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弦上的五彩旋律

三弦上的五彩旋律

艺术的火把一旦点燃，人生的每个细节都将成为素材。——题记

一

　　站在37楼的阳台上，迎着扑面而来的春风，眺望珠江两岸美轮美奂的迷人夜景，杨子春心旷神怡，怀抱着那把心爱的三弦，情不自禁地弹唱起来——

　　六九年当兵我是个小伙，

　　穿上了军装成熟了许多。

　　过了十年有人管我叫大叔，

　　又过十年有人管我叫大哥。

　　现在有人问我结没结婚，

　　还想给我介绍老婆。

　　怎奈我今年五十有八青春已过，

　　可战友们都夸我是老帅哥。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曲艺表演艺术家杨子春，连说梦话都能押到韵脚上。

　　人逢喜事精神爽。乔迁新居的杨子春，这些日子高兴得天天唱着过。

　　房子在广州市中心，几十层高的楼房，往阳台上一站，睁开眼就能看到半个五羊城，可孩子们还嫌不过瘾，买回一架高倍望远镜，恨不能把天下的美景都尽收眼底。

　　我到杨子春家里采访，一进门，就见他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正伫立在阳台上东张西望。看那架势，俨然一个从容不迫、指挥若定的将军。

　　我们谈话的地点就选择在他们家的阳台上。上有星空，下为市井。乐哉！悠哉！

　　“且不说房子了，就这阳台，我看就值一百万。”我说。

　　“混了大半辈子了，才住上这样的房子。”杨子春说，“不过，我也知足了。别看这房子才一百来个平方米，要是靠我们两口子的工资，就是20年不吃不喝，恐怕也买不起。这得感谢组织的关怀！”

　　听杨子春这么一说，我试探着问：“像您这样的名角，参加几次商业演出，房子不就回来了？”

　　杨子春一乐，随口来了句京味儿十足的道白：“无奈何，俺不是那‘置储’的主啊！”

　　“置储”就是“挣钱”，这是曲艺行里的一句老话。年复一年给官兵演出，杨子春“不置储”是圈里出了名的。前不久，他携家人进京演出，中央电视台一位导演一见杨子春就嚷：“瞧！不‘置储’的腕儿又来了！”

　　“说实在的，要是仅仅为了挣钱，我早就不干这一行了。”杨子春坦白地说，“我觉得，曲艺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奇葩，说什么也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给弄没了。更何况我是吃曲艺这口饭的，更应当竭尽全力来保护它。你也许并不知道，干曲艺这一行不容易。它是把快乐奉献给了观众，把痛苦留给了自己。为什么很多人弄了一半儿就撤了？因为太累人！我之所以从来也没想过要放弃，因为我是一个兵，部队需要曲艺。对于我，舞台就是战场，困难再大，我也要战斗到底。不然，就是逃兵！”

　　情之深，言之切。赤胆忠心，日月可鉴。

　　片刻，他接着说：“今年我已五十有八，有生之年，我就两个心愿：一个是把徒弟们扶上马送一程；二是竭诚奉献几部好作品。”

　　“到了这个年纪了，也得注意身体，不能太辛苦了。”

　　“活着干，死了算。累死只当睡着了！”

　　正应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那句话，这位来自北京，祖居白洋淀的汉子，骨子里流淌着的真性情，果真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随着了解的加深，我发现，杨子春贵为艺术家，可从不耍大牌，从他身上丝毫也闻不出一点“星”味儿。耿直的为人，谦和的态度，执著的追求，着实让人感动。

　　“上攀艺术高峰，下为基层官兵。”这是杨子春给自己确立的法度。无论做人，还是演戏，都一丝不苟。至于那些美丽的光环，因为对于观众无关紧要，所以在他眼里也就不名一文。他从不在那些无聊的事情上斤斤计较。

　　态度决定成败。

　　杨子春坚持写兵、演兵，一个心眼为基层服务。这辈子，他不是上边防，就是下海岛。用他自己的话讲：“哪里偏僻，我就偏往哪里跑。”

　　从不炒作的杨子春，却在默默地奉献中出了名。在广州战区边防、海岛一线，随便走进一座军营，任意拉出一个连队，他们可能叫不上来某个大牌影星姓甚名谁，但不会不知道杨子春。

　　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杨子春就已经是闻名全国的曲艺表演艺术家了。他是曲艺园中一棵“常青藤”。无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的热心观众。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国家一级演员”，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更因为他有一种执著的追求，一颗诚挚的心，一手能够紧紧抓住观众视线的“绝活”儿。他不像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对自己重要，不知道什么是观众的需要，一心只为名奔波，一生都在为利忙活，可到头来呢，却是“飞机上的导弹打飞机——空对空。”

　　艺术是什么？是“交往”。自然界中最大最深的鸿沟，不是距离，而是人与人心灵之间的那道裂缝。正因如此，交往就成为一种渴望。谁最需要交往？兵，那些常年驻守在边防海岛上为国尽忠的兵。他们的心境，别人可以不管不问，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怎么能置若罔闻？杨子春说：“国门重如山，名利淡如水。如果我的付出，能帮基层官兵驱除夏夜里的寂寞，遮避冬天里的风寒，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正如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著名文艺评论家常祥霖所说：“杨子春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且知道该怎么干。他沉湎于艺术，但不好高骛远。他的编创与表演，‘继承不泥古，发展不离源。’正因为他遵循了艺术本体的内在规律，正因为他深深地根植于军营这片沃土，所以他的曲艺表演不是小盆景，而是大榕树，独木成林，根深叶茂，青春常驻！”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现如今，杨子春在艺术上有了一定的“份”儿，曲艺圈里公认他是个“腕”儿，可他从不拿架子、不摆谱。到基层去演出，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遇到的官兵仿佛都是他们家亲戚，他和官兵们称兄道弟，勾肩搭背，那股亲热劲儿，让人羡慕得了不得。

　　如果有机会走近他，我相信你一定能从他那与生俱来的热忱和发自内心的关爱中，感受到一个军队艺术家的人格魅力。

　　他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温暖着你，温暖着我，温暖着千千万万官兵的心窝窝！

二

　　不过，毕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最近一个时期，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杨子春都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就是这样，只要一听说下部队演出，他立马就来精神。这些年，“一团火演出队”深入边防海岛演出不下千场，哪一场也没少了他。

　　被称作“文艺轻骑兵”的广州军区“一团火演出队”，起步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杨子春那时还很年轻，是这支队伍中的顶梁柱。从那时起，他常年上高山、下海岛，以服务基层为宗旨，轻车简从，深受广大基层官兵的喜爱。小小“一团火”，历经数十年风雨，演员不知换了多少茬，可杨子春和史琳这对儿老搭档，却始终坚守在阵地上。

　　“只要有士兵的地方，不论多偏多远，我们都要想办法上去点把火！”这是杨子春当“一团火演出队”队长之初，拍着胸脯许下的诺言。他说过，他要带领“一团火演出队”，走遍战区部队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一份多么庄严的承诺！为了这份承诺，杨子春可以说使尽了浑身解数，差点儿没把命搭上。

　　1997年“八一”建军节到来之前，杨子春到广州军区某干休所去看望几位老首长。有位老首长一见面就嚷：“子春啊，你小子现在成艺术家了，把我们这些老家伙也给忘了？”

　　“哪能忘啊，我这不是来接受老首长们的批评来了吗？”

　　老首长一把拉过杨子春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些老同志退下来之后，参加活动的机会少了，想看场演出也不那么容易了，您是不是抽点空闲，来给我们演一演哪？”

　　杨子春心头很不是滋味儿。自己平时除了上边防、下海岛，在军区大的舞台上演出是有数的。即使演了，这些老首长也未必都能看得上。这些老首长可都是自己的老观众，不能冷了他们的心哪。想到这儿，他马上对老首长说：“别着急，等我回去收拾一下家伙，马上就来向你们报到。你们爱看什么，我就演什么。”

　　回到家中，杨子春立即去找团里的领导，建议利用空闲为军区各干休所搞一次慰问演出。团领导考虑，军区干休所有很多，要全跑一遍，至少得个把月。团里正准备编排一台新节目，日程挤得很紧，一时抽不出人手，领导决定暂不安排到干休所演出。

　　杨子春知道，这一推可就没有指望了。可这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怎么跟老首长们交代呢？思来想去，他跟妻子史琳商量：“咱们开个‘夫妻店’，重阳节前后，到各干休所去跑一遍怎么样？”

　　“听你的。”

　　夫妻俩拿出看家的绝活儿，经过半个月的排练，把一场集单弦、相声、京东大鼓、小品双簧、快板、独唱于一体的节目搬到了老首长们的面前。老首长没想到，一句玩笑话，却让杨子春当真了。看着杨子春和史琳台上的表演，老干部们在台下窃窃私语：“子春这人行，戏好，人更好！”

　　其实大家都明白，现在哪个还缺戏看？电视上每天上演那么多好戏，有多少人看？说句不好听的，现在连电影都很少有人看了，何况一台小小的曲艺表演？其实，这就是一种情结。就像中央电视台的“心连心”艺术团，早已超出了演出本身，它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党中央，一头连着老百姓。

