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技将军

　　朔风吹，大雪飘。

　　齐鲁大地，冰封四野。

　　天刚蒙蒙亮，一只大手便将一个五岁萌童从暖融融的被窝里抽将出来，然后朝那光溜溜的屁股蛋上“叭、叭”就是两巴掌，指着鼻子骂道：“你给老子记住，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

　　屁股发烧，泪珠子打转的小小少年叫宁根福，46年后他却成了中国第一个“杂技将军”。

一

　　2001年，羊城春早。

　　战士杂技团团长宁根福得知被晋升为文职将军，喜极而泣。

　　杂技团春风得意的少男少女们围着团长要喜糖，可他们哪里知道，这天正是宁根福父亲的忌日。

　　宁根福的父亲宁庆龙是条山东好汉。

　　虎背熊腰，力大过人的宁庆龙，虽然没有习过一天武，但长到二十来岁，擒拿格斗在本乡本土已无对手。

　　当年，日本鬼子的铁蹄踏上了山东济宁这块土地。血气方刚，一身正气的宁庆龙，提起日本鬼子，眼里直喷火。一天，不可一世的日本武士要找中国人摔跤。面对日本士兵手中寒光闪闪的军刀，在场的父老乡亲没人出来应战。张牙舞爪的日本武士更加猖狂，抱起一个青年就要摔。

　　“爷爷在此，休得无理！”随着一声断喝，彪形大汉宁庆龙拨开众人，站到最前面。

　　日本武士怒目圆睁，狞笑着扑向宁庆龙。宁庆龙底气运足，沉着应战。

　　两人在一片呐喊声中扭成麻花。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宁庆龙咬牙顿足，大吼一声，日本武士四蹄朝天，半天爬不起来。

　　首战失利，再战再败。日本武士气喘如牛，恼羞成怒，捡起腰刀，劈头便刺。宁庆龙一看势头不对，拔腿就跑。这时正好一列火车徐徐开过，慌不择路的宁庆龙，闪身钻进了铁轨，右小腿被压断，一时血流如注。

　　从此，拖着一条残腿的宁庆龙，在街头摆起地摊耍把式，靠卖艺为生。大儿根生、二儿根福自幼随父练功，各怀绝技。不论风霜雨雪，不论春夏秋冬，兄弟二人每天一大早便被父亲叫醒练功。

　　数九隆冬，五岁的根福，赖在床上晚起一步，便被父亲从被子里揪了出来。他的小屁股蛋常被印上父亲的指印。

　　儿多父受累，儿多母受穷。宁庆龙虽身残志坚，但十个孩子的家庭，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为了生存，根福从小就跟着大哥根生到街头卖艺。9岁那年，他和大哥根生被招到中国铁路杂技团当学员，从此成了吃国家饭的人。

　　北京的冬天又干又冷。为避风寒，兄弟俩一个被窝里相拥而眠，互相用体温取暖。有时哥哥因事外出，根福一个人睡在冷冰冰的道具上，半夜里被生生冻醒，浑身筛糠，只好搂着小薄被坐等天明。

　　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对于穷孩子宁根福，似乎也是一种恩赐。10岁那年，要不是一位好心大姐搭救，说不定宁根福现在最多也就是一个江湖艺人。

　　当时团里精简人员，根生和根福哥俩只能留下一个。哥哥根生从艺时间长，技艺较为娴熟，团里决定把哥哥根生留下。

　　眼看10岁的根福就要下岗，可怜的孩子又要失去生活的来源，不满三十岁的老师李秀英于心难忍。性格倔强，从不求人的李大姐找到团领导，说根福这孩子是练杂技的一块好料，无论如何得把他留下来。团领导不表态。之后几天，她腿跑断、嘴磨薄，仍无济于事。尽管领导也知道根福是个穷孩子，一旦离开杂技团，回去他连生活都难以保障，但就是不松口。伤心的大姐搂住宁根福哭了，她恳求领导：“把我的名额让给根福行不行？反正我也教不了几年了。”

　　就这样，大姐李秀英含泪告别了舞台，告别了自己心爱的杂技事业，于一个霜冷月淡的夜晚，默默地搬出了杂技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大姐再也没能找到一个正当的职业，从此成了家庭妇女。

　　只有10岁年纪，尚不更事的宁根福，目送恩人离团的那一刻，跪对苍天，立下誓言：“这辈子练不好杂技，誓不为人！”

　　时光荏苒，二十多年弹指一挥。

　　1983年春天，已是战士杂技团副团长的宁根福，携妻子肖春临专程来到北京，探望大姐李秀英。李大姐的家几经搬迁，无从查找。那几天，宁根福四处寻找，多方打探，终于找到了李大姐的下落。见到朝思暮想的恩人，宁根福激动不已。师徒相拥而泣，令四邻为之动容。

　　人生漫漫，路有千条，可紧要之处往往只有一步。这一步抓住了，也许一生顺遂；这一步要是抓不住，很可能步履维艰，命运多舛。当年倘若不是李秀英大姐慧眼识珠，舍己为人，宁根福此生又当如何？

　　转眼到了1963年春，北京开庙会，他们在公园公演。观众一轮一轮地换，演员一场接一场地演。表演《木砖顶》的宁根福，一天少说也得登台七八次。从来不知道啥是个累，壮得像一头小公牛似的宁根福，一连演了几场之后，终于撑不住了，手一软，一头扎在地上，昏厥过去。

　　几个穿军装的观众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这几个军人来自广州，领头的是战士杂技团时任团长于波，紧随其后的就是当今家喻户晓的那个相声大家唐杰忠，他当时是战士杂技团的业务助理。

　　第二天，于波一行来到演出的后台，找到宁根福，唐杰忠问：“你愿意不愿意到战士杂技团去？”

　　“愿意。”宁根福未加思索，急切回答。

　　“那好，明天一早到西单旅社找我们。”

　　第二天一早，根生带着弟弟根福来到西单旅社。哥俩在旅社的院子里为于波一行露了几手。

　　唐杰忠说：“回去等消息吧。”

　　一连好几天，没有任何消息，宁根福心急火燎。

　　白天等，夜里盼，宁根福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穿着军装玩杂技，不知有多神气。梦做得正起劲的时候，被哥哥叫醒了。

　　“来了！来了！”

　　迷迷糊糊的宁根福，睁开惺忪睡眼，看见盖着彤红大印的通知书，如获至宝，喜不自胜。

　　如期来到战士杂技团的宁根福穿上了又肥又大的军装，脸涨得通红。他心想，当兵真好。大到棉被，小到口杯，全是发的，吃、穿、用、住全不用自己花钱，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晚上，钻进软绵绵的被窝，想起北京的冬天，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宁根福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那之后，宁根福练起功来更加刻苦。为练好一个动作，常常半夜偷偷爬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宁根福成了同批入伍队员中的佼佼者。

　　总政文化部部长李伟将军到战士杂技团视察，围着训练场转了一圈后，指着默不作声、挥汗如雨、刻苦练功的宁根福对团领导说：“给这孩子弄点肉吃。”

　　从此，宁根福的碗里每天多出二两肉。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饭都吃不饱，碗里顿顿有几块肉，这对于一个正长身体的孩子，是一种怎样的待遇啊！

　　深奥的道理往往从最直接的途径表现出来。一床棉被、二两肉，使宁根福感受到了党的阳光雨露。几十年后，十四大代表宁根福回忆起这段特殊经历，满怀深情地写过一篇题为《金牌库里报党恩》的文章刊登在《解放军报》上。他说他要用一生一世的忠诚报答党的恩情。

　　党叫学文化，13岁的宁根福对着《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背。刚从体工队转到战士杂技团来，比宁根福大3岁的罗宝山，也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在宁根福眼里，他就成了大知识分子。宁根福每天缠住罗宝山教认字，连洗脚的时间都不放过。宁根福一笔一画地把《新华字典》从头至尾抄了好几遍，后来他成了活字典，团里谁要遇上不认识的字，都来问他。

　　党叫以团为家，宁根福当兵8年没回家，提干17年不探亲。父亲宁庆龙1963年过世，当儿的不但一份孝心没尽到，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父亲走后，他带着一份自责，把全部的孝心集中在母亲身上。可是，由于职业的特殊要求，这么多年，老人家也只能从电视里、报纸上看看这个儿子。母亲前年去世的时候，宁根福正准备国际比赛，又没见上最后一面。一想到这，宁根福的心就堵。那天晚上，得知被授技术将军，早已戒酒的宁根福，在二老的遗像前摆上两杯酒，燃起一支烟，双膝跪地，泪如雨下。

二

　　宁根福说，在他这一生中，有两个老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个是父亲宁庆龙，另一个是岳父肖健章。

　　听宁根福讲父亲宁庆龙的故事，充满辛酸；听他的妻子肖春临讲岳父肖健章的故事，却充满喜悦。

　　比起宁根福，精通英语，曾当过联合国项目协调员的肖春临，能说会道，谈吐不俗。

　　然而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一位是出身将门，受过高等教育，伶牙俐齿，喜欢看书、高谈阔论的大家闺秀，一位是出身寒门，一天学堂也未进过，整天泡在练功房里，一身臭汗，粗胳膊大腿的汉子，俩人是如何走到一起，又如何筑造爱巢的呢？

