将唐、佟、郑、周四代表逮捕。公安局、检察院的人，提着手铐在四位代表面前大发淫威，说他们那十个人是搞打、砸、抢，伤了很多人。红口白牙，尽说不沾边的话。像李道宽这样，连路都走不稳的人，还能参加武斗？真是荒唐！

　　不过那年头，荒唐的事情就是多。

　　进入4月以后，全国武斗规模不断升级，社会秩序全乱了。汝南同全国一样，乱得不成样子。

　　解放军某部被派到汝南“支左”。有人专门探听消息，只要解放军支持哪一派，他们就往哪边靠。

　　到了7月，运动翻脸了。不久前还杀气腾腾的一干子人，转眼成了被揪斗的对象。被逮捕的群众全都放了，整人的“黑材料”也被全部被退还。

　　“支左”的部队领导，为了尽快促成两派之间的大联合，把副校长江春露解放出来，汝南二中成立了“三结合”领导班子，取名叫“革命委员会”。

　　李道宽天生不是一个搞运动的料，他虽然教过政治课，可他在政治面前是个低能儿。他常常被这眼前的政治风云弄得晕头转向，不知南北东西。他觉得这比任何一道方程式都难解。

　　是啊，政治方程历来哪有固定的根呢？

　　那些一起与他并肩挨斗，一起被打成反革命的很多人，有的早已成为地下的冤魂，可李道宽却还坚强的活着。虽然他活得苟延残喘，不伦不类，可他毕竟还活着。

　　李道宽能在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得以存活，得益于他有一位坚强的妻子。试想，他的妻子如果在他受到批判时跟他划清界限，如果对他的母亲不善，如果妻子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自寻短见，如果……，历史没有如果。

　　李道宽这对患难夫妻之间的爱情，在政治运动的洗礼面前岿然不动，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编辑：yourui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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