　　面对老干部们赞扬的目光，杨子春浑身是劲儿。没有舞台，上操场；没有音响，放大嗓门。中间休场也没个替换，节目一个接一个上。一个节目下来浑身是汗，每人预备一条毛巾、一桶水，演一个节目，洗一把脸。一场演出下来，桶里的水全是浑的。就那样，夫妇俩边歌边舞，顶烈日、战酷暑，一场接一场，一个多月演了不下四十场。

　　由于过度劳累，演到后来，杨子春和史琳都累病了。杨子春高烧不退，嘴上起泡，史琳劝他：“休息两天，等病好了再演吧？”

　　一向认为“戏比天大”的杨子春，得知下一站已经接到通知，做好了演出准备，强打精神说：“演！”

　　演！演！演！

　　绿了芭蕉，红了樱桃。岁月在变，观念在变，杨子春为官兵服务的执著精神没有变！

　　1998年夏天，长江、嫩江、松花江“三江”抗洪战犹酣。杨子春从电视里看到洪水滔天，心急如焚。他和妻子双双请缨，直奔长江大堤湖北段。

　　又一次洪峰直逼武汉，荆江大堤危在旦夕。经过数日连续奋战，虎虎生威的官兵，这时因累、饿、困，已经没多少力气了。杨子春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急呀，怎么办？

　　“有了。” 他对史琳说，“咱们到水线上去搞战场鼓动。”

　　“好。演短的，提神的，现编现演，火药味儿浓点儿。”史琳帮忙出主意。

　　于是，二人来到大堤上，面对满脸是泥，已经分不出鼻子眼睛的官兵，背对汹涌澎湃的滚滚江水，放声高歌。这一演不当紧，刚才连站都站不稳的官兵，竟然雄风重振，士气高昂。见此情景，有位将军紧紧拉住杨子春的手说：“老伙计，关键时刻，你比我管用。”

　　那些日子，哪里最危险，夫妻双双就往哪里冲。那天晚上，准备进行荆江分洪，夫妇二人和舟桥某部官兵一道，到各村落疏散群众。没想到越走越远，竟忘了归途。杨子春顿时紧张起来，他背着史琳，掏出手机给远在广州的儿子打电话。电话里，他给儿子交代：“很快要分洪，我跟你妈不会游泳，万一我们回不来，家里你最大，一定要照顾好奶奶、弟弟和妹妹。”儿子一听，哽咽难语。杨子春顾不得安慰他，合上电话，继续向前搜索。

　　“所幸的是，本届政府没有分洪。要不然，我们活不到今天。”杨子春说，“不过，生死面前，倒让我们产生了不少灵感。”

　　那段时间，夫妇二人边抗洪、边演出、边创作，日夜忙不停，先后创作出《白杨对话》、《哥哥你在哪里》、《这才是中国人》、《两江对话》、《涵洞情》等精彩节目。

　　抗洪胜利结束，夫妇二人回到广州，不吃不喝，躺下就睡，一觉睡了整三天。

三

　　杨子春为何这样卖命？

　　也有人私下里说：“还不都是为了钱？”

　　商品社会，没有钱当然不成。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凭直觉作出如此判断，不足为怪。可是，像杨子春这样常年为官兵演出，又能挣多少钱呢？是军人都知道，除了每月工资，额外的收入微乎其微。

　　去年，杨子春带“一团火演出队”再次来到广西边防慰问演出。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除了演出就是坐车，连年轻演员都有点吃不消了。边防部队有位领导出于关爱，对杨子春说：“您年纪这么大了，一天演几场，身子骨受不了。去哨所演出，您就不要去了。”

　　杨子春一听，坚决不干。他说：“请首长收回成命。我来就是为大家演出的，人都来了，不让演可不成。”

　　一个多月，大小演出数十场，一场不缺。有一次，到一个哨所演出结束，他爬上哨所跟正在执勤的战士聊天。

　　“小伙子，入伍几年了？”

　　“两年。”

　　“看过演出吗？”

　　“这里有时连电视信号都没有，到哪儿看演出啊？”

　　“我们这次演出你看没？”

　　“运气不好，正好轮到我值班。”

　　“谁说你运气不好，我们现在就给你演个专场。”

　　他把演员都叫上，认认真真为这个战士演了好几个节目，演得那名战士热泪盈眶。

　　几个新加入“一团火演出队”的年轻演员对此不很理解，上车以后问：“杨老师，您这是何苦呢？”

　　“我们团的名字叫什么呀？”

　　“战士歌舞团呗。”

　　“战士歌舞团不为战士演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道理我们懂，只是觉得像您这样，要奖获了一大堆，要钱不多可也够花的，可您还这么较真，这么卖命，到底图个什么耶？”

　　“为了还债！”杨子春满怀深情地说。

　　面对年轻演员狐疑的眼神，杨子春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杨子春的父亲杨吉瑞是河北白洋淀地地道道的农民，3岁上死了娘，14岁上跟人学艺浪迹江湖。爱好出勤奋，勤奋成天才。没上过一天学，目不识丁的杨吉瑞，因为天资聪慧，巧舌如簧，经过民间艺人口传心授，学会了西河大鼓，成为冀北一带颇有名气的说书艺人。1953年，河北平原发大水，杨吉瑞撑着一条破船，拖家带口逃难到了北京，在天桥一带落了脚。

　　老北京的时候，天桥一带被称作“穷人的天堂”。那里聚集着各种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杨吉瑞初到京城，便在天桥一带“撂地”——靠说书挣钱以维持家人生计。

　　从事曲艺的人都知道，北京的天桥与我国的曲艺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天桥”几乎成了曲艺的代名词。那个地方，不仅哺育过旧中国的曲艺，而且也写下过艺人的血泪。那里所发生的爱恨情仇，直到今天，仍然是许多影视剧叫座的卖点。天桥民间艺人演出的主要场所有两个：一个是室内演出。如茶馆一类的地方，有钱人里面一坐，边饮茶边听书。不消说，这是观看曲艺相对高雅的去处了。另一个是露天演出，也称“撂地”。人们形象地把这类演出叫作“雨来散”，意思是雨来了，观众就会各自散去。别看这“撂地”，里面可充满着激烈的竞争。众多身怀绝技的艺人聚在一起，为了把不断流动的观众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千方百计地施展绝活。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竞争，才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民间艺人；民间艺人又是传统艺术流动的载体，正是有了他们，才推动了传统艺术的向前延伸和发展。

　　少年不知愁滋味，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杨子春，并不知道父亲这些艺人中间发生的一切，他和娃娃们每天扎在人堆里穷快活。

　　唱了一辈子西河大鼓的父亲，不愿再让子女步其后尘，省吃俭用，把孩子一个个都送到学堂里去读书。可到杨子春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由于家里孩子渐多，靠父亲一人卖艺挣钱，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9岁的杨子春，眼看要上二年级了，连一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

　　苦难孵化梦想，忧患孕育希望。当老师再一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点杨子春的名，催他缴学费时，自尊心很强的杨子春，一气之下跑回家中对父亲说：“我不上学了，让我跟着您学艺吧？”无奈之下，父亲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

　　弱者用泪水浇灌生命，强者用汗水高奏凯歌。生活的艰难困苦，父亲的言传身教，加上个人刻苦努力，十来岁的杨子春已经成为曲艺圈里小有名气的“角儿”。

　　饱受没有文化之苦的父亲，为了塑造儿子，使用的教育方式很原始。他给杨子春买下两本书：一本《新华字典》，一本《百家姓》。每天天不亮，就把儿子从被窝里拖出来，逼着他死记硬背。背错了，就打屁股。不过，杨子春从来没从父亲口中听到一个脏字。父亲的文气，在曲艺圈里是出了名的。尽管如此，杨子春仍然很怕父亲。他怕父亲那充满期待的目光。因此，他非常努力，从不偷懒。

　　看得出来，杨子春对父亲的严厉还是心存感激的。他曾自豪地对人说过：“我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我的文化最早还是跟他学的。我之所以能写本子、搞创作，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他这里说的“打”，是打屁股的“打”。

　　旧社会，说书艺人属于“下九流”，不为人所重视。饱受世态炎凉的杨吉瑞，为了不让儿子再遭白眼，经常这样教导儿子：“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别人吃面包，你不许看，你只管吃你的窝窝头，想吃好的，自个儿长本事！”

　　关于学艺，父亲也没有多少理论，总是强调：“一日练一日功，十日不练艺成空”、“夏练三暑，冬练三九”，等等。没想到这些老话儿，刻在了杨子春的脑子里，他把这些道理奉若神灵。烈日当空，他赤膊上阵，挥汗如雨，拼命苦练；数九隆冬，滴水成冰，他怀抱三弦，打坐在冰雪之上，面迎凛冽的北风，琴声涟涟。有人说他是疯子，还有人说他是傻瓜，直到有一天，当人们竖起耳朵，仔细一听，这才发现，这个特立独行的年轻后生，既不疯也不傻，将来必定是技冠群雄的艺坛精英。

