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将轶事

　　他， 1937 年 10 月参加八路军， 1938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师、军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国家体委主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他，荣获过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工作荣誉奖章”。他，身经百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经受过生与死的考验；性情耿介，在“文革”中与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过正面碰撞。他就是被周恩来总理称作“猛将”的王猛。

　　王猛是那个时代的大名人，可是，因为我年轻，以前对他缺乏必要的了解。直到 2004 年初，上级安排我参与写作他的传记，这才有机会走近他、了解他。接触过程中，我发现这位老人传奇一生中的轶闻趣事，或土或洋，亦庄亦谐，虽未能入传，但颇耐人寻味。我一直很想把它整理出来，由于工作忙，一直没能动笔。孰料，老人于去年夏天突然离开了我们。转眼就是他一周年的忌日，谨以此文表达我对这位老人的崇敬之意和纪念之情。

一

　　王猛，原名王宝田，字效孟。王猛说，他祖父是晚清秀才，在当地是有名的教书先生，当初为他取这个名字时，是希望他长大后做个像孟子一样有学问的人。参加革命后，王猛觉得“效孟”这个名字明显带有封建色彩，于是改为王猛。“猛”字取典于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十三之十中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王猛说：“大丈夫理应铁骨铮铮、威武不屈，不为官、不爱钱，磊磊落落、皎若日月！”

二

　　1920年 5 月 29 日，王猛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大赵家庄一户农民家庭。祖父王毓春和父亲王升泰不仅都是教书先生，而且还都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王猛 5 岁开始读书，遵循祖父和父亲的教诲，学习非常刻苦。他 10 岁那年，父亲突然病故，这让本来殷实的家庭陷入了困境。祖父只好将他转入私塾继续就读。王猛在爷爷的辅导下，背过《朱子治家格言》、《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著作和《左传》、《诗经》、《书经》、《古文释义》与唐诗中的一些篇章，阅读过《史记》、《资治通鉴》等正史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兵家武将、奇侠义士的豪迈风范及屈原的爱国情怀、陶渊明的淡泊名利、文天祥的忠贞不贰品格，对他的思想都产生过深刻影响。14岁那年，王猛考入家乡附近的李连家高小。靠着祖父微薄的收入和母亲务农织布挣来的钱，每月免强筹措 40 多斤玉米面，王猛坚持完成了学业。1935年夏，王猛以全科考试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但因家庭无力供其升学，只好回家务农。

　　“怪不得您的字和古文功底这么好，原来您练过童子功啊！”我说。

　　“好的你是没见着。”王猛笑笑说，“14 岁那年，我在爷爷指导下修家谱。爷爷看了我写的字很不满意，对我说：‘你的字就是到入殓我看也写不好’。”王猛把自己当年写的和父亲写的家谱摆在一起让我看，两相比较，果然差距较大。“现在有些人，字写得跟鬼画符一样，动不动就称书法家，还张口闭口多少钱一尺，说实在话，就那破字儿给我我都懒得要。”

　　王猛习惯把话说得直截了当。

三

　　1937年 7 月 7 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下旬，战火就烧到了王猛的家门口。家道中落，外敌入侵，忧愤中的王猛，跪别祖父和母亲，投奔到山东省乐陵县（今乐陵市）周砚波门下。周砚波当过王猛的老师，是地下共产党员。王猛由周砚波推荐，到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稽察处当秘书。12月，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1938年 1 月，王猛由第一路特务营政治教导员范景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八路军的队伍中，王猛的文化程度无疑算是高的。1938年 10 月，挺进纵队成立军政学校（后改称教导营），培训连、排军政干部和地方干部，王猛被首批选送入学。这是一所随营学校，开设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抗日游击战等课程。通过不长时间的学习，王猛眼界大开，理论水平和军政素质迅速提高。12月，只有 18 岁的王猛便被任命为学员队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王猛时时处处留心观察红军干部的言行举止，从他们身上学习思想作风和领导艺术。红军干部平时以身作则，战时冲锋在前，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使他深受教育。