　　带着这份好奇，走进一段尘封的故事。

　　这个故事，让肖春临讲起来依然美丽。

　　1959年，战士杂技团出访苏联。回国路上，演员们同已留学苏联6年正要回国的十几名空军军官坐在同一节车厢。曾跟随李先念南征北战屡立奇功的“老革命”，英武堂堂的年轻军官肖健章，爱看杂技，十多天的旅程，肖健章与小演员们混熟了。

　　说来也巧，回国后不久，肖健章便被任命为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住的地方与战士杂技团只一箭之地。出身贫寒的肖将军，逢年过节便把小演员们请到家里聚一聚，加个菜，热闹热闹。宁根福进战士杂技团不久也成了肖健章的座上客，并且很快与肖的孩子们成了要好的朋友。

　　肖健章膝下三儿一女。不用说，女儿肖春临是明珠在掌。爱看杂技的肖春临经常和院里的孩子一块，带个小凳儿到战士杂技团看演员们排练节目。不过，需要澄清的是，很长一段时期，宁根福和肖春临之间两小无猜，没有任何故事。

　　一晃就是好几年，二十出头的宁根福在舞台上红极一时，追他的姑娘一波接一波。宁根福当时把视线锁定在一个被称作“铁路一枝花”的姑娘身上。谁知，两人谈了将近两年，姑娘突然变卦了，不久与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国家干部结了婚。

　　宁根福经受着失恋的洗礼。

　　肖春临的三弟替宁根福打抱不平，饭桌上，当着全家人的面，大骂“铁路一枝花”是爱情叛徒。

　　肖健章细听原委，并不生气。他笑着对春临妈说：“多好的孩子，她不要，咱要。要不，让根福到咱家来做女婿得了。”

　　肖健章这句“没经大脑的话”，被大伙一笑置之。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玩话被三儿子放在了心上。当晚，他把这一信息明白无误地转达给了宁根福。

　　第二天，穿戴整齐的宁根福来到肖家。

　　肖春临照例给客人倒完水，正欲退去，被宁根福叫住。

　　二人落座，春临问：“有事吗？”

　　“愿不愿跟我谈恋爱？”

　　“……”

　　在此之前，有人向春临求爱，不是转弯抹角暗示，就是闪烁其词写信，面对面，直截了当，平铺直叙向她表白，还没见过。宁根福让一向大大方方的肖春临感到唐突。

　　盯住平时又说又笑，现在浑身不自在的肖春临，宁根福鼓起勇气接着说：

　　“我有三个问题：一、我兄弟姐妹多，负担重；二、我是一个杂技演员，没地位；三、一天学也没上过，文化低，你要仔细考虑。”

　　这三点不正是“铁路一枝花”跟宁根福告吹的理由吗？肖春临心里琢磨：兄弟姐妹多就不结婚了？杂技演员就不谈恋爱了？文化不高就一辈子打光棍？

　　看着满脸通红的肖春临，宁根福以胜利的姿态说：“既然没意见，我走了。”

　　宁根福起身告辞，扔下木然的肖春临。

　　从此，宁根福和肖春临便坠入爱河。

　　听说春临和一个玩杂技的搞对象，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有的说：门不当，户不对，悬殊太大。

　　有的说：玩杂技，地位太低。

　　有的说：兄弟姐妹多，负担重，拉不垮也拖垮。

　　有的说：文化低，啥出息。

　　综合起来一句话：“鲜花插到了牛粪上。”

　　肖健章听不下去了。

　　他说：“宁根福忠厚老实，靠得住；文化不高，志气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把式耍好了，照样有出息。门当户对有啥好？将来小夫妻闹点啥事，我们老一辈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建立起来的战斗友谊也给破坏了。只要春临没意见，今后不准说三道四！”

　　将军一席话，铺平了两个年轻人爱的坦途。一年后，肖春临顺顺当当成了宁根福的媳妇。

　　在别人眼里，这是天赐良缘，但肖春临说，这双鞋子很漂亮，可穿到她脚上不合适。

　　“最近有部电视剧，叫《激情燃烧的岁月》，你看过吗？”肖春临问。

　　“看过了。”我答。

　　“石光荣和储琴俩口子的婚姻跟我们异曲同工。”

　　“是吗？”

　　“不是‘是吗’，而是‘就是’。”

　　肖春临没让我插话，直讲得我目瞪口呆。

　　当年嫁给他我是稀里糊涂，如今想离开他我是明明白白。

　　在外像只虎，干活像头牛，回家像条虫，挨住沙发就打呼噜，这辈子我算赔给他宁根福了。

　　不过，宁根福确实是条汉子。我们结婚23年了，没见有什么事能把他难住。

　　也许是当“底座”打的老底，宁根福特别能忍。他常“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我算服了。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矛盾，当领导这么多年不可能不得罪几个人。团里曾有人向上级反映宁根福的“问题”，言过其实。他到上级面前却一个劲儿说人家这也好那也好。领导都给搞糊涂了。他就这样，人家前脚还在骂他，他后脚就说人家一大堆好话。

　　战士杂技团个个有绝活，年年拿大奖。这些演员，出国就像逛公园，拿奖就像买本书，军功章戴满一胸膛，大红的证书一抽屉，从来就是谁也不服谁。在这帮宝贝面前，谁当领导，谁就是个服务员。宁根福，活像一个保姆，只要能为团里作贡献，他什么样的活都乐意，受多大委屈都不在乎。

　　肖春临的话不全是牢骚。

　　团里有个演员，因为职称没评上，前几年对宁根福耿耿于怀。有天晚上借酒发疯，把战士杂技团演出道具摔成几段，在大院里提着宁根福的名字破口大骂，甚至把肖春临也给捎带上了。别人都看不过去，偷偷给军区政治部领导打电话，要求处理这名演员，宁根福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名演员后来转业到了地方，退休后身体有病，家庭生活困难，他又想回到团里来打份工，但碍于同宁根福有过不快，不好开口，于是请旁人捎话给宁根福，没想到宁根福二话没说，满口答应。对这件事，有人不理解。有人说，这名演员当年那么跟你过不去，整天登着门骂你，你怎么还让他回来？宁根福笑笑说：“一块练功几十年了，有什么过不去的？现在他有难处了，咱不帮谁帮？再说，他手上有活，让他回来传艺，没什么不好。”

　　肖春临叹口气，喝口水，接着“控诉”宁根福。

　　我跟他结婚后，45块钱工资每月给婆婆寄30。这还不算，他一有困难，就向我妈伸手。我妈对他比亲儿子还亲，有求必应。去年女儿从瑞士转到德国留学，学费还是我妈给出的。宁根福脸皮也真够厚的，给我妈打了一张13万元的借条，我就不相信这笔钱他这辈子能还上。这么多年，他为团里挣了不知多少钱，可我们连女儿的学费都交不起，你说窝不窝囊？外面的导演来他们团编个节目，劳务费一拿就是上万元，他宁根福为什么就不能到外面去挣点钱？改革开放的大都市，金钱满地跑，就看你会找不会找。宁根福弄杂技还行，挣钱不行。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跟他这个做演员的结婚，我真是受了活罪了。他进进出出，风风火火。该睡的时候不睡，该吃的时候不吃，常常是你睡了他才回来了，半夜弄得叮当乱响，长时间这么折腾，把我的生活习惯全搞乱了。我现在经常失眠，精神极度衰弱，有时得靠药物维持睡眠，你说我何苦呢？

　　可说来也怪，当年，我嫁他大家都反对；后来，我要跟他离，个个又反对。他们说宁根福给国家拿了多少多少金牌，弄到今天这个份上有多么多么不容易，都替他说话。他们哪里晓得，作为妻子，我渴望过正常人的日子啊！

　　我做过建发电厂的工作，因此，女儿在小学作文中就曾这样写道：“爸爸的工作是为了得掌声和金奖，妈妈的工作是为了千家万户有光明。”要不怕乖女儿受了委屈，我早不跟他过了。

　　肖春临简直就是义愤填膺。有些话在气头上，说得不免有些强词夺理。挣钱一事，就有失偏颇。应该说，宁根福是会挣大钱，不会挣小钱；会给公家挣钱，不会给自己挣钱。

　　1986年，宁根福首访日本。

　　听说位于大阪有个被称作日本歌剧“百年老店”的宝塚剧场，他专程去了一趟。一到宝塚，他就被那恢宏壮丽的演出场面，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大剧场所深深吸引。回头再想想自己，不要说剧场了，连个像样的排练场都没有。他几天兴奋不起来，暗自下决心，等将来有钱了，一定要建一个大剧场。

　　直到2001年10月，建团50年大庆前夕，一座气势宏伟的大剧场，终于在宁根福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树了起来。大剧场的建成，结束了战士杂技团长期租用场地演出的历史。

　　这件事，初步改变了肖春临对宁根福没有经济头脑的看法。其实，好多问题，只不过是一个站立点问题。由于站立点不同，对人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肖春临说宁根福不会心疼人，可在有些人看来，宁根福是世上少有的好男人。有人说，宁根福对人知冷知热，侠骨柔肠。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女儿的态度上。

　　宁根福过去回到家里就怕电话响铃，可自从女儿走后，他却时常盼望着漂洋过海的电话。每次有女儿的长途，他和妻子都争着接。一次女儿打电话说需要几本会计方面的资料，宁根福从外地演出回来当天，就去找单位会计小周，打听会计方面的什么书好。小周知道团长忙，要帮他去办这事，宁根福不让，他说这是女儿的事，一定要亲自去办。