　　杨子春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童子功。

　　“1959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成立说唱团，我当时11岁，就被吸收为带工资的学员。从吃‘百家饭’到吃‘国家饭’，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故事讲到这儿，杨子春推心置腹地对年轻演员们说，“如果没有新中国，毕其一生，我杨子春也只能是个民间艺人，很可能就像当年我的父辈那样，一辈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现在，我是国家一级演员，享受着政府的特殊津贴，有很多荣誉和头衔，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不安。我不就会点曲艺吗，如果没有军队这所大学校的培养，如果不是军营文化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就凭我杨子春，纵然有天大的本事，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平衡，相反，倒觉得欠着部队一份情。如果不把艺术生命献给军营，我这辈子恐怕很难安生。”

四

　　不记得是哪位哲人讲过：风帆如果不挂上桅杆，充其量就是一块破布；理想如果不付出行动，最多也就是个虚无的梦想。

　　杨子春年轻的时候，敢想敢干，据说也是个不很安分的主儿。

　　1962年，宣武区成立艺校，起名“小桃园”。杨子春在这里经过三年系统培训，1965年再回说唱团，说拉弹唱无所不能。

　　可他毕竟是个后生，艺术的道路还很远很长，他见贤思齐，有好的表演形式就想学，有入耳的段子就想记。可是这一行里有些老规矩，艺人们普遍是“宁赠一锭金，不送一口春。”要想博采众长，并不像今天这样来得容易。不知杨子春使了什么法术，这辈子竟有五位师父收他为徒。他文学师从刘学智，单弦师从马聚全，西河大鼓师从刘田利，相声师从常宝华，快板书师从梁厚民。这些老师们都愿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人拜三师，如虎添翼。”杨子春连拜五师，所以，他有今天这样的造诣，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当杨子春一步步走向艺术殿堂的时候，“文革”开始了。艺人之间相互揭起“老底”儿。杨子春对老一辈江湖艺人身上存在的恶习本来就有些看不顺眼，得了，这一揭老底，他的心里更不是个滋味儿。尤其是在血腥的政治运动中，自己昔日顶礼膜拜的老师们，一个个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到批判，残酷的现实让杨子春这个小小少年噤若寒蝉。

　　他决计改行。

　　工、农、兵在那个年代社会地位高，杨子春申请去当工人。他被分配到了718厂。终于站到了工人阶级队伍里去的杨子春，高兴得了不得。

　　718厂是一家军工企业，规模大，四机部直属。进厂后，他跟着一位叫都玉良的师傅学电工。都师傅是东北人，为人耿直，性情豪爽，很喜欢杨子春，师徒二人相处非常融洽。

　　进厂不久，四级部成立了一个演出队，点名要杨子春参加。电工那套工具还没使用熟练，他就被隔三岔五地抽去排练节目，几乎没在厂子里正经呆过。

　　1966年冬天，庆贺毛主席的生日，厂里要搞演出，安排杨子春表演快板。可是快板刚打破了，没板怎么办？于是向厂里请假，跑到通州去买回一副快板。

　　杨子春听说，快板用油炸一炸声音更脆，于是在车间里找来一盆油，顺手往电炉上一放，插上电源就烧起来。正烧着，只听“砰”一声，起火了，火苗直舔房顶。杨子春一看大势不好，来不及细想，一个箭步冲上去，端起火盆就往外冲。熊熊的火焰终于被自己扑灭了，可是浇焦了头发，烧秃了眉毛，烧脱了手上的皮，脸上、脖子上，大泡摞小泡，疼得他“哇哇”直叫。

　　杨子春被赶来的工友们送进了金水潭医院。躺在病床上，他心想，这下完蛋了，不仅不能演出，还得挨处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厂领导来看他，一个劲儿表扬他，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为抢救国家财产，舍生忘死，不怕牺牲，是全厂职工学习的楷模。

　　祸之福所倚。杨子春在家安安稳稳养了一个月的伤，把师傅梁厚民教他的段子《奇袭白虎团》背得滚瓜烂熟。不仅没耽误演出，而且还享用了一堆厂里送来的鸡蛋和白糖。这些东西，在物质供应紧缺的年代，那可真是羡煞人也！

　　伤愈后，杨子春回厂上班。刚进厂门口，就听高音喇叭里广播，有位工人师傅正在急救，急需输血，请O型血的同志尽快到厂门诊室献血。杨子春冲进门诊室，一下献了200CC。厂里为他发了15块钱。头重脚轻的杨子春中午没回家，怀揣15元钱到“东来顺”去给自己“补血”，一顿竟吃下4斤涮羊肉。

　　要说杨子春这工人当得也算有滋有味儿，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理想又要放飞了。

　　1968年8月15日，全国国防工业派代表进京，共商“抓革命，促生产”之大计。为保障会务，要求四级部从在京各军工企业抽调一批年轻人当“三员”：服务员、宣传员、联络员。即是代表，又是“三员” 之一的杨子春，吃住在饭店长达几个月。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前来开会的老红军，此人名叫吴荣正，50来岁，是贵州省军区的副司令员。在杨子春眼里，这位满口四川话的将军，一点架子也没有，非常和蔼可亲。

　　杨子春对将军很敬重，天天帮他打开水、扫地、洗衣服。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忘年之交。那时，虽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峰，全国各地到处乱哄哄的，可这一老一少却经常关起门来聊大天。血气方刚的杨子春，常常被吴副司令员精彩的战争故事带进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1969年1月25日，毛主席在首都体育馆接见军工代表，长达几个月的会议就此宣告结束。第二天就将分手，头天晚上，一老一少，满怀依依惜别的深情，进行了最后一次深夜长谈。

　　吴副司令员问杨子春：“你想没想过要去当兵？”

　　“没认真想过。”

　　对杨子春的回答，将军似乎不太满意。他说：“你得好好想想。男子汉，大丈夫，一辈子没当过兵，活得多没劲啊！”

　　“您老18岁就当了团长，我今年都满20岁了才去当兵，是不是有点儿晚了？”

　　“再不去，不就更晚了？”

　　“体检、政审挺严的，我行吗？”

　　将军抬起双手，拍了拍杨子春宽厚的肩膀说：“行！准行！”

　　“当兵一走，工作可就没了。”

　　“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兵当好了，还愁没个好工作？”

　　“到部队我怕吃不消。”

　　“部队是座大熔炉，投进去的是铁，炼出来的就是钢！”

　　在将军的鼓动下，杨子春第二天就背着家人，义无返顾地来到厂武装部报名。

　　杨子春给接兵干部递了一根“大前门”香烟，接兵干部审视了半天问：“你参加工作了？”

　　“工作好几年了。”

　　“月工资多少？”

　　“46块5毛。”

　　“当兵后每月可就只有6块钱津贴了，到时候恐怕这‘大前门’你是抽不上了，可别后悔啊？”

　　杨子春一听这话，居然背诵起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来：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行了，行了。”接兵干部对杨子春说：“你这个兵我们要了，回去等通知吧。”

　　第二天，入伍通知书真的来了。杨子春这才把自己要当兵的事儿告诉父亲。父亲平静地听完儿子的陈述，一句话也没说，把身子慢慢背了过去。在杨子春的记忆里，父亲无论遇到多难的事儿，从来没有当人的面流过一滴眼泪。

　　运新兵的专列到达武汉，杨子春看到了朝思暮想的武汉长江大桥，喜不自胜，当着500多名新兵的面，说起了快板书。

　　欢歌笑语，随着奔驰的列车，播撒在大江南北！

五

　　“当初，我来当兵就是想尝个鲜儿，原想干它三五年，退伍后还回北京当工人。没想到，上了火车就下不来了。”听杨子春这么一说，我问了句：“后悔了？”

　　“终生无悔！”

　　1969年1月末，新兵一下火车，队列前走来一位少了半边耳朵的大个子警卫连长。后来杨子春才知道，这个连长的耳朵是在一场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受的伤。连长粗声大气地点了包括杨子春在内的几名新兵的名。杨子春出列一看，几个新兵都和自己一样，牛高马大，个个像黑铁塔似的。别人都不敢吱声，他上前问那连长：“让我们去干什么呀？”

　　“打球。”

　　“我不会啊？”

　　“学！”

　　“学不会。”

　　“你会干啥？”

　　“说快板。”

　　“那你去喷火连吧。”

　　“去那儿干嘛？”

　　“去说快板。”

　　原来团里的演唱组放在喷火连。杨子春一到，果真就派上了用场。听说杨子春会弹单弦，指导员喜出望外，带他到连队仓库东找西翻，居然找出一把旧三弦。就靠这把三弦，杨子春在不到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期间，创作出了好几个受官兵喜爱的小段子。

　　已经21岁的杨子春，见过世面，不像其他新兵那么局促。他能说会道，能演善导，无论干什么都比别人出色。这事让上级发现了，结果一级一级传到了师里，师首长指示，让杨子春给全师的新兵作报告，谈谈为什么放着46元5角的高薪不要，偏要来拿6块钱的津贴费。