四

　　跟王猛首长一起进餐几次，我发现他非常爱吃生辣椒，问之，则曰：1939 年初春，日伪军对边区进行“扫荡”，我随挺进纵队在冀鲁边津浦路以东至渤海湾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有天深夜，行军至一个村落，我又冻又饿，顺手就把老乡家墙上挂的一串干辣椒揣进怀里。一边行军一边嚼干辣椒，那之后，吃辣椒就上了瘾。

　　王猛不仅爱吃辣椒，而且还爱喝酒。他说，在广州军区任政委期间，论酒量，我抵不过司令员尤太忠，所以俩人斗酒的时候，我就说：“咱不比喝酒，比吃辣椒。毛主席说过，不会吃辣子不算真革命。”

　　由于患有糖尿病，晚年的时候，家属对王猛饮酒控制很严。不过，对于他，饮酒和生吃辣椒已经成为一种嗜好，根本无法改变。我第一次在他家吃饭，他指着一瓶茅台酒对我说：“把它干了！”我说：“首长，我的酒量不行。”他说：“这么年轻，一斤酒都喝不了，谁信？”

　　我笑，他也笑。

五

　　王猛一生参战无数，问之，则曰：印象深的不多了。

　　不过，有那么一仗，数十年后，他连细节都还记得。那是1939年 5 月的一天拂晓，日军偷袭乐（陵）庆（云）边教导营所驻的一个村庄，被哨兵发现后，双方展开激战。教导营营长、老红军朱子伟立即组织部队投入战斗。王猛奉命带领学员队阻击西南面之敌。不料，一小股日军迂回到学员队的翼侧，使王猛所部两面受敌。形势万分危急，缺乏战斗经验的王猛一时不知所措。朱子伟见状大吼：“快扔手榴弹！”王猛这才反应过来，带领学员猛甩手榴弹。

　　战斗结束，朱子伟在全营干部会上对王猛提出严厉批评，说他：“看到敌人，慌里慌张！”王猛申辩说：“我没有怕死！”朱子伟说：“作为一名指挥员，不怕死是远远不够的，不仅要临危不惧，更要临危不乱！”

　　朱子伟的训导，让王猛看到了自身差距，从此更加虚心。

六

　　1940年 10 月，王猛改任第五团三营政治教导员。

　　第五团前身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曾被红军总部授予“模范红五团”称号。全团从团长、政治委员到营一级干部都是红军，连、排干部也大都是红军。抗战初才入伍的王猛任营教导员，有些官兵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王猛说，当时他不仅经常给部队报纸写稿件，而且团里的宿营报告、战斗总结大多出自他之手。很快，他就靠不怕吃苦、不怕死、讲起课来不拿稿子，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讲到这里，王猛说：“现在有些人懒，三言两语的祝酒词都要别人代写。最近我还听说，连民主生活会的发言稿都要别人代写。人家怎么能知道你在班子里的那些事情，这不是瞎胡闹嘛？”

七

　　

　　1943年 1 月，王猛从陆军中学结业，被任命为第二军分区（ 9 月改称第八军分区）基干团政治处副主任。8月初，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 4 个团、 7 个县大队及部分民兵讨伐鲁西南伪防共自治军司令兼郓城县长刘本功部。基干团奉命拔除郓城、鄄城两县接合部的据点。8月 2 日，新婚不久的王猛随部出发。8月 3 日，基干团利用夜幕悄悄包围了驻有 20 余名日军和 300 余名伪军的刘寺据点。作战中，基干团政治委员徐翼牺牲，王猛被任命为代理政治委员。12月，第八军分区基干团改称第六团，王猛任第六团政治处主任代政治委员。

　　“打仗的时候，您一般在什么位置？”我问。

　　“哪个地方任务最重，哪个地方最危险，哪里就是政工干部的位置。”他说，“政治工作不做到一线去，能有说服力吗？”

八

　　1945年 8 月中旬，冀鲁豫军区组成南、北、中三路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动进攻。第七团随第八军分区参加了中路进攻封丘城的战斗。21日，第八军分区部队将封丘城团团包围，计划于当晚发起进攻，由第六团担任从西门破城的主攻任务。下午，王猛来到突击连，检查了投弹组、突击组的战斗准备，又来到西门外南侧一居民院内的梯子组。刚踏进院门，一阵迫击炮弹、掷弹筒打过来，院墙倒塌，突击连伤亡过半，王猛的臀部也被弹片削去一块肉。王猛强忍伤痛，随前锋连一起冲击。翌日晨， 2000 多名日伪军全部被歼。23日中午，几辆日军坦克从开封方向赶来增援，激战中王猛再次负伤。