　　近两年，也许是上点年纪，也许是女儿远离，作为妻子的肖春临更多地注意到了丈夫的不容易，两人真诚交流多了，双方理解加深了。肖春临说宁根福越来越知道疼人了，宁根福说肖春临说起话来越来越像《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

　　宁根福50岁生日那天，肖春临跑到工艺品商店，买了一头艺雕的水牛放在宁根福的办公桌上，头上还扎了一根红丝带。宁根福问肖春临为什么要送这么个礼物，答曰：“这牛前蹄扎地，后蹄加力，睁着两大眼不睡觉，拼命开拓，正像你。”

　　宁根福笑笑说：“好牛！”接着摇头晃脑大声吟道：

双角荡开乾坤道，

四蹄踏出米粮川；

千辛万苦一浴罢，

蒙目半含世事明。

三

　　公元1996年1月，法国巴黎，瑞雪纷飞。

　　第19届“明日”和“未来”杂技大赛在巴黎冬季马戏场拉开序幕。来自12个国家的24个杂技节目，将在中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瑞士等6国杂技专家的严格裁判下一决雌雄。

　　大赛主席莫克莱尔先生指了指个儿不太高、身材微胖、始终微笑着的一位中年汉子，诙谐地对大家说：

　　“尊贵的女士们、先生们！不知您注意到这个来自古老东方的中国汉子没有，他就是有名的‘金牌资本家’——宁根福。”

　　剑拔弩张的赛场，因莫克莱尔的幽默而调和。

　　来自世界各地的宾朋把视线齐刷刷地投到宁根福身上。掌声四起，热情洋溢，经久不息。

　　莫克莱尔的话没有一丝一毫地夸张。

　　战士杂技团建团50年，共有126个节目获各类奖项186次，其中获世界和全国最高金奖32枚，3次蝉联具有杂技“奥斯卡”之称的摩纳哥“金小丑”奖，3次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两届摩纳哥“初登舞台”金K奖，比利时图尔奈国际杂技比赛两届“希望之星”金奖首奖，两枚全国杂技比赛金奖首奖。战士杂技团以自己的实力证明，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杂技第一团”。

　　如果说百座金杯的问鼎，证明了战士杂技团的实力，那么，在这32枚世界和全国最高金奖中，78%以上的奖杯是宁根福当团长期间取得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宁根福小时练过“尖子”，后来专攻“底座”。

　　“尖子”、“底座”是杂技的两个术语。作个简单的解释，两个演员对手顶，在上面的那个就叫“尖子”，在下面的就是“底座”。

　　我们平常看杂技表演，一般都注重“尖子”的表演，原因是“尖子”旋空作业，看上去惊险，脚踏实地的“底座”常被忽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一个杂技节目的成与败，关键还在“底座”。

　　宁根福长期以来演底座。作为一个演员，“底座”宁根福曾把一个个“尖子”从小举到大，举向冠军，举向世界；身为团长，“底座”宁根福把战士杂技团从一个辉煌举向另一个辉煌，举向“中国杂技第一团”，举出了战士杂技团的新纪元。在中国，乃至世界杂技界，宁根福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国家一级演员和一级编导。荣立过二等功两次，三等功5次，荣获中国杂技终身成就奖——“百戏奖”，被中国文联授予过首届“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还被推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杂协副主席，享受政府特别津贴，真可谓“万千宠爱于一身”。

　　对于有的人，一个荣誉足可以荣耀终生，然而对于宁根福，每一次获奖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1991年11月12日，中央军委授予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艺坛楷模”荣誉称号。当时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关于战士杂技团的报道铺天盖地。

　　既是报道，溢美之词在所难免。有人不服：“玩杂技的，没到过摩纳哥就别吹，拿不下蒙特卡罗请稍息，有本事弄个’金小丑’给俺看看。”

　　这一下算是掐到新团长宁根福的疼处了。

　　“金小丑”是个什么东西？它对宁根福和战士杂技团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得稍微费点笔墨。

　　“金小丑”奖的奖杯，是一尊马戏小丑的塑像，由一百两足金铸造而成。这个奖是国际杂技比赛的最高奖，被称作杂技“奥斯卡”。宁根福当团长之前，战士杂技团拿过许多奖，就是没有拿过“金小丑”奖。宁根福决心用三到五年拿下“金小丑”，除却这块心头之患。

　　同道闻知，不以为然。有人说：“一百两黄金可不是那么好拿的，不要说三年拿下‘金小丑’，五年内能拿下‘金小丑’，我用手心煮鱼吃。”

　　宁根福心中虽无数，但志在必得。1993年2月，《双顶碗》带着宁根福虔诚的祝福，冲击摩纳哥。

　　摩纳哥静静地躺在美丽的地中海温暖的怀抱里。这个位于地中海北岸，处在法、意两国之间，名叫蒙特卡罗的小城，虽然仅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亿分之一，仅仅拥有二万五千余人的国中之国，却以温和的气候，充足的阳光，蔚蓝的天空，碧蓝的大海，接纳世界宾朋，旅游和赌场收入足以使之富甲天下。

　　从小酷爱杂技艺术的摩纳哥大公雷尼埃三世， 1974年发起的国际马戏杂技比赛，每年冬季在蒙特卡罗举办一次，大公亲自担任组委会、评委会主席。经过二十多年的比赛之后，摩纳哥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场之外，还成了地地道道的“马戏王国”。每年赛期一到，小城便穿上节日的盛装，大公亲率王子、公主及大臣，以主人的身份在豪华的王宫设宴款待各国贵宾和杂技大师。

　　1983年以前，这个奖项一直被苏联和欧美拥有。直到1984年，我国武汉杂技团的李莉萍打破了这个纪录。截至1992年，我国已拥有“金小丑”奖杯5座，战士杂技团为零。

　　宁根福把历届摩纳哥获奖节目的录像资料找来，认真琢磨。在诸多的获奖节目中，他发现，俄罗斯的节目更注重内涵，朝鲜的节目更注重惊险，加拿大“太阳马戏团”的节目则更强调场面的壮观。这些节目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关注美感的同时都非常强调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宁根福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可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无新不出台，无精不参赛。”谈何容易。

　　中国杂技，源远流长；回溯发端，可抵上古。

　　传说，黄帝和蚩尤打仗时，蚩尤用头上的角冲锋，连黄帝也没办法打败他。后来人们便模仿蚩尤在头上戴着牛角，互相抵触，从中取乐，这种运动称作“蚩尤戏”或“角抵戏”。这是中国杂技的萌芽。汉代以后，形成了以功夫为主体的多种游戏，故称“百戏”。隋唐时代是中国杂技的第二个高峰。到了宋代，杂技艺术从宫廷走向民间。宋代之后的杂技基本上保持了宋代的风格，但由于戏曲地位的崛升，杂技艺人的境况却日趋恶化。到了近代，战乱频仍，杂技艺人沦为社会底层，卖艺为生的杂技艺人几乎与乞丐同语。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总理把全国的杂技高人请到北京，组建了中国杂技团，“国之瑰宝”从此得以繁荣昌盛。随着1950年中国杂技团的诞生，上海、武汉、重庆、沈阳、北京等大城市及沈阳、广州两军区陆续成立了新型的杂技团、马戏团、魔术团，靠卖艺为生的艺人翻身成了人民艺术家。在人民艺术家的手中，杂技突飞猛进，新的演技层出不穷。昔日单纯追求技巧表演，满足于“台下有个响、台上有个亮”，“上台一招手、下台鞠个躬”，只重功夫，不重形象的杂技表演，逐渐向综合艺术发展。

　　通过人民艺术家的共同努力和积极探索，古老的杂技艺术与姊妹艺术联姻，借助声、光、电的配合，幻化得扑朔迷离，呈现出无限生机。

　　如何将杂技艺术焕发青春，做到与时俱进呢？

　　宁根福从历史中走出来，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里游泳，通过搏击，使自己的美学思想不断得以丰富。

　　从杂技发展的现状中，宁根福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要出新，必须向姊妹艺术门类学习，吸收各种营养，取人之长，为我所用。在跟总政歌舞团及其他兄弟单位合作演出的时候，他注意学习歌舞节目在舞台表演艺术上的新手法；在日本访问演出期间，几次专门到著名的宝塚少女大歌伎团观摩，看人家是如何将古老的歌伎艺术向富丽堂皇的现代艺术演进的；到德国，他细心观察西方现代歌剧如何以恢宏壮丽建构超时代观念的。他还经常从戏剧、体育、电影、芭蕾、绘画、摄影等艺术中吸收营养，丰富创作手法，拓宽创作视野，提升创作理念。

　　正因为有了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宁根福和他的伙伴们在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中，把一个个梦幻般的杂技节目和充满神秘色彩的大型杂技晚会推向观众，使祖国先进文化的长河里不时绽放出鲜艳的奇葩。

　　传统节目《顶碗》，过去一直是在地上顶。上世纪50年代，这一剧目被艺术家们搬到了板凳上，后来发展为双人对顶。战士杂技团决定对这个节目进行新的尝试。重新编排的《双顶碗》，从技巧、表演形式及创意都取得了重大突破。1993年，第17届蒙特卡罗国际马戏节上，《双顶碗》一举夺魁，首次问鼎“金小丑”，圆了几代战士杂技团人的梦，为时不到三年。