　　做了一圈报告，杨子春出名了。新兵训练刚结束，杨子春就由团里的演唱组，调到了师里的宣传队。在师宣传队参加过几次文艺汇演，又被军里演出队要走了。

　　当年11月，杨子春就站到了党旗下。

　　入党宣誓那天晚上，杨子春夜不能寐，从被窝里偷偷爬起来，给远在贵阳的吴副司令员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自己入伍以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不久，就接到了将军的回信。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杨子春从影集里找出他和将军在北京时的合影，以及将军那封已经发黄的回信，轻轻地放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将军很面善，温和的表情里透着一股农民式的厚道。从写给杨子春的信上不难看出，比起他的同辈来，将军的文化可能算是高的。无论是字迹还是文笔，都还算漂亮。

　　子春小同志：

　　你的来信收阅。

　　得知你入伍第一年就被评为“五好战士”，并能用党员的五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正在努力争取锻炼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很高兴。不过，我得提醒你，虽然这一年表现不错，但这只是一个开端，不能因此而自满，放慢前进的步伐，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鞭策自己，不断前进，把每一段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小结都当作新的起点，在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革命在发展，斗争在继续，为人民服务是无止境的。只有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才会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的不足。现在国际形势很紧张，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时刻准备打仗！”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一定要用备战的眼光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你的头脑里不仅要装有很多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和他们的英雄事迹，而且还要以他们为榜样，不断向他们看齐。希望你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岁月中做出更大的成绩，在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迅速成长，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不断前进！

　　　　　　　　　　　　　　　　　　　　　　　　　　　　　　　　　　　　　　　　　　吴荣正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这封信，杨子春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每次读，他的心情都不一样。这次，当着我的面，仍很动情。读到后来，竟泣不成声。我在心里笑：真不愧是当演员的，怎么说哭就哭？就这么一封平平常常的信，至于这样激动吗？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让我深感内疚。从同一本影集里，杨子春小心翼翼地又取出一张发黄的小纸片。这是《人民日报》的一角，上面刊登着吴荣正副司令员逝世的讣告：

　　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荣正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七日在北京逝世。吴荣正同志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五十六岁。

　　杨子春擦了擦眼泪，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这辈子我尽遇到好人了！这位老首长，对我的影响很深。不是他指引我走向军旅，我有今天吗？后来我给他去过几封信，都没回音。正在纳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报上看到了这则消息，当时就大放悲声。那段时间，只要一想起他，我就拼命打快板、弹三弦，常常把自己弄得泪流满面。别人还以为我精神上出了毛病，其实我是在为痛失亲人而难过啊。”

　　杨子春点上一支烟，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自言自语地叙叨：“做人哪，一定要知恩图报，到啥时候都不能忘了别人的好。现在，吃鸡没鸡味儿，吃鱼没鱼味儿，眼瞅着有的人也快没个人味儿喽！”

　　也许是跟在旧艺人堆里呆过有关，杨子春做事、交往有些“老派”。直到现在，每逢吴荣正老将军的忌日，他还要倒上一怀酒，点上一根烟，守望着那张小照片儿，静静地坐一会儿。孩子们看到这种情形有些不解，问他：“这人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杨子春对他们说：“人一生要走的路很长，有白天，也有黑夜；有光明大道，更会有曲折坎坷。你要想把道走正了，就得有人给你当向导。吴荣正爷爷就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向导。他就像一座灯塔，远远地耸立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引导着我前走。”

　　孩子们对这些话现在可能还似懂非懂，不过等他们长大后就该明白了，师傅不正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盏灯塔吗？

六

　　青青河边草，一岁一枯荣。

　　杨子春当兵转眼满一年。年底，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来了一纸调令，要调杨子春去当专业演员。这是何等的好事啊！可他却不愿意去。指导员苦口婆心做了一个晚上的思想工作，都不见效，于是找出了杨子春的入党申请书，往他面前一推说：“念念最后一段！”

　　当他念到“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时，指导员说：“命都可以不要，服从调动难道就做不到？”

　　杨子春羞愧难当。第二天天不亮就打起背包，自行前往武汉军区文化部报到。

　　“没想到，这一去，竟是一辈子。”当杨子春手拂霜鬓，深情地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禁不住一声叹息。

　　初到胜利文工团，团领导为了锻炼杨子春，任命他为班长，带几个刚从地方院校招收来的大学生，下部队去体验生活。他们打着背包，来到洛阳某师。师里正准备进行千里拉练。一向以带兵严格著称的师长张万年，对这群文艺兵另眼相看。他对杨子春说：“大杨啊，这次行军，你们的主要任务是说快板，中途给部队加加油，准备得怎么样了？”

　　“首长，您就请好吧！”

　　说着，杨子春从腰间掏出快板，现编现演，把张师长喜得合不拢嘴儿。从此，快板在两人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这一老一少成了忘年交。

　　千里行军千里歌。一到宿营地，杨子春往官兵中间一站，就开唱。大家伙一乐，疲劳全消了。

　　有次急行军，途中有位战友晕倒，杨子春二话没说，背起来就跑。一口气跑了五公里，按时到达目的地，鞋子却不见了，两脚鲜血淋淋。

　　有了这样的生活作铺垫，再编节目，哪还有不受欢迎的？在武汉军区，无论走到哪里，官兵都认得他。杨子春成了全军区不折不扣的“大红人”儿。

　　1978年春节前的那天下午，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儿，空旷的武昌车站寒气袭人。正在这时，从南方开来一辆专列，车到站时，从上面下来一群军官。站台上准备接客人的杨子春，正巡视着这群军官，就听背后一声喊：“杨子春！”

　　“到！”杨子春回头一看，是某军军长。

　　“首长，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回来？”

　　“边防。”

　　“干吗去了？”

　　“看地形。”

　　说到这儿，一个信息“霎”地从杨子春大脑里跳跃出来：“要打仗！”因为，近来大小报纸连篇累牍都在刊登南部边境紧张的消息，字里行间，早已觉察到了硝烟的味道，没想到这仗说来就来了。杨子春上前小声打探：“首长，什么时候开打？”

　　“快了。”军长说，“演习的时候总看到你小子，马上玩真的了，可别见不着你了！”

　　军长说完，掉头上了车。可他丢下的这句话，就像一把大锤，猛烈击打着杨子春的心。那个晚上，他辗转反侧，天不亮就起来写请战书。

　　请战书交上去，一天没消息，两天没消息，到第三天，他径直去找军区政治部主任谢堂忠。

　　“打仗是要死人的，你有思想准备吗？”身经百战的谢主任，说话开门见山。

　　“首长放心，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奉献一切。”杨子春说，“和平年代，遇上一场大仗，这是我们军人的机遇。作为一名军人，有仗不让打，我会后悔一辈子。”

　　“你是文艺兵，平时演演节目还行，打起仗来恐怕就不顶用了。没有急于批准你，主要是怕你去了，不但起不了作用，而且还会成为作战部队的累赘啊。”

　　主任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可经过深思熟虑的杨子春，似乎理由更加充分：“首长，您还记得我们曲艺界的那个模范‘小蘑菇’吗？”

　　“记得。他原名叫常宝堃，当年和琴师程树棠一起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前线慰问演出时，遭敌机轰炸，壮烈牺牲了。他可是你们曲艺界的一面旗帜啊，你应当向他好好学习。”

　　“首长，您连战场都不让我上，我怎么学？”

　　主任顺手抄起一支笔，在杨子春的申请书上慎重地写下两个字：“同意。”

　　握别的时候，主任语重心长地说：“小杨，战场不同于舞台，你可一定要听从指挥，服从命令。等仗打起来，不仅要勇敢顽强，而且要灵活机动。我希望你活着回来，但不希望你苟且偷生。如果你贪生怕死，现在还来得急；如果你胆敢在战场上给我们政治部丢脸，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首长放心，您就等着给我发军功章吧！”

　　杨子春一路小跑，来到军械库，领了一把“五四式”手枪和24发子弹，回家练起拆卸。同在军中服役的妻子，抱着刚刚1岁的儿子站在一旁，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

　　看着哭得泪人似的妻子，杨子春说：“明天我就要出发了，你在家多保重吧。一定要把儿子带好，如果我回不来，你再给儿子找个好爸爸，安安心心地过日子，我在九泉之下给你磕头了。”

　　在他们家当保姆的湖北老大娘一听这话，急得团团转，拉住杨子春的衣襟哀求说：“儿子那么小，能不能跟上面说说，不去了？”

　　“大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前边打仗，我一个当兵的，守在家里像话吗？”他摸着熟睡的儿子，亲着他的小脸蛋儿对大娘说：“从今往后，麻烦您老多费点心，帮我把他带好，别让我挂念他行吗？”

　　背着身后一堆哭声，杨子春来到安阳某师报到。师里把他分在政治部宣传科。接着，部队从中原大地开到了广西崇左。

　　大战前夜，全师部队整装待发。剃了光头的杨子春站在队列里，精神绷得紧紧的。就在这时，只听师参谋长一声大喊：“杨子春！”