　　“文革”期间有段时间，造反派对王猛进行了连续七十多天的围攻和批斗，王猛实在撑不住了，准备决以死战。可是，一想到战场上几次负伤都没送命，于是暗下决心：“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干，老子都没眨过眼，难道还怕你们喊几句口号？”无欲则刚，在之后的日子里，王猛紧咬牙关，与飞扬跋扈的江青集团进行了殊死的抗争。

　　这是后话了。

九

　　1951 年 5 月，王猛升任为师政治委员，1952年 4 月，奉命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速成系学习。政治速成系 186 名学员都是作为提拔对象的军、师和正团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学院安排他们先上半年预科，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文化课程及军兵种基础知识，然后再上两年正科，学习政治理论、政治工作业务、军事科学等课程。王猛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深造机会。除上课外，还挤出大量时间看书，每天学习达 12 小时。南京的夏夜蒸笼般炎热，王猛在蚊帐里看书，大汗淋漓仍手不释卷，全身长满痱子。由于过度劳累，不到一年，他的体重从 80 公斤降至 65 公斤。

　　王猛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对许多问题有独到见解，即使对教员和书本上的观点也不盲从。政治工作考试有道题为论述古田会议决议的意义。王猛答：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将旧式军队的影响肃清了。教员扣了他的分。王猛询问扣分原因，教员说：旧式军队的影响现在还在不断清除，怎么那时就肃清了呢？王猛陈述：“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是指从思想上肃清，至于现在还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那是没有执行规定。我答的那句话写在‘毛选’的题解上，不信你看”。教员不得不向他表示歉意。军事考试有道关于团防御的试题，按教材规定，守军撤退时应放烟雾弹，王猛认为，如果没有烟雾弹，可用小部队掩护大部队撤退。可是，这一次虽经激烈争论，还是被扣了分。

　　一定的文化基础、正确的学习方法加上刻苦学习和独立思考，使王猛取得了全优的成绩。1954年 7 月，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给他记二等功一次，并为他颁发了奖状、奖章。

　　第一次来到王猛在北京的家，我发现书房、会客厅、餐厅，连走廊、厕所到处摆的都是书，我说：“这么多书啊！”

　　他说：“读书人不读书没法活，我一天不读书都难受。”

　　有些线装书已经旧得发黄，我说：“首长，长期翻阅这样的旧书，对身体不好。”

　　“对大脑好就行。”他说，“我不愿意读太简单的书，我喜欢古文，有嚼头。”

　　“您这样爱读书，真让人钦佩。”我说。

　　“年轻人，少拍马屁，多学知识。”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唉！现在有些人，身后带着千军万马，不知道他咋那样闲。要么拿着放大镜鉴定金石字画，要么倒腾盆景，作战地图都琢磨透没？”

　　忧心忡忡的王猛，更让我肃然起敬。

十

　　1955年 2 月，王猛从军事学院结业，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任政治部主任。1959年 7 月，庐山会议后期，发动了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王猛对否定彭德怀的一切深怀不满。一次，奉命去参加中共吉林省委组织的揭批彭德怀大会，主持人要他发言，他说：“今天严重感冒，讲不了！”

十一

　　王猛的伙食标准每月为 33 斤，妻子每月 30 斤，孩子的粮食要拿到学校。4个人（夫妻俩、岳母、保姆）吃 63 斤粮，生活本来就很困难了，可到 1960 年春季，家里一下又多了 7 位家乡来的客人。家里实在没东西吃，就带着家人外出摘树叶。因为营养严重不良，王猛得了浮肿病，好几次正给学员上大课，由于体力不支，竟晕倒在讲台上。当时，王猛的老部队就驻在长春，可他从没有向师、团领导张过口。后来，听人说王猛因为挨饿几次晕倒，有位老部下埋怨说，老首长，部队就在眼前，我们千军万马难道还缺你这一口吗？为何不言语一声？王猛说，那种情况下，大家都吃不饱，从战士嘴里抠口粮，我可干不了。