　　用不用手心煮鱼不重要，重要的是战士杂技团与蒙特卡罗结下了不解之缘。10年间，宁根福率战士杂技团苦苦征战，连中三元。

　　第一尊“金小丑”奖得手5年之后，1998年13名英姿飒爽的姑娘表演的《女子大跳板》再夺“金小丑”。时隔3年，2002年1月魏葆华、吴正丹用青春和活力演绎的《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热情拥抱“金小丑”。

　　三尊“金小丑”记录着宁根福及战友们艰辛求索的轨迹，记载着战士杂技团一段辉煌的历史。

　　三尊“金小丑”标志着战士杂技团又一个新的纪元！

四

　　“想不到中国还有让曾经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出过马克思、黑格尔、哥德、尼采、佛洛伊德、贝多芬，出过奔驰汽车，充满自信的日尔曼民族倾倒的东西。”

　　广州军区文化处年轻的处长苏玉光，谈到与宁根福一起出国的那次经历，按捺不住激动。

　　1996年9月19日，战士杂技团应荷兰星晨马戏公司的邀请，以中国大马戏团的名誉，在宁根福带领下，前往德国、奥地利进行为期8个半月的访问演出。

　　首场演出，情绪饱满的德国观众便给予了中国演员极大的热情。雷鸣般的掌声、呼喊、口哨伴随着节目表演的节奏，在剧场里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欢乐的浪潮。

　　星辰马戏公司总裁梅登先生看完演出，情绪激昂地对宁根福说：“我为你们鼓掌手都拍红了，你们的演出真是太美了。《女子抖轿子》像罗丹的雕塑。你们赋予了杂技新的表现形式和现代艺术，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取得成功，我们将合作到下个世纪。”

　　宁根福和战友们在之后的日子里，先后在德国卡赛尔、锡根、魏登、曼海姆及斯特劳宾五个城市演出52场，观众达数十万人。当时票价一张50马克（相当人民币300元），提前几天就被订购一空。有位居住在肯德的华侨姑娘，连续三次带全家人来看演出。有一次看完演出专门找到演员说：“我真的好自豪啊，你们给中国人争了光，看你们的演出我感到非常亲切。”因演《钻桶》节目，多次在国际和国内获金奖的小演员唐彬彬，此次成了德国观众心目中的明星和神童。剧场里的工作人员自发地成立了“彬彬迷俱乐部”，一到他出场演出都不约而同涌到台前为他鼓掌，呐喊，喝彩。德国IDF、RTL、SAT1等几家大的电视台，先后请唐彬彬作特邀佳宾。德国曼海姆市的市政府大楼上悬挂出巨幅的中国国旗。市长诺伯特·埃格尔在接见宁根福和团里主要演员的酒会上，热情洋溢地说：“这是中德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给德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悠久、神奇的文化艺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11月10日，战士杂技团结束了德国的前期演出，乘车穿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音乐之国”奥地利。战士杂技团《星光灿烂》杂技晚会在奥地利的演出引起更加强烈的反响。奥地利因斯布来克市《蒂罗尔省报》发表文章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杂技舞台的世界奇观。”“中国杂技艺术家们为观众提供的虽然不是中国长城，但仍是一种特级的壮观。”奥地利威尔斯副市长卡尔·迈艾克看完演出惊奇地说：“可以与之相比的，我还从未见到过。”许多奥地利观众送给孩子们的圣诞礼物，就是一张战士杂技团演出的门票。

　　一座古老的城市就是一本书。蕴藏着历史、哲学、艺术和音乐，也充满激情，想象和希望。战士杂技团《星光灿烂》杂技晚会在奥地利的演出，在这充满音乐激情的国家里留下了美的旋律，使奥地利人民感受到中国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中国杂技艺术的神奇魅力。

　　归国前，在接受外国记者访谈时，宁根福说：“在这个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艺术竞争的时代，我们不敢说今天拥有了观众，就永远是赢家，我们要站在国际一流水平上想问题。我们只有树立大杂技意识，才能把古老的中国杂技所具有的现代风采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文化处苏玉光处长对这段话非常感兴趣，不过他对杂技团报告中“一场演出上百次掌声”的说法表示怀疑。他心想，外国人对中国的杂技艺术感兴趣这是肯定的，但不至于一场演出有上百次的掌声。

　　2001年11月22日，战士杂技团一行46人带着大型杂技晚会《中国阴阳韵》赴德演出。27日在柏林首演，联邦议员、社会名流、各国使节，济济一堂。随团赴德的苏玉光，这个晚上啥事不干，从腰间取出一个小本，专心致志数起掌声。这一数不当紧，没想到两小时的演出，掌声高达218次。

　　第二场如此。

　　第三场也如此。

　　接二连三数了几场，苏处长服了。

　　更让他感到惊奇的是，每到一处，从王宫大臣到普通市民，从耄耋老人到稚幼儿童，只要见到战士杂技团的演员，都纷纷围过来，请求合影，索要签名者络绎不绝。

　　就着宁根福粗壮的鼾声，苏玉光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给国内起草了一份文电。摘要如下：

　　战士杂技团轰动了整个柏林。

　　柏林的主要街道和超市，到处贴满了宣传战士杂技团的宣传画报。

　　德国电视一台、柏林电视台、《柏林联合晚报》、《柏林早报》、《柏林邮报》、《世界导报》等媒体，对战士杂技团的到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世界导报》以《中国杂技把德国的政要名人都吸引过来了》为题，通版介绍演出盛况。

　　《柏林早报》这样评价：“柏林观众盼望已久的中国顶级杂技团终于来到柏林并在这里举行了轰动全场的成功首演。这些个子不高的中国演员，以其独特的技艺、高超的演出水平和自信的神态，演绎出一台精妙绝伦、深邃神奇的杂技晚会，使柏林观众既得到了独特的艺术审美享受，又亲身感受了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

　　《柏林联合晚报》：“我们总是忘不了地球的引力，但他们以高超的技艺使人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超越，将人类形体艺术梦幻般演绎出来。这是我们历年来从没有看到过的最高境界、最高水平的杂技演出。”

　　《柏林邮报》：“中国杂技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艺术享受，还带来了他们几千年的文化氛围和他们的艺术的、哲学的、文化的三位一体的交汇融合，充满了东方的神秘色彩。”

　　瑞士驻德大使托马斯先生说：“我去过很多国家，领略过各国的文化艺术，但中国杂技这种高超的、把形体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演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就连作为世界超级模特的我的夫人，也感到这是魔幻般的演出，我相信她由此会对艺术发展形态重新进行思考。”

　　德国最著名男歌星克劳斯·麦勒和当红女歌星贝尔本等演艺名人说：“这是我看到的最精彩、最完美的演出。没想到这些中国小个子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几乎把人体艺术发挥到了极限，简直不可理喻。”

　　我国驻德大使卢秋田，拉着宁根福的手，满怀深情地说：“你带的这个团很好，给我们的外交工作帮了大忙。”

五

　　一个在世界比赛中只得了第三名的芭蕾舞演员，不愿与世界杂技比赛中力拔头筹的杂技演员同台领奖，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宁根福的心。从那之后，再大的荣耀也无法使宁根福踌躇满志，再多的荣誉也无法使宁根福沾沾自喜。他说：“我5岁练功，7岁登台，9岁到中国铁路杂技团当学员，13岁入伍来战士杂技团，一晃50年了，杂技就是我的命。这辈子除了杂技，什么也没干，什么也不想干，死也要把杂技整成艺术！”

　　为了这句话，宁根福豁出了身家性命。

　　为了这句话，他和他的战友们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楚。

　　《双顶碗》拿到“金小丑”奖之后，有个老朋友对宁根福讲：“我们‘艺坛楷模’称号得了，该拿的奖拿了，歇歇吧，不然，非累死不行。”

　　宁根福笑笑说：“要死也是我先死，你别怕。”

　　“那也得讲点科学，太辛苦不行。”

　　“对于杂技艺术，苦就是科学。”

　　“……”

　　宁根福这个中国杂技艺术的勇士，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绑在了战车上，冲杀出一条血路。

　　战士杂技团建团几十年，唯一从演员成长起来的团长宁根福，针对懈怠情绪，严正地告诫大家：“荣誉是保不住的，我们没有退路，我们只能不断地超越自我，只能不停地去拿第一。”

　　为了这个目标，宁根福的胆子越来越大，心越来越野，气越来越粗。有人甚至说，宁根福为了荣誉，不惜一切代价。宁根福说，杂技就是危险的艺术，不惊不险何为杂技？

　　大跳板是个刚性十足的节目，从来都是由男人主演，宁根福想让姑娘们也试一试。

　　这不是心血来潮，是基于一种新的理念。

　　按一般的分类，阳刚属男，属雄；阴柔属女，属雌。作为对立的矛盾范畴，阳刚因有阴柔而显其阳刚，阴柔则因其阳刚而成其阴柔。女子大跳板，正可以把阴柔与阳刚溶为一体。当天性秀美的女子以力量为依托表现情感时，它所展示的不仅仅是步入男子所垄断的艺术领域这一表层意义，重要的是这种集秀美和阳刚为一体所展示的力之美，是其它形式难以企及的。

　　有了理论的指导，宁根福在抓这个节目的编排上，突出地把动态的舞蹈和静态的造型，把恢宏的音乐与高难技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之律动中有技巧，技巧中有造型，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步展现。