　　“到！”

　　“来一段！”

　　“是！”

　　杨子春“叭”地一声从腰间拔出快板，“噌！”一个箭步跳上炮车，“噼里啪啦”一阵紧打，然后来了一段“现挂”：

　　打竹板，

　　竹板打，

　　句句话里都有打。

　　霸权主义就该打，

　　入侵之敌就得打。

　　天上来，天上打；

　　地上来，地上打；

　　海上来，海上打。

　　四面八方一起打，

　　全民皆兵一起打。

　　打！打它个满天飞彩霞；

　　打！打它个遍地开红花。

　　打！打！！打！！！

　　段子虽短，铿锵有力。没有掌声，可杨子春能够感觉得到，官兵这时已热血奔涌，士气大增。

　　就在快板结束的一刹那，参谋长一声令下：“出发！”

　　雄师劲旅，排山倒海。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一批批烈士的遗体和重伤员运到后方。杨子春和政治机关的干事们一道，负责清理烈士遗物。他在一个只有17岁的小战士身上，摸出一个红皮小本，模糊的字迹这样写着：“开始时，听说要打仗，我还真的有些怕。战斗打响那天晚上，听了杨子春的快板书——打！打！打！不知怎的，我一下子就有胆了。打！打它个满天飞彩霞！打！打它个遍地开红花！”

　　杨子春哭了，哭得很伤心，也很悲愤。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一副小小的快板儿，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当天晚上，月色朦胧，杨子春环顾隐约的群山，心绪难平。他去找师政治部的领导，坚决要求参战。领导正在开会，他等不及了，一个箭步冲进帐篷，没头没脑地说：“首长，我要上战场！”

　　“你是上级派来的，我们必须对你的安全负责。”

　　杨子春一听这话，当即去找师里的副政委王祖述。

　　“麻烦您替我说说，让我去参战吧，要不然，不就白来了吗？”

　　“你都看到了，现在战斗很激烈，去就意味着牺牲，我替你负不了这个责。”

　　“我不要您负责。如果我牺牲了，只求您不要把烈属的牌子挂到我家里，直接给我送文工团去。”

　　杨子春的请战最终得到批准。

　　晚上，炊事班为他专门下了一碗长寿面，炊事班班长陪着他，一边看着他吃面一边说：“老杨，带手枪目标大，敌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当官的，把我的冲锋枪和钢盔带上，等你回来再还我。”

　　是夜，杨子春踏着硝烟，冲向了炮火连天的战场。

　　有人把杨子春在战场上的表现和他临上前线说的那些话写在一张大红纸上，贴在军区文工团的大院里。路过的人们，不论男女老少，读着那段无所畏惧的豪言壮语，总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

　　正当文工团的领导和演员们哭鼻子抹眼泪的时候，杨子春回来了。他开玩笑讲：“算我福大命大，牺牲那么多人，我不仅没进烈士陵园，而且还立了一次三等战功，下半辈子都是赚的了。”

　　军区政治部领导表扬了他，军区副司令员周世忠还特意请他和参战的机关干部吃了顿饭。这件事在胜利文工团的演员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部队凯旋回到营区，杨子春随团到他参战过的那个师去慰问演出。

　　“下一个节目：快板书——《大炮上刺刀》，表演者：杨子春。”

　　报幕员的声音未落，台下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杨子春迎着掌声出了场，全场官兵又起立鼓掌。其他演员被这种场景弄得莫明其妙，只有杨子春心里最清楚，这里有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他们之间早已结成了血浓于水的战斗情谊。

　　节目演毕，杨子春下台，掌声、欢呼声此伏彼起，持续长达好几分钟，弄得他不得不三次上台谢幕，直到泪如泉涌。

七

　　1985年，百万大裁军。武汉军区撤编，杨子春、史琳作为文艺骨干被保留，编入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这样一来，他们又结识了一大批新战友。因为战友特别多，所以，无论走到哪儿，都有吃不完的饭，喝不完的酒，叙不尽的友情。

　　尽管熟人这么多，他却很少有张冠李戴认错人的时候。在家里，可就不一样了，他常犯糊涂。且不说油、盐、酱、醋多少钱一斤不知道，就连孩子上几年级也不一定清楚。不信你问他，现在工资是多少，他肯定一问三不知。不过，你要问他下一步准备去什么地方演出，他准忘不了。

　　这次搬新家，史琳忙前忙后，终于把房子装修好了，还想添置几件新家具，就把他给硬拖去当参谋。两人拐进一座家俬城，看上了一件大衣柜，于是跟店员商量，能不能打个折扣。店员作不了主，就把老板请出来。没想到这老板刚一出门口，就热情地扑了过来，一把握住杨子春的手说：“两位老师，原来是你们呀！咱先别忙着谈家具，到里面喝杯功夫茶。”

　　见老板如此热情，杨子春感到纳闷。他怎么也想不起眼前这人在哪儿见过，便试探着问：“咱们认识吗？”

　　“你们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们。”老板说，“我在部队的时候，看过你们的演出。”

　　“这么说，您当过兵？”

　　“当过。”

　　“您在什么地方看过我们的演出？”

　　“那年，您带‘一团火演出队’到我们仓库去演出，我们俩还拥抱过呢。”

　　那是1993年的深冬，“一团火演出队”到广西某军械仓库演出。仓库深居大山，道路崎岖，加上前一天刚下过雨，道路泥泞，行车艰难。经过一路颠簸，几个女演员半道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晕车。史琳当时心脏不好，身体虚弱，结果一颠簸，竟然休克了。等她有所好转，继续赶路，到达目的地已经是下午六点多。

　　为了迎接“一团火演出队”的到来，守库官兵早早就站在营区门外列队等候。当时，山风呼啸，温度低到零摄氏度。官兵的脸冻得铁青，嘴唇乌紫。杨子春跳下车来和官兵一一握手。当他一把握住站在最前面的那名战士的手时，心里“咯噔”一下。

　　“您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战士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首长，为了等你们，我们在这儿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了。”

　　闻听此言，杨子春一把抱住他，热泪夺眶而出。

　　“寒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冷。”杨子春对演员们说，“战友们在寒风中站了那么久，不就是要等着看我们的演出吗？晚饭不吃了，装台演出！”

　　“好！”演员们群情激昂。

　　不知是官兵感动了演员，还是演员感动了官兵，台上流着热泪唱，台下蓄着热泪听。若干年后，杨子春回忆起那番场景，依然颇为激动。

　　和杨子春拥抱过的那名战士，若干年后成了这座家俬城的老板。

　　“这么多年不见，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们。这说明咱们今生有缘。我这里的家具质量上乘，今天你们看上哪件就搬哪件，我保证分文不取，就算是我送给两位老师的乔迁贺礼了。”

　　“这哪成？该多少是多少，您要不收这钱，家具说啥也不能要。”

　　要两千，给三千；给三千，又只取一千五。买卖双方，你推我搡，一个要多给，一个要少拿，把一旁围观的人都给弄糊涂了。

　　这样的事儿，不仅杨子春常遇上，就连家里人也跟着沾光。杨子春的妹夫有一次在北京街头倒车时，不慎将一台军车的车灯给碰坏了。双方在谈如何赔偿的时候，妹夫给人陪笑脸，说：“其实我大舅哥也是当兵的。”

　　“你大舅哥是谁呀？”

　　“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杨子春。”

　　“嘿！他呀，我们还在一起喝过酒呢。算了，算了，今天这车算你白碰了，走吧，走吧。”

　　到现在一说起这事，妹夫都觉得惭愧，连人家的电话都没留，至今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大凡知名人士都会遇到这种事儿，认识自己的人很多，可自己记得的却很有限。尽管这样，杨子春也从来不把观众当外人，有事跟他打声招呼，只要能办的，有求必应。

　　杨子春说，他最见不得三种事：一是官兵遇到困难；二是官兵受人污辱；三是官兵违法乱纪。看到官兵有困难，他急得吃不香，睡不熟。为了自己和家人，他从来没求过人，可为了基层官兵，他却经常托关系，找门子，厚着脸皮向人求情。看到官兵受人污辱，他更是气愤，常常是捶胸顿足，眼里喷火，打抱不平。听说哪个官兵因为违法乱纪受到处理，他又总是扼腕长叹，恨铁不成钢。

　　“山难改，性难移。”天生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性情中的人。杨子春眼里揉不进沙子，心里存不着忌恨。前些年，团里骨干流失严重，他为之惋惜，为之痛心。搞“三讲”教育的时候，领导要大家提意见，别人都不提这茬儿，他却说：“我们文工团的‘团’字，是圈里有个‘才’，这说明能进我们团，大小不济是个人才。现在眼瞅着人才一个一个往外走，我们团还叫团吗？”

　　如果把话说到这儿就此打住，谁也没得罪，多好呢？可是，要是那样，他杨子春也就不是杨子春了。接下来，话锋一转，他继续说：“人才流失的原因在哪儿呢？依我看，主要是领导方法有问题。”