十二

　　1966年 5 月，全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12月，升任某军政治委员的王猛忧心忡忡。1967年 3 月初，王猛所在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移驻保定。保定地区局势恶化，处于危难时刻的王猛和军长多次交换意见，他们抱定共同的信念，万一发生不测，要勇于承担责任，决不让部队蒙受损失。他们甚至毁掉记事本，向亲人交代了后事，做好了被撤职、坐牢的打算。

　　“妥协不行吗？”我说。

　　王猛看了我一眼，收起笑容，说：“断了头的刑天猛志尚在，仍挥舞着盾牌和斧头与上帝死战，我一个共产党员怕什么？再说，政治斗争面前，怕有用吗？”

十三

　　1968年 6 月，周恩来在国庆 20 周年筹备会上指示：保定、内蒙、山西问题一定要在国庆节前解决，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迎国庆”。7月中下旬，河北省发生汛情，威胁到安新、雄县一带堤防安全。23日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部署防汛护堤任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委会、河北省军区、王猛所在军等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当国务院水利部负责人汇报到防汛堤坝上有武斗队掘壕据守，防汛设施遭受破坏，有可能发生决堤危险时，周恩来责问：保定问题为何这样复杂，就连人命关天的防汛护堤大事也不能统一行动，两派群众还在打，还在搞破坏！你们到底还要争什么？要争到何年何月？面对周恩来的严辞责问，会场出现了沉默。这时，王猛鼓足勇气说：保定问题难就难在背离中央方针政策的杂音多，党、政、军形不成合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军的指战员竭尽全力，几个月取得的成果，常常被人一言废之，一举毁之。我们在保定问题上确实存在缺点错误，愧对中央，愧对人民。但是，我们军的指战员在保定别无他求，唯一愿望就是早日实现两派联合，部队返回军营，搞好战备训练，履行中央赋予的任务。保定问题出在保定，但症结不在保定，我们总觉得后边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拽住保定、拖住我们不放。

　　王猛的发言，引起周恩来的高度关注。24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周恩来上来就表扬王猛。

十四

　　说话间，到了 1971 年 5 月。

　　由于国家体委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上接连违背了当时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使得周恩来大为不悦。在接见体委军管会的领导时，周恩来以少有的严厉口吻批评当时体委的主要领导说：“你完全是麻木不仁、颟顸无任，这样胖胖大大的个子，也不算老，就是不用心。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撤你的职，这是主席的命令。调某军王猛同志来，就是要精明强干、执行主席路线的来领导。你要把体工会开完才能走，把体工会开好，将功补过。你回去三天睡不好觉才能得救，瘦两公斤有好处”。

　　王猛对调自己到国家体委工作感到突然。当时他连国家体委在哪儿都不知道，正琢磨：“一辈子玩枪玩炮，怎么叫玩起球来了！”这时有人悄悄告诉他，这是周恩来总理点的将。闻听此言，王猛二话没说，毅然赴任。

　　到任十多天，身边的人还没认全，王猛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由他组织领导亚非乒乓球邀请赛。作为这年春天开始的“乒乓外交”的延续，王猛知道这可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赛事。经过深思，他向周恩来写了一个报告。9月 13 日上午，亚非乒乓球邀请赛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之前几小时，林彪摔死在了蒙古的温都尔汗。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王猛圆满地主持了这次比赛。11月 3 日晚，王猛身穿中山装，仪表堂堂地站在首都体育馆的主席台上，面对来自 51 个国家的 370 名运动员，用洪亮的声音宣布邀请赛开幕。比赛进行顺利，各方皆大欢喜。

　　11月 13 日，闭幕前一天，王猛带着体委几位同志到国务院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对王猛说：“我看你们搞得不错嘛！现在你对工作熟悉一些了吧？”

　　“我完全外行，是从头学起”。 王猛回答。

　　周恩来说：“这总比打仗容易嘛！团体赛你们最后下的决心是对的。男女团体中国和日本都是第一、第三，朝鲜拿了两个第二，结果很好嘛！9名发奖也是打破了常规的”。

　　有一次，周恩来向客人介绍王猛，亲切地称他为“猛将”。从此，“猛将”就成了王猛的代名词。（ 1993 年 8 月 27 日的《中国体育报》上刊登的《元帅之后有猛将》一文对此有详细记述，这里的元帅指贺龙）。