　　几经改版，名为《英姿飒爽女儿红——女子大跳板》的节目终于被打造成了经典，当年冲击法国“明日”世界杂技大赛，荣获了金奖。

　　奖杯与死神失之交臂，宁根福与死神进行了一场近距离肉搏。

　　早在1991年岁末，由于排练过于紧张，宁根福得了急性胰腺炎，住进了广州军区总医院，粒米未进十多天，靠输液维持，终于活了过来。因为法国大赛在即，病未好就出了院，宁根福拖着病体率《女子大跳板》出征巴黎。

　　1992年2月的这次比赛，非同小可。这是宁根福当团长后的第一次出国比赛，也是战士杂技团被中央军委授予“艺坛楷模”荣誉称号之后的第一次国际大赛。

　　姑娘们大部分是第一次出国参赛，由于求胜心切，心情过于紧张。经验丰富的宁根福，为了尽早让姑娘们适应巴黎寒冷冬天的考验，率姑娘们提前几天到达巴黎。可惜当时只有一个场地，各国演员争着训练。为了争取时间，为了让外国工作人员给点方便，刚直不阿的宁根福悄悄给看场子的洋师傅送过礼品。姑娘们头天晚上早早睡下，第二天4点多，宁根福就把她们挨个叫起来。等别国队员到来时，中国姑娘已训练完毕。

　　那些日子，为了抢场地，为了让姑娘们多睡一会儿，宁根福每天两点半就起床。法国人没有喝开水的习惯，也没有相应的设施，为了让姑娘们喝上开水，宁根福用小电锅煮开水，一个屋一瓶，然后把自带的饼干一一送到大家房里。

　　广州当时气温22℃，巴黎零下十几度，两地温差如此之大，跳板的弹性发生了变化。第一次训练，吕燕婷的一只胳膊摔断了。出师未捷，损了一员主将，眼看着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节目要夭折，宁根福火急攻心，刚刚好转的胰腺炎犯了，当场昏倒。送到医院，打完吊针，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宁根福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对战友说：“现在这种时候，我要一住进医院，这比赛就泡汤了。你们守我一夜，如果明天早上还活着，你们就把我抬到训练场上，我不能眼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

　　宁根福让人把自己架在一块木板上，躺在那儿指导姑娘们重新排练了3天。

　　苍天不负苦心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姑娘们硬是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首奖的桂冠摘了回来。

　　时隔5年，《女子大跳板》出征摩纳哥。

　　5岁练体操，16岁入战杂，如今已是国家二级演员的李亚萍，忆及当初，心犹不平。

　　“对我们这些从小就离开家的孩子，宁团长既是严师又是慈父。跟着他南征北战这么多年，学了不少东西，也受了不少罪。他太有责任心，谁跟着他都得累个半死。”

　　李亚萍原本只有110斤的身子，生完孩子变成了140斤。宁团长从外地演出回来，一眼看见李亚萍，吃惊不小。

　　“这次参赛，还指望你挑大梁呢，你咋成‘水桶’了？”

　　李亚萍说：“还有三个多月呢，你着什么急吗。只要同意我参赛，保证把体形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宁团长专门从省体校给李亚萍请来健美老师，帮她减肥。大运动量加科学饮食，奇迹出现了。一个半月，李亚萍的体重居然降了30斤。

　　正当李亚萍为自己的“收成”而自豪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次训练，李亚萍一脚踏空，左脚趾当时断了三个。好不容易把体重降了下来，没想到又出了这档子事，李亚萍伤心地哭了。

　　宁团长心疼地摸着李亚萍打着石膏的脚，安慰她好好养伤。李亚萍从宁团长的脸上看到了信心，获取了勇气，她暗自下决心，要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尽快站起来。

　　常言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离比赛还有一个多月，能行吗？

　　这时，有人告诉她海丰乡下有个民间医生，治疗骨折有绝招。李亚萍二话没说，坐上汽车直奔海丰。

　　医生把石膏打开，用药水泡脚，几天后，果真不疼了。李亚萍以为好了，急着要回去。医生说，这只是麻醉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治疗。姑娘不听劝阻，坚持回到了训练场。谁知回来一跳，骨折的地方又钻心地疼起来。亚萍绑上绷带，咬紧牙关坚持住。

　　3米多高往下砸，每砸一次，对李亚萍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脚疼得连站都站不稳，在国外的日子里，李亚萍走起路来还装得像好人一样。姑娘心里有事，她想：一个杂技演员，艺术之春稍纵即逝，就是死，也得坚持把比赛拿下，要不然，对不住自己多年的刻苦训练。另一方面，当时西方人正拿“人权”大做文章，怕带病参赛，让外国记者知道了会节外生枝，影响成绩。

　　如果说那次比赛，李亚萍是苦在身上，杨冬更多的是苦在心里。

　　已有3个月身孕的杨冬和丈夫都是台柱子。丈夫主演的《双顶碗》，在1993年曾获“金小丑”奖。这对事业上的伴侣，生活上的知音，开始猜测孩子是男是女，开始掰着字典为孩子取名，甚至开始张罗着为未出世的孩子买衣服和玩具。就在这时，团里突然接到通知，要派《女子大跳板》去竞争第二十二届“金小丑”奖。宁根福得知杨冬已有身孕，告诉杨冬可以不参加比赛，团里另行安排人选。可杨冬却对宁根福说：“团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团里花这么大心血培养我，关键时候我拎得清哪头轻哪头重。再说，这个节目练了整整8年，等的就是这一天，决不放弃！”

　　一夜未眠，第二天杨冬便来到医院引产。三天后，当杨冬拖着虚弱的身子出现在训练场上，宁根福心里阵阵酸楚。

　　两个月后，也就是1998年2月，当杨冬和她的12姐妹，踏着“红红的女儿红，飞起的花朵”这首中国民乐走进蒙特卡罗的赛场时，东方女性那种端庄、秀美、似水柔情，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塔吉克斯坦文化部长对中国姑娘的顽强钦佩不已，他说：“全世界只有中国姑娘可以完成空翻五周、五节人这样不可思议的高难度动作。”

　　法国记者赞叹：“中国女子大跳板是当今世界杂技中的新杂技。”

　　摩纳哥新闻发言人说：“我们从中国姑娘的甜甜微笑中，看到了现代化中国的发展与繁荣。”

　　雷尼埃亲王挥笔打了满分。比利时评委把原本只有10分的技巧分，慎重地写成了12分。

　　《女子大跳板》一举夺得第22届的“金小丑”奖，并第一次同时捧回了“公主杯”和“特别奖”。一个节目，三奖并举，让在场的世界杂技同行们好不眼热。

　　宁根福导演了杂技历史上一个新的奇迹！

　　一块块金牌，一座座奖杯，记述着一代又一代战士杂技团演职人员求索的足迹，赋予战士杂技团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和自豪，灌注着他们对中国杂技艺术的执着追求和深厚感情。

六

　　一个香港老板过生日，通过关系找到战士杂技团，想请两个节目去助助兴。见给的报酬不菲，有人建议说，闲着也是闲着，让学员队去表演两个节目，一来可以锻炼队伍，二来可以赚笔钱，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宁团长把话茬打住，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是战士杂技团，不是草台班子；是军人，不是江湖艺人。该演的，一分钱不收也要演，不该演的，日进斗金也不能演。”

　　宁根福一生的追求就是要把杂技推上艺术的圣殿，时至今日，他不允许任何人对杂技艺术有一丝一毫的亵渎。

　　那之后，团里作出一项规定：“别人吃饭我们不演；把我们当赚钱工具不演。”

　　事有巧合。

　　没几天，战士杂技团到广西边防慰问演出。路上车出点毛病，等赶到某哨所时，官兵正准备开饭。宁根福对部队首长说：“为了节省时间，我们现在演，你们边吃边看演出。”

　　有演员在一旁提醒：“不是说吃饭不演吗？”

　　“没说官兵吃饭也不演。”宁根福的话一落音，大家笑，他也笑，笑得山青水秀。

　　第二天，车过金鸡山，见山中有一独立房，宁根福问部队首长：“山中何人？”

　　答曰：“有一老兵。”

　　“有何贵干？”

　　“维护通信线路。”

　　宁根福说：“走，给他演个专场。”

　　有演员说：“就一个人，怎么演法？”

　　宁根福说：“认真演！”

　　杂草丛中列阵，几十个演员为一个兵演一个专场，且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

　　面对汗淋淋的演员，宁根福满怀深情地说：“同志们，没有战士，要战士杂技团干什么？没有战士杂技团，要我们干什么？战士就是我们的上帝！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不要忘记我们是战士杂技团，为战士服务是我们神圣而光荣的义务。在中国，有军营的地方，就应该有我们的舞台；有战士的地方，就应该有我们的表演。”

　　一番话，直说得老兵热泪长流。

　　精神的作用是巨大的。

　　通过宁根福的言传身教，为兵服务的思想已深入到每一个演员的内心世界，融会在血液里。这些年，战士杂技团除了对付繁杂的外事演出和重大比赛，一有时间就下到官兵中去演出。无论是高山哨所，无论是边防海岛，都留下过战士杂技团的足迹。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先后下部队演出上千场，观众达百万之众。

　　踏遍千山，跋涉万水，他们把美丽和祝福送给广大官兵，官兵亲切地称战士杂技团是“一团圣火”。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记者曾三次派人专程来到战士杂技团，要给宁根福拍专题，他死活不肯。

　　他说：“在我眼里，‘东方之子’不仅是一个电视节目，而且也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我还不够格，你们找别人吧。”