　　我的天，这不得罪人才怪呢！史琳得知这一情况，回到家里批评他：“你怎么能这么说？”

　　“不是动员大家提意见吗？在党的会议上，我这样说说，有什么不妥吗？”

　　“你不觉得这样太尖刻了吗？”

　　杨子春仔细一想，也是，怎么能这么武断呢？人才流失，原因是多方面的，全怪罪在领导身上也不对。不过说都说过了，没什么好后悔的。

　　这就是杨子春，“人情世故”四个字，他只记住了前两个，对后两个总是没一点儿记性。为此他得罪过不少人，可他自己往往并不知道。直到现在，他都依然固我。看到不顺眼的就想说，碰到不合理的就要管。

　　不要因此一说，就认为这老杨是“一根筋”。其实，他平时与人相处满和善的，是个地地道道的热心人。

　　去年春节前夕，他到粤东某部演出。结束的时候，有个士官匆匆跑到后台，找到杨子春，说爱人病重住院，欠下一身债，请假准备回家探亲，可正值春运，火车票订不到，飞机票又太贵，想请杨子春帮忙订张票。杨子春当即答应，并把自己家中的电话和手机号码告诉他。第二天，他不仅为这名士官买好车票，还请他到家里吃饭，然后亲自送上车，分手的时候，还硬塞给那名士官500元钱。士官感动得直掉眼泪。周围的旅客目睹这一切，纷纷说：“这位首长可真好！”

　　谈起这些，杨子春很自豪。他说：“尽管我没带过一天兵，可走到哪里都有人叫首长，甚至连一些首长也叫我首长。不过，我心如明镜，我就是一个演员，职责就是为官兵服务，他们开心，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笔者到基层采访，发现杨子春在官兵心目中的位置，是这星那星没法比的。他们一讲起杨子春，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有些老兵，对他演出过的节目，如数家珍。相反，对那些所谓的当红影后、影帝，他们并不十分感兴趣。这种现象让我纳闷儿。在和某边防团政委谈起这个话题时，没想到他一语道破玄机：“这星那星，都在天边，离我们基层官兵太远。杨老师不一样，他跟我们面对面、心贴心，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因为他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才把他放在心上！”

八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杨子春说，“如果说，今天我在曲艺表演上还有那么点成就的话，这得感谢史琳。没有她，我啥也干不成。她不仅是贤内助，而且是大总管。在我们家，她就像个‘底座’。”

　　什么叫“底座”？

　　底座是一个杂技术语。这么说吧，两个杂技演员表演对手顶，上面的那个叫“尖子”，下面的那个就叫“底座”。人们看杂技的时候，一般注重看“尖子”，往往忽视“底座”。原因是“尖子”在空中做动作，看上去很惊险，“底座”脚踏实地，好像只是个力气活。其实，“根基不牢，地动山摇。”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底座”。

　　“史琳就是我们家的‘底座’。这个家离了我行，离了她不行。”

　　说到史琳，杨子春总是把大拇指翅得高高的。

　　——创作离不开她！

　　1956年，史琳出生于武汉市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受着较为良好的教育。1973年高中毕业，爱好文艺的她考入部队文工团。在认识杨子春之前也演过很多不错的节目，不过，用她的话说：“我和杨老师搭档后，才算真正找到了艺术的感觉”。

　　杨子春、史琳俩人搭档，最初仅仅是为了完成团里交给的演出任务，没想到，他们的出现让曲艺界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振动。他们二人的偶然结合，让一个失传了多年的曲艺形式——“对唱八角鼓”重获了新生。对口单弦的传统形式，加上新鲜活泼的时代内容，让杨子春、史琳成为一种“符号”，在曲艺界享有盛名。

　　这些年，他们二人演出的剧目繁多，脚本几乎都是自己写的，有的甚至还是史琳的原创。1996年底，香港回归之前，史琳到虎门参观，驻足于“节马碑”前，默诵碑文，顿生万千感慨。

　　早在1841年1月7日，英军进攻虎门沙角炮台，守将陈连升率部英勇抗击，由于寡不敌众，守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陈连升的战马也被敌人掳往香港。烈马思主，终日面朝虎门炮台长声悲鸣，后因拒食英军草料，含恨饿死于敌营。后人塑其形，颂其节，勒石刻铭。

　　这个真实的故事，让史琳大为感动，一股创作的激情升腾于胸，形同鹿撞。在丈夫杨子春和前辈刘学智的协助下，数易其稿，终于创作完成对口单弦《节马颂》。这个剧目从头至尾少有包袱，可是一经搬上舞台，即刻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有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看后，激动地说：“中国的一匹马，敌人都治服不了，何况我们中华民族！”

　　《节马颂》之所以大获全胜，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这部作品里“自始至终弥漫着浓烈的文学气息。”有人断言，这部作品将为新中国的曲艺史，增添亮丽的一笔。

　　——表演离不开她！

　　身为国家一级演员，史琳不仅能编会导，而且演技超群，说学逗唱样样不一般。偶尔来段京戏，招招式式，有模有样，字正腔圆。尤其是听她的对口单弦，铺陈处，如春风吻过一池春水，涟漪绵绵；动情时，似雷霆撕开朗朗乾坤，气贯如虹！自1973年入伍到现在，她为官兵演出不下千场，可以说，场场都有“碰头彩”，年年立功受嘉奖，证书装满一皮箱，军功章挂满一胸膛。

　　——家务离不开她！

　　两夫妇，儿子和女儿，另加5个弟子，家里常住人口共9口。吃喝拉撒，里里外外，全靠她来操持。平时还好说，遇上逢年过节，双方老人外加孩子的爸爸妈妈，好家伙，光吃饭就得列两桌。买菜做饭、洗洗刷刷，样样都干。年长日久，她得了肩肘炎。家人心疼她，要请个保姆或钟点工帮她，她嫌太花钱。到现在，她不仅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大小演出和排练，场场不间断。台上台下，人人都夸她是女演员中的好模范。

　　“骏马麒麟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杨子春、史琳两个人异质互补，阴阳相济，同台竞技，珠联璧合，并蒂花开别样红。

　　早在1981年，国家文化部和中国曲艺家协会联合举办全国优秀曲艺节目观摩会，这是曲艺界重新繁荣的一次大检阅。在这次以新创剧目为主，中、青年演员为主要阵容的大交流中，杨子春、史琳两位合演的对口单弦《一场风波》获创作、表演双一等奖。与此同时，由杨子春参加领唱的大调曲子《老伴》也获得了表演一等奖。从此，杨子春、史琳这对艺坛新锐在全国曲艺界崭露头角。在之后的岁月中，这对儿年轻的搭档，披坚执锐，艰苦登攀，在艺术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1986年，《体坛新曲》获全军、全国创作表演双一等奖。

　　——1987年，《迟发的爱情》获全军创作表演双一等奖，该剧代表解放军队参演节目，参加首届中国艺术节受到一致好评。

　　——1991年，《体坛新曲》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李瑞环同志看后评价说：“这个节目好，不仅风趣，而且很有教育意义。”

　　——1992年，《OK中国》获全军表演一等奖，创作二等奖，该剧在1994年第二届曲艺节上获“牡丹奖”。

　　——1996年，《井冈美味》获全军一等奖首奖。

　　——1997年，数来宝《追星》获全国快板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二等奖。次年，在第三届中国曲艺节上，该剧又获“荣冠杯”，夫妻双双被中国曲艺家协会授予“优秀演员”称号。

　　——1998年，《OK中国》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1999年，单弦《节马颂》获全军文艺比赛创作表演双一等奖，次年，该剧又获中国曲艺“牡丹文学奖”。

　　——2001年，对口数来宝《大阅兵》获全国快板一等奖。同年，单弦《白杨对话》获全军创作一等奖、表演特别奖，2002年，该剧又获“牡丹奖”。

　　有的同行不无羡慕地说：“这辈子我要是能得上一次这样的奖，就知足了。”照此说来，杨子春和史琳早应该坐享其成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仍然在艺术的道路上踽踽独行。

九

　　最能唤起民族记忆的，往往不是有形的东西，而是千百年来留传下来的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深藏于博物馆内，或者摆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以期达到不朽的做法是徒劳的。传统文化只有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沃土中，融化在民族的血液里，才能得以传承。对于今天的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杨子春无意间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在用心和嘴，保护着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这是一场没头没尾的接力赛。为把更多的人引到这条道上来，近十年，杨子春在自己家中，靠个人收入，先后培养出一批“入室”弟子。严师出高徒，名师出精英，强将手下无弱兵。如今，他们麾下的这些弟子们也都成了“小明星”。