十五

　　有人告诉我，王猛是条硬汉子，“文革”期间就敢跟江青叫板。我就此向王猛求证，他说：“我才没那么大的胆子呢。她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又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我敢和她对着干？”

　　“她为什么要整你？”我问。

　　“说来话长。”他说。

　　据王猛回忆，他初到国家体委工作时，有一次去参加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各部委领导会议。会议进行到一半，江青突然站起来，说她坐不住了，要提前离开一会儿。王猛心想，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说走就走，未免也太随便了。这一次他只是想想而已，表面上没有任何反应。到 1971 年 12 月以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经常往国家体委跑，又是看比赛，又是给运动员照相，还频频讲话、作指示，简直把国家体委当作休闲的后院了。有一次，江青看完体育表演，竟对王猛等人说：“以后体委有事，可以直接找我。”

　　江青不主管体育，叫有事找她，找还是不找？王猛十分为难。

　　江青插手体委工作太多，引起群众极大不满，体委私下流传起这样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来电话。”群众有意见，发发牢骚就完了，可王猛是一把手，他要直接面对江青，想回避都没有办法。

　　两人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了。当年12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江青在人民大会堂请庄某等 4 名乒乓球世界冠军吃饭，临时把王猛叫去。王猛接到电话，以为有什么急事，放下饭碗便直奔人民大会堂。到了才发现，啥事也没有，就是吃饭，于是大为不悦。穷聊一通，江青又带大家去毛家湾看林彪住处，说是让大家看看林彪有多么腐化。之后，又放空军批判周宇驰大会的录像。看着看着，王猛忍不住说：“这个会开得一点没有气氛！”

　　江青回过头，冷冷地问：“我看你怎么一点也不气愤？”

　　王猛说：“我不气愤？我比谁都气愤！”

　　江青一愣，说：“你说什么？嗬！你比谁都气愤！”

　　坐了一会儿，江青突然站起来，对大家说：“我先回去，你们继续看。都坐着，谁也不要动。”

　　别人都站起来送江青，只有王猛一动没动。

　　送走江青回来，庄某回头对王猛说：“主任，你怎么不起来送送首长？”

　　王猛说：“江青同志不是有指示吗，叫我们继续看，谁也不要动。”

　　第二天，从庄某那里传过话来：“江青同志讲了，王猛对她有戒备。”

　　王猛不予理睬，遇到问题，按照正常程序，他直接向国务院请示，从不经过江青。这是江青无法容忍的。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当着周恩来的面怒斥王猛：“听说体委的归国华侨入党那么难，说是不能随便发展，是不是你王猛搞的？”王猛说：“我没有那么做，体委工作中有无这个问题，我可以查一查。”

　　两人从此交上了火。

十六

　　1972年 2 月 19 日，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下达《关于国家体委改由国务院领导的通知》。当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国家体委领导，询问国家体委的干部现在在哪里。王猛答：“在山西屯留县，最近我去看了一下。”

　　周恩来不无风趣地说：“屯留这个名字就不好，又屯又留，屯在那里，留在那里。”接着，又问在场的另一位体委老领导，“你去干校看过没有？”

　　“没有。”那位领导答。

　　“我看你是把他们忘了。扒下你的军装就好了！”总理责备说。

　　从这番话中，王猛敏锐地意识到周总理的意图，于是立即派人带工作组赶往屯留，与那里的干部一起过春节，着手解放受迫害的体委干部。

　　体委干部很快被一一解放出来。

　　由于王猛跟周恩来很紧，使得他和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就越陷越深。到 1974 年初，全国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的时候，一直对王猛怀恨在心的江青对庄某说：“王猛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是有问题的，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清，有些言行他没有交代，这个人太可恶了，你要发动群众大揭大批。”王洪文也说：“我们支持你，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们。”由于受到江青、王洪文的指使，原本对王猛很尊重的庄某不得不转变态度。7日凌晨，江青、王洪文再次召见庄某时，江青又恶狠狠地骂道：“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你猛不了了，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王猛是法西斯，大恶霸，死官僚！”听江青骂了半天，庄某不得要领，鼓起勇气问：“王猛态度很硬，我们攻他什么呢？”江青说：“你不要慌嘛，我给你提供炮弹。王猛给林彪送礼，送过团鱼，就是王八。你回去不要自己问他，让别人出面，问他给林彪送了什么礼？”