　　知根知底的老搭档们闻听此言，心有不快。他们异口同声：“战士杂技团建团50年，他是唯一从演员成长起来的团长。他当团长十多年，是战士杂技团最辉煌的时期。一个‘铁杆团长’，一个为中国杂技不要命的人，一个对国家充满深情的硬汉子，还有比他更合适的吗？”

　　通过战友们的讲述，使我们看到了宁根福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1993年1月8日，首届“金马戏圈”国际马戏杂技比赛在意大利米兰举行。战士杂技团的《小武术》、《钻地圈》两个节目在宁根福的率领下，经过36小时长途旅行到了异国他乡。一进赛场，宁根福一眼看见，在中国队挂国旗的位置上悬挂的不是五星红旗，立即严肃地向主办者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必须无条件把五星红旗挂上去！”

　　面对义正辞严的宁根福，主办方自知理亏，口头上答应更换，可迟迟不行动。原来，在米兰市的百货商店买不到五星红旗。宁根福立即与我国驻意领事馆联系，要求马上送一面国旗。国旗很快送到，宁根福命演员郑卫国爬上梯架，将五星红旗挂了上去。

　　看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宁根福激动地对队员们说：“面向世界，我们代表中国！”

　　这些年，战士杂技团名扬四海，出国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宁根福和他的战友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虔诚地维护着祖国的尊严和荣誉。

　　2001年2月，战士杂技团在德国演出时，一群法轮功邪教分子企图利用杂技团在国外的声誉制造不良影响。起初在演出棚外竭力煽动，后又拦截汽车，企图吸引演员。见演员不为所动，他们又从节目单上抄下演员的名字，邮寄法轮功传单。演员们收到传单，交到宁根福手上，宁根福二话没说，一火焚烧。

　　法轮功分子指着宁根福的鼻子说：“你这个人太顽固，受共产党的毒害太深了。”

　　宁根福笑笑说：“你说对了，我就是一个忠实的唯物主义者。”

　　十年艰辛，十年收获。

　　面对一次次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宁根福率领战士杂技团高擎先进文化的战旗，唱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信念之歌，在团队建设和杂技艺术的高峰上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跃升。

　　祖国47周年国庆的时候，宁根福正率团在德国卡赛尔演出。他一边组织演出，一边筹备着国庆的活动。演出之余，他亲自出去买菜，购买中国食品。国庆这天，整个后台被布置成五彩缤纷的欢庆场面。

　　国庆那天，宁根福换上崭新的西装，指挥全体同志一起高唱《歌唱祖国》。

　　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雄壮豪迈的歌声，在剧场里回响，在场的外国朋友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深深感染，他们也热情地加入到演员中间来，和演员们一起唱起优美的歌声，跳起欢快的舞蹈。

　　在宁根福的率领下，多次出国演出，没有一人违反纪律，没有一人出卖国格、人格，给中国脸上抹黑。让千千万万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改变想法，看到中国人的了不起！

　　宁根福和他的战友们用伤痕累累的身躯支撑起祖国的脊梁！一撇一捺大写着中国的“人”字！

七

　　宇宙茫茫，星空浩瀚。

　　一束强烈的光柱喷薄而出，外星人手舞银球，从光影慢慢涌现，观众眼前呈现出一个色彩斑斓的梦幻世界。

　　一台具有现代意识，取名《星光灿烂》的大型杂技晚会与观众见面了。

　　大胆的构思，奇妙的联想，表现着人类迈进新世纪的巨大跨越精神。

　　整个晚会，以世界和国内获金奖的节目为主体，不时穿插一些新创作的优秀节目，让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

　　为了形象地表达立意，整台晚会将古老与现代，虚幻与真实，雄浑与柔美融合一起，使古老的杂技艺术具有了现代品格，大大增加了杂技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达到一个完美的艺术境地。

　　《星光灿烂》晚会一出，好评如潮。

　　有人说这台晚会，雕塑东方神韵，抒写民族风情，风灵神秀，气势磅礴，是杂技中的诗、诗中的画，是这些年来难得的一台杂技精品。

　　为制造精品，宁根福不知受了多少煎熬。

　　艺术发展的规律表明：“人类的审美意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意识的发展而发展，也随着艺术创作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在宁根福看来，认真审视和从理论上把握自己的发展道路，尤为必要。

　　宁根福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杂技同行们提出：创新本身蕴藏着艺术的个性特征，它为提高作品自身的审美提出了无限延伸的可能。处在我们这样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处在人们的审美趋向高品位而又对艺术的选择越来越宽泛的时代，我们不能不对杂技创新提出更高的要求。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提高技巧难度，或在形式上做些小文章，应该在表现时代审美个性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出精品。

　　何为杂技精品？精品的标准又是什么？

　　只有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把高难技巧与完美的表现形式紧密结合，用和谐的舞美、音乐及其他艺术手段产生出一种深邃的意境，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方可称之为精品。

　　宁根福由此认定：“整体的构思重于局部的渲染，最美的境界产生于整体，最深邃的道理寓于全局，只有通过精心构思，正确处理好整体和局部关系，才能产生出变幻无穷的意境和魅力”。为此，他强调：“当今杂技艺术的美，是演出整体创造的。因此，必须强调通过节目的总体构思吸引观众的目光，以横向借鉴而生发的整体力量震撼观众的心灵。只有这样，才能使杂技摆脱传统的束缚，向更高层次发展，达到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完美艺术表达的一种质的飞跃。”

　　正是有了这种认识，宁根福对艺术的追求总能摆脱陈旧，向更高层次发展。

　　为纪念战士杂技团出访百次而推出的大型杂技晚会《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以及后来推出的《今夜星光灿烂》、《中国阴阳韵》等10台晚会，可以说是宁根福和他的战友们多年来厚积而薄发的结果。一些老艺术家们看了这十台演出，高兴地说：“这样表演杂技，杂技艺术的档次和品位就高多了。”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宁根福正在把“杂技艺术”变成“艺术杂技，”把“技巧杂技”变成“文化杂技”。

　　就说《女子抖轿子》这个节目吧，最初赋予的立意是“憧憬”，表达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有了这个立意以后，节目表演形式便以舞蹈语汇为过渡，以“单臂举单手顶组合”、“女子抖直体旋转1440度”、“连续抖直体后空翻720度”、“前空翻两周与侧体分腿前空翻对抖”等一连12个高难动作技巧为核心，再配以和谐的音乐，舞美、服饰和灯光，使节目从头至尾，动作流畅，高潮迭起，把攀登的艰辛、追求的执著、幸福的憧憬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节目首次出征巴黎，就获得第八届“明日”国际杂技节金奖。

　　杂技永远是有缺憾的艺术。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多么的精彩，但对于编创人员总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女子抖轿子》这个节目获奖之后，宁根福又反反复复排练了五个版本。经多次修改，终于寻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最佳统一。3个月后，经过加工的《女子抖轿子》再次出征瑞典，又获得首届斯德哥尔摩世界妇女杂技马戏节首奖。克里斯蒂娜公主称赞这个节目编排美、技巧美、音乐美、演员美、服装美、灯光美。1995年9月4日，这个节目又与《女子大跳板》节目组合在一起，为北京“世妇会”演出，各国代表交口称赞，从内心佩服中国妇女了不起。同年9月，该节目参加在沈阳举行的全国大赛时，又从整体结构，立意编排、技巧组合、音乐舞美、灯光、服饰以及表演形式等方面再一次重新编排。节目的立意由原来的“憧憬”改为“银色畅想”，大胆构思了对宇宙的科学探索，天空对人类的召唤，以外星人与地球的沟通为线索，表现了人类迈进新世纪的巨大跨越。为了形象地表达出这一立意，除了高难技巧外，还在表现形式上，采用了奇特幻觉的音响，吸收了现代舞的风格，配之以浩瀚的星空，旋转的光环，纵横交错的光柱，整个节目以大写意的手法，构思巧妙，编排新颖，短短10分钟，表现了人类探索宇宙，征服自然的景观。评论文章说，《银色畅想——女子抖轿子》在艺术上达到了完美成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一般传统杂技所远远不能企及的。这个节目参加了第四届全国杂技比赛，在这次比赛中获得了金奖首奖，以无可争议的优势，体现了一种征服的力量。

　　但是，正如宁根福所说，杂技这一行，发展到今天已无“保留节目”。2002年10月，宁根福率战士杂技团主要节目到湖北津门参加国际武术节开幕式。有人建议把《女子抖骄子》再次搬上舞台，宁根福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这个节目好是好，可是由于演员最近换得太多，新演员表演暂时尚未达到以前水准，不能上演。

　　在这个问题上，宁根福无疑是理智的。

　　在中外杂技领域一直被一种萧条的气氛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情况下，在一些外国的文艺界人士发出“杂技马戏正在走向没落”的慨叹声中，宁根福靠的是什么呢？第一靠的是“创新”，第二靠的就是这种 “达不到水准不出台”的质量意识。在他看来，创新是艺术的生命，质量是杂技灵魂。他说，搞杂技就得“你有我新，你新我奇，你奇我特，你特我绝”。千万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跑。今天，杂技艺术已趋成熟，如不因时而化，继往开来，不在改革中超越自我，艺术之树就不能常青。他还说：“中国杂技几千年的创造、演进、变革，积累到今天，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映现出民族的性格特点，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就好在我们的杂技根深蒂固、博大精深；坏就坏在容易故步自封、束手束脚。”