　　最早登堂拜师的一对儿小兄弟，艺名叫逗笑、逗乐。逗笑原名揭熙，出生于1985年2月27日，是杨子春妹妹的儿子；逗乐原名王磊，出生于1984年7月22日，是史琳妹妹的儿子。他们俩，一个性子慢，一个性子急，两人一唱一和说相声，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逗笑、逗乐1994年春节不约而同来到杨子春、史琳身边拜师学艺，到现在已经12年了。两棵昔日的小幼苗，如今已成台柱子。不过，行里有句话：“三年出一学徒，十年未必能成一戏子”。言外之意，就是学戏不易。为了培养这俩孩子，杨子春、史琳夫妇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刚来的时候，来自武汉的逗乐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杨子春、史琳就让来自北京的逗笑给他当语音老师，纠正不准确发音。为此，还专门作过一项硬性规定：在家里，只要听见逗乐说一句武汉话，就用木板打掌心。结果，不到半年，逗乐的普通话说得倍儿棒，武汉话却忘得一干二净。

　　除了手把手向逗笑、逗乐传授技艺，杨子春、史琳夫妇还把南来北往的曲艺大家邀请到家中作客，为两个孩子面授真传。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曲艺名家刘学智，著名相声前辈常宝华及弟子牛群，中国前曲协主席罗扬、现曲协主席刘兰芳等，都给逗笑、逗乐当面指导过。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天资一品，又得大师嫡传，逗笑、逗乐的演技与日俱增。1996年7月，学艺不满三年的兄弟俩，和老师同台合演四人弹唱《井冈美味》，在全军曲艺比赛中获得第一名。那之后，他们被吸收为“一团火演出队”的编外演员。

　　兄弟俩一边上学，一边演出，在其后的几年中，精品迭出，好戏连台，声名远扬。越来越多的观众喜爱上了他们，迷恋上了他们。兄弟俩有时到菜市去买菜，人家半买半送；有时出门搭“的士”，人家不收钱或少收钱；甚至到理发店理发，都有人围观，借机问长问短。

　　为了不影响他们在校学习，那一时期，一般性的商业演出都被老师挡了回去。可有一次，肇庆举办一场大型演出，点名非要逗笑、逗乐参加。因为第二天要参加期中考试，老师没有答应。这下，举办方不干了，说如果逗氏兄弟不来，你们其他演员就不用来了。

　　看到没，要说牛，这才是真的牛！

　　常言说：“没有舌头不磨牙的。”可逗笑、逗乐留着同样的发型，穿着同样的服装，背着同样的书包，就连走路都迈着同样的步伐，亲密得简直就像一对儿孪生兄弟。他们台上是一对儿好搭档，生活中是一对儿好伙伴，从小到大没有沤过气。

　　不过，和气却不搞一团和气，更不搞沆瀣一气。排练和演出的时候，谁要是不认真出了差错，让对方逮住，批评起来那是相当严厉。如果不认错，就是说破大天也不行。其实，这都是受了两位老师的影响。

　　作为专门人才，兄弟俩中学毕业即被特招入伍，前年又被转为文职干部，这样一来，他们的干劲就更足了。现在，只要听说下部队演出，总是走在最前头。兄弟俩现在既能编又能演，是演艺圈里公认的好苗子。可是，身后的眼线仍然在死死盯住。只要稍微有所放松，休想躲过老师的火眼金睛。这不，前不久，逗乐到外地演出，自己花1000多元买了一双“耐克”牌旅游鞋，这事让老师知道了，杨子春把他叫过来，严厉地问：“刚挣几天工资，就不知道姓什么了？1000多块钱踩在脚下，往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逗笑本来也准备买一双呢，一看逗乐被剋，有钱也不敢乱花了。

　　某师要搞一次庆典，杨子春带逗笑、逗乐随军区文工团到该师去排练。当时，烈日当空，大操场上热浪袭人，演员们从排练场上下来，径直往停在一旁的空调大巴里钻。大汗淋漓的逗笑、逗乐随着大家也上了车。这一切被杨子春看在眼里，当下无话，等排练完回到家中，一场批斗会开始了。

　　当着全家人的面，杨子春毫不留情地说：“学艺和做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分开。如果要发个文凭，我看在演技方面你们可以从我这儿毕业了。但是，做人这门课，你们远没有及格，还得好好向台下的官兵学习。我们在台上演出，又蹦又跳，晒会儿太阳就想往空调车里钻，那些坐在台下的战友们，他们跟我们一样晒太阳，并且一动也不能动，他们不热吗？他们往哪里钻？台下的官兵看到你们往空调车里跑来跑去，他们会怎么想，你们想过吗？你们也许会说，别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做？那我问你们，好的为什么不学？”

　　逗笑、逗乐正受批评，推门进来四个十二三岁的花季少女，她们依次是：杨婷、杨倩、杨蔓、杨苗。这四个人虽然都姓杨，可没有一个是杨子春的亲生。除了杨蔓是杨子春、史琳夫妇收养的孤儿外，其他三人分别来自杨子春的亲戚家。四个小姐妹，几年前先后到了杨家，一边读书，一边学曲艺。

　　人们喜欢用“长得像画一样漂亮”来夸耀女孩子的美丽，看了杨氏四姐妹，我觉得她们就好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女一样。一举首，一投足，一颦一笑，都是那么得体。

　　这四个小姐妹，跟一般孩子相比，没少吃苦受累。不过，常言说得好：“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如今这几个小姐妹，个个身怀绝技。

　　四个小姐妹常随“一团火演出队”下部队演出。官兵们都知道，“一团火演出队”中有四个不穿军装的“小军人”，她们是全中国年龄最小的曲艺演唱组合。

　　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运用户籍管理制度控制人口流动的国家之一。有户口和没户口，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所享受的待遇大不一样。比如上学。杨子春家的这六个弟子，只有杨蔓有广州市户口，其余几个的户口均在外地，所以上学就遇到了麻烦。就近入学，只能算借读。借读就得交一笔“赞助费”。这对于他们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个杨蔓。她5岁学会弹古筝、琵琶，7岁时在广州首次登台唱单弦，便引起轰动。更为传奇的是，9岁那年，刚学了几个月相声的她，便和哥哥逗笑搭档，参加全国电视相声大赛。这次比赛，兄妹俩一路过关斩将，不仅以复赛第一名的成绩杀入决赛，而且在决赛中获得了第三名。兄妹俩合说的相声《当红小生》，受到曲艺界前辈的好评，让全国观众捕捉到了一颗新星。次年，小杨蔓在北京电视台举办的相声小品大赛上一举夺得业余组第一名。去年4月，姜昆带11名曲艺家赴宝岛台湾演出，杨子春、史琳及不满12岁的小杨蔓榜上有名。杨蔓和父亲合说的相声《广告精华》让人捧腹，独自表演的西河大鼓《花唱绕口令》令四座皆惊。小杨蔓以精彩的演技，在台湾观众中刮起了一阵强劲的旋风。

　　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困难，往往是来得过早的荣誉。聪明可爱的孩子，所到之处都是鲜花和掌声，有个时期，不免有些飘飘然。这种情绪在小杨蔓身上尤其明显。杨子春、史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说吧，又怕伤了孩子的自尊；不说吧，确实对孩子成长不利。有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杨子春突然说：“昨天我看了本书，中间有两段话写得真好，我来给你们读一读？”

　　四个孩子齐声说：“好！”

　　杨子春绘声绘色地读起来：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大草原上的动物们就开始奔跑。狮子妈妈对孩子说：“你必须跑得再快一点，如果你要是跑不过最慢的羚羊，你就会活活地饿死。”在另一地点，羚羊的妈妈也在警告自己的孩子：“你必须跑得再快一点，如果你不能比跑得最快的狮子还要快，你就会活活地被吃掉。”

　　读到这里，杨子春停下了，他和颜悦色地问孩子：“你们谁能给我说说这段话的寓意？”

　　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过后，杨子春说：“你们说的都很对，狮子和羚羊都在不懈地努力。自然的法则，柳绿花红；动物的法则，强者永生。人类其实也充满着激烈的竞争。如果你们不想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徒叹，那就必须在朝阳喷薄的时候奋发！”

　　到这时，聪明的孩子们已经从老师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她们的头没有先前抬得那样高了，笑容也不那么自然了。杨子春若无其事地念起下一段：

　　狼妈妈生下一窝小狼崽，把他们养到会走路的时候，就把他们往外赶，让它们自己去觅食。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艰难与危险可想而知。有的狼崽咬紧牙关挺了下来，有的挺不住又跑了回来。狼妈妈并没有因为狼崽的可怜而宽容，而是把它们一个劲地往外赶。狼妈妈知道，如果今天不让它们出去忍饥挨饿，经受风雪的考验，那么明天，它们就会因为生存能力弱而被饿死、冻死。

　　这一次，杨子春没再提问，孩子们也没有争着发言。杨子春看了史琳一眼，轻声问：“前天，我给你看的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史琳说：“花儿只有经历过数九严寒的考验，才能绽放出生命的春天；有志之人，只有耐得住不为人知的寂寞和失落，才能拥有万人景仰的瞬间！”

　　接过史琳的话茬儿，杨子春补充说：“从艺就是这样，当你比别人强一点的时候，人家可能会嫉妒你；可是，当你比别人强很多的时候，人家才会佩服你。”