　　庄某按江青指使，在揭批会上让人抛出了“送礼事件”这颗“重型炮弹”。面对群众，王猛详陈原委。早在 1968 年，黄永胜的妻子向王猛所在军提出：“最近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需要补养。你们部队靠近白洋淀，弄一些王八给送去。”王猛经与军领导商议，以军的名义派人送了几只。这件事上没有抓住王猛什么把柄，可是，对他的揪斗却更加猛烈。

　　1974年 3 月底，生性刚烈的王猛，实在支持不住了，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见到了胡耀邦。胡耀邦了解到王猛的处境和想法后，很快就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对庄某说：“王猛在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没有问题。你们揭发的他在体委两年多的问题，也没有多少价值。”这年12月初，江青不在北京，邓小平下令调王猛到武汉军区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怕体委有人纠缠不放人，4日晚，邓小平亲自打电话，要庄某通知王猛迅速离京到任。庄某说：“王猛的问题还没查清，他也没作检讨，现在不能走。”邓小平说：“检讨一下可以，但不管王猛检讨得好不好，你都要带头鼓掌，立即放人！”在6日召开的国家体委系统大会上，王猛象征性地作了检讨，庄某带头鼓掌。7日，王猛便匆匆离开国家体委，前往武汉。

　　“为什么去武汉而不是别的地方？”王猛说，“这体现了邓小平的良苦用心。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是我的老首长，我到武汉可以得到他的有效保护。”王猛对邓小平充满感激之情。1975年冬，在“四人帮”挑动下，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时候，无论如何强调，王猛就是不喊“打倒邓小平。”那时，以“批邓”为内容的政治学习抓得紧，一到批邓，王猛就往医院躲。深谙王猛心思的军区政治委员王平，后来不无幽默地说：“这个王猛，一到批邓就有病。”

　　1976年10月6日， “四人帮”被粉碎，部队还没传达，王猛从曾在总部工作过的一位副司令员那里知道了这一消息。当晚，他和这位副司令员一人一瓶酒，边喝边叙，彻夜无眠。

十七

　　1977年1月，王猛突然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电话，要他回国家体委工作。他不愿离开部队，请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王平帮忙讲话。分管体育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亲自打电话给王猛，说：“现在刚打倒‘四人帮’，我分管的工作太多，很难办，很需要人，你回来替我分担点吧。”话说到这个份上，王猛无法拒绝。

　　二进国家体委，王猛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面对“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造成的一片混乱，他和其他领导一起，采取有力措施，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坚决查清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使“四人帮”及其余党在国家体委搞的帮派体系迅速土崩瓦解，逐步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思想和理论是非。王猛严格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对一般说错话、做错事的从宽处理。有人主张把跟随江青干了坏事、严重伤害过王猛的庄某判刑，王猛不同意。他说，庄某对乒乓球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犯错误是有原因的，应给予一定的出路。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最后决定：庄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配到山西省从事乒乓球教练工作。

　　谈起庄某，王猛对我说，这个人其实很不错，对我也很尊重，江青当时给他那么大压力，他一个年轻人怎么能顶得住吗？他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我作为一个长者，不能过于计较个人恩怨。

十八

　　就在国家体委领导班子逐步健全，体育事业逐渐繁荣昌盛的新阶段，根据王猛回军队工作的愿望和边防斗争的紧急需要，1981年7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他迅速到广州军区走马上任。

　　接到新的任职命令，正在青海考察的王猛赶回北京，于7月20日赶赴广州。1982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尤太忠为广州军区司令员。王猛对秘书们讲：“没有军政一把手的团结，工作就搞不好。你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维护我和司令员之间的团结。”在之后的三年里，王猛和尤太忠配合默契，相处融洽，至今留有很多佳话。听一些老首长讲，王猛和尤太忠两人都是有性格的人，有时谁也不让谁，吵得面红耳赤，可是，会后还能同登一台车，同吃一桌饭。对此，我有疑问。我问王猛，他说确有其事。