　　如何将姐妹艺术与杂技艺术完美对接，天衣无缝？如何将现代科技的成就运用到杂技中来，促进艺术升华？这是宁根福最为头痛的事情。

　　经过痛苦的思索，宁根福终于从看似复杂的问题中理出了一个头绪：“杂技，说到底不就是人体艺术吗？离开人谈杂技那是缘木求鱼。新艺出新人，新人推新艺。人才是杂技之本，任何时候都不能本末倒置。”

　　近年来，知情人都知道，宁根福是横下一条心，拧紧一根筋，死死抓住了人才这个战略。

　　思贤若渴的宁根福，早在《女子大跳板》正走红的时候就有了一种危机感：再好的节目也不可能一直演下去。《女子大跳板》已经演了好几年了，如果再没有一两个独具创新的节目出台，接下来日子怎么过呢？

　　真让他想准了。《女子大跳板》拿奖之后，老演员退役的退役，上学的上学，演员队伍一时间呈现出青黄不接的态势。恰在此时，辽宁体操队的魏葆华、吴正丹这对体操运动员从电视上走进了宁根福的视线。

　　1996年5月，得知曾获全国少年技巧混双冠军的辽宁运动员魏葆华和吴正丹在深圳参加全国技巧锦标赛，宁根福和时任政委刘剑锋及业务副团长高俊生冒雨火速赶到深圳。

　　从沈阳飞抵广州，南北温差较大，二人有些不太适应。外面下着大雨，馆内却很热，一上场就出了一身汗。魏葆华把吴正丹刚举上肩，吴正丹脚下一滑，人就从肩上摔了下来，当场昏迷，被送往医院。表演没看成，宁根福、刘剑锋、高俊生三位领导，买了水果和营养品，及时赶到医院看望吴正丹。没想到这么有名的战士杂技团，领导又是那么平易近人，魏葆华和吴正丹为之深深感动，出院后，二人来到战士杂技团参观。

　　二人当时有些犹豫，主要是觉得自己练体操这么多年了，转行搞杂技，怕吃了苦也不一定能出成绩。这事暂且被搁下了。

　　1997年，魏、吴二人在南京全国技巧锦标赛上获冠军，同年9月，代表国家队前往英国比赛获铜牌，二人的体操生涯画上了句号。吴正丹正式选择了退役，魏葆华另寻职业正待工作安排。

　　得知二人情况，宁根福一天一个电话。魏葆华没有问题，关键是小吴。刚停训不到两月，吴正丹体重一下子增加了20斤。姑娘铁了心不再练功，并且已联系好上体育学院进修的事。

　　一次又一次接到宁根福打来的电话，16岁的小姑娘有些不耐烦了，对着电话用哀求的口吻说：“宁老师，请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说破天我也不会去。”

　　“孩子，大伙都很想念你们，如果有时间，你们可以考虑来广州玩玩，来往机票和食宿费由我给你们出，难道你们就不想见见老朋友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吴正丹哭了，她再也不忍对宁团长说出半个不字。

　　1998年2月28日，魏吴二人双双来到战士杂技团。

　　吴正丹很快将自己的体重减掉20斤，魏葆华也把状态调整到最佳。他们经过包装之后，不久便随团到了德国商演。演出期间，小吴突发奇想，想把芭蕾舞的动作结合到自己的节目中来。

　　听说要把芭蕾舞的动作嫁接过来演对手顶，有人持反对意见，说：“土不土、洋不洋，四不像。”宁根福不然，他说：“行不行，试试看。”

　　得到团长的首肯，吴正丹便让家人从国内寄了一双芭蕾舞鞋，利用演出间隙开始练芭蕾动作。

　　回国后，宁团长请来广州芭蕾舞团的陆老师专门辅导吴正丹。爱动脑筋的高副团长有一天说：“光在地上走几步芭蕾舞步，意义不太，要上身、上肩可能会好看”。一语道破天机，这个节目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功，除了团长的大力支持外，高副团长的这句话起了大的作用，它帮助这个节目打通了血脉。

　　2002年1月17日，《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参加摩纳哥“金小丑”奖的角逐，被安排在四场演出的首场上演。当一个接一个高难度技巧动作，行若流水的双人舞，大气磅礴的音乐，精彩纷呈地展现在观众眼前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口哨声、跺脚声。坐在评委席上的宁根福，不时用余光斜视包厢中的雷尼埃三世、斯黛芬妮公主和阿贝尔王储。当他注意到这三个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缓缓站起来的时候，他流出了激动的泪水。因为，他知道，在这种场合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雷尼埃三世只为获得本届“金小丑”奖的节目起立鼓掌。

　　首场比赛，雷尼埃三世就站了起来，这在蒙特卡罗国际马戏节26年历史上前所未有。作为特邀评委，宁根福再也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此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场下，阿尔贝王储激动地对宁根福说：“你带来的这个节目，在艺术上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美国评委说：“你让我看到了我马戏生涯几十年中最有价值的节目。”塔吉克斯坦评委说：“这个富于细腻风格的艺术作品，犹如世界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它代表了世界马戏发展的未来。”法国德高望重的马戏专家奎斯先生说：“它创造了杂技技巧和芭蕾艺术的完美结合。我庆幸我从事了杂技事业。”

　　这个节目回国后，魏葆华、吴正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召至上海，准备把这个节目奉献给参加上海APEC会议的各国首脑。第一次预演结束，江泽民同志就指着两位演员说：“这个节目好，要保留。”

　　不出所料，这个节目一出场，果真令各国首脑大为赞赏。演出结束后，面对蜂拥而至的各国记者，魏葆华、吴正丹激动地说：“没有宁团长和其他领导、老师的帮助，就没有《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是宁团长把我们这对‘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八

　　《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如此大受欢迎，让宁根福兴奋不已。然而，这种兴奋就同水过鸭背——很快就退去了，剩下的则是更为深刻的思考。

　　许多年来，宁根福带着队伍出国演出与参赛的过程中，在一次又一次把战士杂技团推向世界文化发展前沿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挑战。加拿大太阳马戏团现代杂技的恢宏壮丽，日本世纪剧团的富丽堂皇，美国现代音乐剧的超时空巨制，都曾猛烈地撞击着他心灵的回音壁。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武汉受训的几个加拿大杂技演员，回国后以他们为骨干组成的太阳马戏团，凭借现代艺术的理念和市场运作，十年间竟然发展为世界杂技界首屈一指的品牌，其演出规模和收入居然超过了整个中国杂技演出的总和，这时候，让一生从事杂技、把杂技视作生命的宁根福可以说是如坐针毡。

　　“命运让我体验到这么多精彩，难道就是为了让我作为一个旁观的过客？”宁根福说，“就是拼了老命，也得让中国的杂技在世界杂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机遇选择了宁根福。

　　2001年1月底，率吴正丹、魏葆华的《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在摩纳哥获得金小丑奖后，从摩纳哥去柏林的路上，宁根福突发奇想，如果能把这个剧目改编成一台大型的杂技剧，那该多好啊？于是，他向随团出访的北京军区导演赵明、军区文化处处长苏玉光及当时受聘于德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刘军等人谈起创作杂技剧《天鹅湖》的设想。没想到，这一设想，竟然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一路上，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杂技剧《天鹅湖》的最初创意诞生了。

　　说干就干，杂技剧《天鹅湖》的脚本在赵明和宁根福的反复商议中很快写就。

　　就在宁根福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时，关于杂技剧《天鹅湖》的“杂音”也扑面而来。有人说，排杂技剧《天鹅湖》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有人说，排杂技剧《天鹅湖》是抽掉杂技的本体，是想毁战士杂技团于一旦；还有人说，《天鹅湖》杂技剧排不成不要紧，要是砸了“艺坛楷模”这块金字招牌，那可就了不得。如此等等，让宁根福充分品尝到了不被理解的滋味。当时，就连好友、著名作曲家张千一都托人带信，劝宁根福不要排杂技剧《天鹅湖》,改排《梁祝》好了，他可以帮助重新配乐。一向不盲从的宁根福坚持认为，杂技是没有语言的艺术，要想和世界艺术接轨，《天鹅湖》可能要比《梁祝》更能迎合世界观众的目光。

　　排练还没理出头绪，有人突然向上级写信告了宁根福一状，说他坚持排演杂技剧《天鹅湖》，将会给战士杂技团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此时的宁根福，正带队在日本演出，一天之内便被急令召回。

　　紧急从日本回国的宁根福，当晚就向领导申明了情况。他得到了理解和支持。从领导那里出来，仰望朗朗明月，宁根福长长出了一口气。这时，一阵清风徐徐吹来，缓过劲来的宁根福把牙一咬，暗下决心：“这回就是拧断金刚钻，也要拿下瓷器活！”

　　可是，激情很可贵，理智不可少。要用杂技语言来表现舞剧经典，两者之间能对接吗？面对挑战，宁根福犹豫过，他甚至试图把这分冲动压下来。可是，仿佛一个梦总在纠缠他，让他寝食不安。一位多年的好朋友见他坐立不安，就劝他：“谁不想一览众山小去看无限风光？可是，别忘了，无限风光总在险峰。你别光往好处想，也得想一想万一在半道上就被摔得粉身碎骨怎么办？你都这把年纪了，该得的荣誉都得了，就别那么狂妄了。老伙计，别怪我不提醒你，成功了好，万一失败了，责任可就全归你一个人了。”