　　“润物细无声”，夫妇俩一唱一和，把一堂严肃的教育课，就上在了经意和不经意之间。这种方法不一定高明，但很管用。

　　杨子春累了有时也喝杯小酒。下部队演出的时候，知道他喝酒，官兵们总是想办法给他买好酒。他却对别人说：“我这人有个毛病，越是好酒越过敏。我习惯喝‘二锅头’，如果实在找不到，弄点广东米酒也行。”

　　关于这一点，我问过他。他狡黠一笑说：“谁不知道好酒好喝啊？我何尝不想喝点好酒？可我心疼钱。下部队演出，交伙食费，人家不肯收，还把好酒好菜弄上来一桌子。少者三二百，多者上千块，吃的全是基层官兵的伙食费啊！一瓶好酒得花掉连队一天的伙食费，于心何忍哪？”

　　正因如此，下基层去演出，人家上什么菜他就吃什么菜，从来不提任何要求。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给弟子们也定了“铁律”。外出演出，尤其是下部队演出，不允许要吃要喝，准备什么吃什么，不准挑食，更不准要饮料。

　　眼下的演艺圈，有些艺员是给多少钱演多少戏。“梅清本无垢，骨洁不受尘。”为了不让孩子沾染这种恶习，杨子春、史琳给他们又下了一条禁令：绝不允许“看钱演戏”。

　　前年暑假，小杨蔓随“一团火演出队”到某部去演出。有天中午吃完饭，爸爸让她去军人服务社买包烟。路过门岗，值班叔叔问：“小朋友，你们这次都演些什么节目啊？”

　　“到时候您不就知道了？”

　　“到时候我值班，看不上了。”

　　“那我现在就给您演。”

　　小段儿一连演了好几个，站哨的叔叔喜笑颜开，可给爸爸买烟的事儿却忘得一干二净。爸爸睡了一觉，见小女儿满头大汗从外面跑进来，就问：“烟呢？”

　　“唉哟喂！我给忘了。”小杨蔓说着就往外跑，被杨子春叫住：“站住！刚才去哪儿了？”

　　小杨蔓把给哨兵演出的事儿，如实跟爸爸作了汇报。杨子春心里乐开了花儿。他对女儿说：“好闺女，去吧，把买烟的钱买成冰淇淋。”

　　杨子春眼看着几个女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也有过担心。他怕她们不听话，学坏了。杨蔓的表现让他心里有了底儿。他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地把孩子往正路上领，迟早有一天，她们会艺高品洁，一枝独秀。

　　四个姐妹四枝花，芳香馥郁飘万家。这个姐妹组合，虽已名播军营内外，红遍万水千山，早已成为一簇新星，可她们下部队演出时却对观众说：“有人追歌星，有人追影星，我们追的是军人星。军人之星在哪里？就是你——亲爱的士兵！”

十

　　巧者多劳，智者多忧。杨子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难得一日清闲。这不，采访刚进行了一半儿，又被广东省军区的文化干事给支走了。

　　什么事儿这样急？

　　原来是广州军区准备围绕“八荣八耻”搞一台主题汇演。省军区不甘落后，督促各单位积极备战。因为和杨子春是老朋友了，所以就请他出山，到各单位去指导指导，帮助排练排练。

　　文化干事带着杨子春从广州出发乘坐地方大巴，从粤东到粤西，粤南到粤北，7天跑了二十几个单位，行程上千公里。天热气燥，外加一路颠簸，杨子春着实有些吃不消。从汕头回广州，干事特意安排他乘飞机返程。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中途突遇雷电，飞机改飞桂林，第二天又从桂林飞广州。两人从白云机场出来，乘大巴回市里，途中，大巴车的机箱突然起火，旅客只得冒雨避险。杨子春当即被浇得透心凉。

　　眼看就要到广州了，成片的楼群隐约可见。杨子春试图拦辆车捎个脚，可没人愿意停下来。社会的表现就是这样，时代愈进步，人的感情却愈加淡漠。看着川流不息的高级轿车，杨子春当时心里有些失落。自己的老战友，如今当官的当官，发财的发财，不论当官还是发财，多数都有专车，唯独自己想都没敢想过要买辆车。他甚至还不如刚参加工作的儿子。想到这儿，他拿出了老子的架势，打电话命令儿子，立即开车来接他。儿子从来没见老爸求过人，这次居然向他开了口，真是“千年等一回。”儿子接令，不敢怠慢，放下手中的工作，迅即驾车，飞速前去救驾。到那儿一看，爸爸淋成了落汤鸡，正浑身筛糠呢。

　　受了一场虚惊，又淋了一场大雨，壮得活像一头牛似的杨子春病倒了，在家里躺了整整5天。省军区的那位文化干事很内疚，坐在杨子春的床头一个劲儿道歉。杨子春安慰他：“这点小病不算个啥，过两天好了，咱们接着把剩下的几个单位跑完，不然别人该对你的工作有意见了。”

　　文化干事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不知道该说啥，把脸扭向窗外。这时，一道闪电从远方划过，雨越下越大。

　　再去杨子春家造访，他还没完全康复，披一件毛巾接受我的采访。看着面容憔悴，声音嘶哑的杨子春，我说：“到了这个岁数，生活节奏可以考虑放慢些了。”

　　“安逸的暖流能腐蚀意志的长堤，勤奋的飞瀑能冲开智慧的闸门；陀螺飞速旋转时才能立得更稳，人在不断地进取中才能更加充实。”不得不佩服杨子春的好口才。

　　“事情总是忙不完的，有些事儿不必太过着急。”

　　“生命如同一根燃烧的火柴，当你四处寻找自己的站立点时，它已经燃烧殆尽。”

　　“现在，像你这样，没有好处依然干得那么起劲的不多了。”

　　“空谷幽兰，不为无人而不芳。为基层官兵受点苦，值！”

　　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就像说相声，他儿子在一旁听着听着，憋不住笑起来。

　　他问儿子笑什么？儿子说他有点“左”。他说儿子有点“油”。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据说由来已久了。这使我想起，有人也曾对我说过，杨子春这人好是好，就是有点“左”。并且举例说，现在这年头，哪还有像他这么认真的？连孩子跟别人打招呼、接电话这样的小事儿，他都那么较真儿。这次我专门就此事问过他，一了解才知道，果然如此。

　　前些年孩子小，出于礼貌，逢人打招呼，多半是应付。杨子春觉得别扭。回到家里就开始培训。他要求孩子们在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不仅停下脚步，而且要两眼对视别人眼睛。说到接电话，就更好玩了。电话一来，孩子抢着接，可语言很生硬。“请问找谁？”“找我爸啊？他不在。”“叭”就给挂了。杨子春手把手教孩子接电话，连称呼、声调、音量、表情都作了明确规定。更新鲜的是，类似“八荣八耻”这样的内容，报纸上今天登出来，明天必须会背。

　　如此等等，在有些人眼里可不就是有点“左”吗！

　　不过，照此说来，我倒觉得“左”点比不“左”要好。试想，如果大家都这么“左”一点儿，那咱们这社会不就好了吗？

　　军装如画，绘出的是杨子春多彩的艺术人生；军营似火，炼就的是杨子春的赤胆忠诚。随着了解的加深，我觉得眼前的这位艺术家，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可敬。

　　当一个人把自己变成一团火时，人们就会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种活力、激情与勇气。杨子春不就是在用生命之火，点燃艺术人生，普照基层官兵吗？

　　正在我这样思考的时候，门外进来一位女军官。她是某新兵训练基地一个女兵连的指导员。从1992年开始，每年的大年初二，杨子春就率全家人，带着大包小包礼品到这个基地慰问演出。杨子春、史琳被称作这个连队的“编外指导员”。连续14个春节，夫妇俩和弟子们没能回老家和自己的亲人们团圆，但谁也没有一句怨言。从这个基地走出去数以千计的男兵、女兵们，早已把杨子春一家视为亲人。这不，听说杨子春病了，连队就派指导员前来探望。

　　“听说您病了，官兵们都很惦记，特意让我来看看您。”

　　“出点小问题，现在没事了。”

　　“又是累的吧？”

　　“还真给你说对了。”

　　“您不能总是这么苦自己。”

　　杨子春笑了笑说：“我这叫苦啊？苦的你是没见过。要是跟那些常年驻守在雪域高原上，连氧气都吃不饱的官兵们比，我算是享福的喽！”

　　“您到过青藏高原吗？”我插话。

　　“去年初夏，广东省组织艺术届人士到西藏采风，我们俩口子都参加了。我还写过一组小诗呢。”说着，他顺口朗诵起来：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我们当兵走西藏，

　　满怀壮志酬。

　　哨位在蓝天，

　　月亮碰我头。

　　耗牛敢走我敢走，

　　我比牛更牛。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我们当兵走西藏，

　　巡逻云中游。

　　国门在蓝天，

　　界碑我驻守。

　　耗牛止步腿发抖，

　　我比牛更牛。

　　诵毕，爽朗一笑。笑声似接地响雷，竖起豪情万丈！

2006年7月

编辑：yourui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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