　　由于受王猛、尤太忠两位军政一把手精诚合作的影响和带动，军区党委班子和机关团结一致，风清气正，广州军区工作的新局面逐步形成。王猛和尤太忠的友谊一直保持终生。尤太忠病危期间，王猛到医院探望，两位老战友手拉着手，默默无语，久久不愿分开。尤太忠逝世后，王猛怀着悲痛的心情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难忘广州共事时》。文章结尾这样写道：“三年的共事是短暂的，但却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们同心同德，紧密合作，与全区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较好地解决了当时军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军区尔后的改革和建设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在此当中，太忠同志的品德、胆魄、智慧和能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他的光辉历史的后半部增添了极有分量的精彩篇章。时至今日，我和广州军区的许多同志谈起那段历史，谈起太忠同志，大家都很佩服他、怀念他。所谓盖棺定论，太忠同志是可以引以为荣、含笑九泉的。”

十九

　　1985年6月5日，年届65岁的王猛从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岗位退下来。1988年3月，他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5年任期内，王猛就军队建设有关问题坦言直谏，并参与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等一系列重大决定、决议。1995年1月6日，为表彰王猛对国家体育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国家体委决定，授予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最高奖——“体育工作荣誉奖章”。

　　晚年的王猛喜欢看党史、军史、战史。他说：“当年，我在基层，整天跟着部队跑，对战略、战役行动的前因后果不甚了解，现在看看别人写的东西，可以从全局上弄清自己参与打的那些仗是怎么回事。”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气鼓鼓地对我说：“那一仗，明明是他指挥失当打了败仗，回忆录上非要说是胜利撤退，你看气不气人？”

　　我劝他：“历史问题，亦粗不亦细。”

　　他把脸一沉，正告我：“既然是历史，就不能为尊者讳！我的传，不写拉倒，要写就如实写，不能只写好的一面，弄得像个圣人一样，必须把我战争年代、和平年代正确和错误两方面的东西都写进去。我就是我，套在别人身上都不像。”

　　从他家出来，我跟秘书说：“首长发起脾气挺可怕的。”

　　秘书说：“他就这样，说话直。”秘书给我讲，王猛有次回家乡探亲，当地市县领导设宴招待他。席间，他就了解到的一些农村问题和在场的地方领导交换些意见。当地有位领导当即表态：“首长，您放心，我们一定认真领会您老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您的重要指示尽快落实到位。”闻听此言，王猛心中不悦，口中念念有词：“哎呀！张口闭口重要讲话，哪有那么多重要讲话，平时难道净放屁了？”

　　举座哑然！

二十

　　2004年4月10日上午9时，按事先约定，我准时来到北京西直门内的王猛家，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握手后，王猛坐回那张皮椅，我坐在他斜对面的沙发上，二人相距不足两米。由于刚走了一段路，加上室内温度较高，穿着整齐军装的我，头上沁出了一层汗珠儿。

　　“把外面的衣服脱了，闷着干啥。”王猛说。

　　第一次见首长，我有些拘束，笑笑，没敢脱。

　　“在自己家，没关系。”他笑着说。

　　落座后，我把电子笔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准备录音。他轻声问：“你用的这是嘛玩艺儿？”

　　我告诉他是电子笔，他很惊奇：“这么小个玩艺儿，能录音？”

　　我说：“不仅能，效果还好，十几米外都能派上用场。”

　　他问：“能录多长时间？”

　　我说：“好几十个小时呢。”

　　他一下坐直身子，笑着说：“录几句，让我听听。”

　　我照办了。听完之后，他把电子笔放在手心，审视了又审视，然后小心翼翼递还我，哈哈一笑说：“妈的，到现在我用的还是那玩艺。”

　　王猛指着那台双喇叭录音机说，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他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出访德国时购买的。我准备采访结束时，把电子笔送给他，没想到，当天下午，他就让人买了一个。第二天我去的时候，他满面愁容地对我说：“这玩艺儿看似简单，可惜不会用。”

　　“我教您。”