　　这正是宁根福所担心的。然而，他在想，如果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是一种理智，那么有了金刚钻，还不揽瓷器活，又算什么呢？

　　宁根福对本团的现状经过一番理性的分析，发现，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杂技界提出“高、精、尖、新、难、奇、美”的创新理念时，战杂就走在了前面；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新是前提，难是核心，美是归宿”的理论概括时，战杂又成了领头雁；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让战士杂技团与国内外同行有了更多交流和切磋的机会，使队伍得到了全面锤练，更为今后的腾飞提供了内在的、外在的强大动力。更为可贵的是，这支队伍，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实现了观念的更新，奠定了“坚持民族传统与现代意识相结合，吸收中外杂技艺术精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贴近时代，开拓创新”的创新思想基础；形成了“突出时代气息，展现军人风貌，注重文化含量，提高艺术品位”的创新理念；完善了“个人与集体结合，领导与群众结合，反复锤炼，精益求精”的创新方法和机制；夯实了“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无新不出台，无精不参赛”的创新标准。近年，战士杂技团不仅创作出了《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这样的尖子节目，而且还涌现了《鼓韵》、《红灯高照》、《锦绣画卷》、《中国百戏》、《星光灿烂》等11台大型杂技主题节目，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素质好、作风硬、技艺精的优秀演员。

　　宁根福由此得出结论：战士杂技团无论在思想素质、演员结构、技术水准、节目储备诸方面，都已具备编排杂技剧《天鹅湖》的雄厚实力。

　　目标与现实之间有一道鸿沟，要想穿越这道鸿沟，有时须得经历无数的失败、无数的迷茫，甚至是无数的伤痛。杂技剧《天鹅湖》的编排再度陷入困境，宁根福利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机会，就自己当前的处境跟张艺谋等演艺界名人交谈，没想到鼓励他的占多数。尤其是张艺谋，非常肯定地对宁根福说，排杂技《天鹅湖》是个好主意，不过要注意去掉剧中多余的东西，尽量把它编排得场场都精彩。

　　专家的支持，让早年当过底座具有非凡耐力的宁根福更有底气，从此，他力排众议，将杂技剧《天鹅湖》的编排一直进行到底。

　　“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对‘创新就意味着从无到有，一切革新都会招致孤立，它需要有一种能抛弃人所共知的事情的决心和勇气’这段话的理解就更深了。”宁根福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在艺术的道路上，我从来也没有体会过‘一览众山小’的惊喜，更多的则是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恐惧。”

　　“要是歌舞剧，三个剧可能都排成了，但排中国杂技剧《天鹅湖》，回想起来真像一场恶梦。”导演赵明面对如此艰难的排练，不无感慨地说，“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是全剧最重要的部分，你无法去改变它，只能在它的框架下达成自己的目的。可是，要让所有的元素都在音乐中得到统一，就必须首先让杂技演员听懂音乐，这无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剧中有段表现四个小青蛙的情节，总共才1分31秒。然而，这个短暂的过程，在长达半年的排练中，一共修改了9遍。在出访日本演出期间，在下榻的旅馆里，宁根福督促演员们排练，两组小演员在练功中有好几回都累得昏倒在地上。

　　剧中需要引入滑冰的动作，可是，全团四十多名女演员没有一个滑过冰。怎么办？一个字：练！全体女演员在本团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溜起了旱冰。那阵子，天正热，坐在屋子里不动弹都出汗，何况头顶炎炎烈日在水泥地上溜旱冰。

　　领衔主演魏葆华、吴正丹，在表演《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节目时，仅仅需要6分30秒，排《天鹅湖》全剧，他们要坚持2小时零7分钟。对于他们，这已经不再是技巧的问题，而是巨大的体能消耗。这两个优秀演员惊人的毅力和精湛的技艺，最终折服了所有观众，震惊了世界杂坛。

　　每门艺术都有自己的属性、风格和特点。现代杂技包括杂技、魔术、滑稽、训兽四大部类，在《天鹅湖》中要不要加进魔术和滑稽的元素，编导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芭蕾舞是一门高雅的艺术，如果增加魔术、滑稽两个行当，很可能就降底了芭蕾舞剧的高雅品位。意见集中到宁根福这里，从事杂技多年的他，凭直觉认定，剧中增加魔术行当，不仅能增强魔幻魅力，而且能加深观众对剧情的理解。此外，剧中适当出现一些滑稽小丑，不仅增添趣味性、娱乐性，而且也能为剧情的贯通与衔接提供更多的便利。不过，既然是用杂技来体现世界经典剧目《天鹅湖》，那就必须坚持一个原则：按照剧情发展，对杂技节目进行大胆取舍和拼接，使之在五彩缤纷的舞台上，既呈现争奇斗艳的杂技节目，不丢失杂技的本体，又不损害《天鹅湖》作为经典剧目的高雅艺术和唯美特点；既完成杂技技巧，同时又合理地体现剧情主干。正是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经过近半年紧张的编排，杂技剧《天鹅湖》终于新鲜出炉。

　　这台几乎倾注宁根福全部心血的杂技剧，能否得到同行的认可，进而能否受到广大观众的喜欢，还是一个未知数。

　　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杂技剧《天鹅湖》在上海大剧院的公演大获成功，一时间，掌声如雷，好评如潮。有位老艺术家看后，非常动情地说：“没想到，历经三千年锤炼的中国传统杂技，像蛹化为蝶一样脱胎换骨，第一次真正承担起抒情叙事表达故事情节的功能。杂技剧《天鹅湖》使得充满中华民族勇敢、智慧和丰富想象力、体现东方古老而又神奇魅力的杂技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人民日报》也专门发表评论，称《天鹅湖》引发了一场杂技革命。

　　国内演出大获成功，宁根福又带着人马长驱直入俄罗斯。

　　2006年3月，杂技剧《天鹅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剧院上演，5500个座位不够坐，又加了500个座位。演出引起了巨大反响。然而，有人却说，该剧在没得到圣彼得堡观众的认可之前，仍然不能算成功。

　　这又是为什么？

　　人所共知，《天鹅湖》的故乡就在圣彼得堡。

　　早在1895年，《天鹅湖》由圣彼得堡编舞大师皮蒂帕先生创排成功，从此，这一经典剧目便在全世界久负盛名。正如我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所说的那样：“一艘新造的大船，要想拿到到世界航行的合格证，就必须到好望角过一趟，如果顺利通过，就可以拿到了航行到世界各国的通行证。杂技剧《天鹅湖》如果在圣彼得堡演出成功，就可以拿到通向世界巡演的通行证。”

　　既然如此，第二站就定在圣彼得堡。

　　连续多场演出，4000个座位的圣彼得堡十月革命大剧院场场爆满，宁根福带领的中国杂技剧《天鹅湖》征服了圣彼得堡。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评论说：“中国艺术家把《天鹅湖》译成了中文，该剧用中国民族特色的杂技文化，对诞生于俄罗斯的《天鹅湖》进行了充满时代感的全新改造。”俄罗斯《劳动日报》评论说：“‘中国杂技’这个词和‘俄罗斯芭蕾’一样美丽。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甚至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

　　之后，杂技剧《天鹅湖》在日本、德国、乌克兰、白俄罗斯、英国、瑞士等国轮番上演，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如今，该剧在国内外已上演近两百场，有幸欣赏到这一精美剧目的观众，没有不夸赞的。

　　该剧最初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时，就曾得到过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的高度评价：“中国杂技剧《天鹅湖》的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过去我从来不说巨大成功，在这里我要用巨大成功来肯定这部剧的成功，我希望这部剧成为世界的经典，全人类的经典。”有幸被他言中，该剧2004年获得第八届全军文艺会演剧目奖和杂技创作一等奖；2005年——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评委一致认为：“杂技剧《天鹅湖》将美轮美奂的俄国圣典芭蕾舞《天鹅湖》的舞蹈和音乐与赋予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的杂技艺术完美统一，发挥了充分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造型能力，获得观众和艺术家一致好评。”之后，该剧又将2007年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戏剧奖、2008年中国杂技金菊奖的剧目金奖和最佳导演奖一一收入囊中。

　　杂技剧《天鹅湖》的成功，让曾经反对过宁根福的人也不得不心悦诚服。面对电视镜头，被人误解、有着一肚子苦涩的宁根福从容地说：“一个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我非常感谢在排演《天鹅湖》过程中，军区各级领导对我的指导和帮助，非常感谢赵明和刘军两位导演为剧的成功所付出的聪明才志和辛勤汗水，同时，我也非常感谢本团所有的演职人员，特别是老艺术家为该剧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杂技剧《天鹅湖》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新中国整个杂技界为努力提升文化含量和艺术品位长期拼搏的结果，是战士杂技团半个世纪不断攀登艺术高峰厚积薄发的结果，我为它的成功骄傲和自豪！”

后 记

　　因组织创排杂技剧《天鹅湖》，2006年5月16日，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通令，给宁根福荣记三等功一次。

　　2006年5月19日，宁根福又在莫斯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文化基金会授予金质奖章。

　　“要想在艺术上有更多的造诣，人生还太短促了。”作为中国杂技界的领军人物，宁根福始终牢记艺术大师卓别林的这一教诲，探巡艺术创新的脚步即使在功成名就的今天也一刻没有停歇。

2002年11月初写于三亚

2008年7月修改于广州

编辑：yourui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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