　　“今天会了，明天又忘了。”

　　他给我讲学电脑的事儿，逗得我直乐。有段时间，他老听人说上网，可不知网为何物。一日，心血来潮，吩咐家人装了台电脑。电脑装好了，技术员手把手教他开机、上网，很快就学会了。技术员看着他操作，怕他忘记，又把步骤写在提示板上。果然，第二天真的忘了。又把技术员请过来，人家又手把手教他一遍，谁知到第三天，又忘了。女儿说，老爸，您真笨！他说，是啊，我笨。我看你活到我这个岁数，也聪明不到哪儿去。女儿开玩笑说，我活不了这么大，也不想活这么大，活这么大有嘛意思，啥也不能吃，整天净吃药。王猛把脸一沉说，去！给老子找根绳来，我吊死算了！闻听此言，女儿连忙道歉，他却乐了。

二十一

　　王猛的大女儿在回忆父亲时对我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妹妹自己掏钱买了张机票，从广州飞回北京，这事让父亲知道了，被他指着鼻子狠骂了一通。女儿解释说，飞机票是我自己出钱卖的，不用公家报销。王猛说，那也不行，年纪轻轻就坐飞机，这本身就是一种腐化。

　　谈话中间，无意问到家庭成员的情况，王猛告诉我：“几个女儿各做各的事，我从来没有利用手中权力为她们办过一件事儿。”

　　“女儿做什么工作？”我问。

　　“有的上班，有的做生意，就是没一个开饭馆的。”他笑着说。

　　我很奇怪，又问：“为什么想让她们开饭馆呢？”

　　他说：“她们要是开个饭馆，我不就可以带着你们这些新老朋友去蹭饭吃、弄酒喝吗？”说完，大笑。开心的样子，简直像个顽童。

二十二

　　大约是在2006年春的某个时候，王猛从北京来广州，住军区招待所留园一号楼，我去看他，秘书笑着对我说：“等一会儿再上去，老头刚发过火。”

　　“为啥啊？”我问。

　　秘书说：“因为打电话。”

　　王猛说话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一号台值班的小姑娘是新上岗的，对他的声音有些陌生，于是问他是谁，他说：“我是王猛。”小姑娘没听清，再问，他就火了。秘书听见发火，急忙进来，他把电话一撂，气乎乎地说：“我说我是王猛，一号台居然不知道，你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秘书笑着说：“一号台的小姑娘充其量二十来岁，这些‘80后’的孩子，恐怕连江青是谁都不知道，您发哪门子火啊？”

　　闻听此言，王猛忍不住笑了。

　　等我进去，王猛首长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昨天晚上，看了一条消息，说有的国家同性恋可以结婚，你说这叫啥事儿？”

　　“首长，就为这个生气啊？”我问。

　　“我才没那个闲心呢。”他说，“我这人就是性子急，一辈子改不了。有人建议我改，我说不能改。”

　　“为啥呀？”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憋着容易得病。”

二十三

　　2006年冬的一天早晨，突然接到王猛首长电话，要我到珠江宾馆见他。一进门，他笑着对我说：“你差点儿就见不着我了！”

　　我忙问：“怎么了？”

　　他笑着说：“前天早上起来散步，不小心摔了一跤。满嘴是血，牙没事；腿疼得受不住，骨头没断。唉！你说奇不奇怪？”

　　由于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王猛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跑步，几十年如一日。前天早上，他早早起来，在院中散走，被路边的沙子绊了一跤。这会儿，他忍着疼痛开玩笑：“我想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他不要。”

　　“凭您这精神头，活一百岁没问题。” 我说。

　　“老而不死为贼，熟透的瓜了，说不定哪天就得拜拜。”说完，神态消遥，怡然大笑。

　　没想到，2007年6月29日，王猛老将军真的走了。

后记

　　过几天就是王猛首长一周年忌日，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以书写的方式与之进行交流的冲动油然而生。当我一口气写完上面的文字，忽又觉得怅然。这些片段，虽经悉心整理，但不确之处在所难免，多么希望在天有灵，能够得到他老人家的匡正。可是，敬爱的老首长，如今您在哪儿呢？

2008年夏，那个阴雨霏霏的日子

编辑：yourui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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