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一句解《庄子》 ——评《〈庄子〉新解》

《南华真经》明嘉靖世德堂刊本　图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提供

《〈庄子〉新解》　王锺陵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子音译》　明末闵氏朱墨套印本 　　图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提供

在中国学术史上，《庄子》历来被认为是最难读的一部经典。两千多年来，尽管对《庄子》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厚，但时至今日，“读《庄》”与“解《庄》”依旧是《庄》学研究的两大难题。

就文本阅读而言，《庄子》至今仍是三句一疑窦，五句一难点，读通《庄子》依然是《庄》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从解《庄》方面说，文本基础未定，解《庄》就难以深入。特别是对《庄子》的义理、命题，以及它与其他学派的关系、与哲学史的关系和《庄》书的人类学意义等，都有待进一步系统梳理与厘清。

在此学术语境下，王锺陵先生新著《〈庄子〉新解》应运而生。该书历经十六年打磨，382万字，六卷本。全书以“总结古今，超越古今，革新乾嘉传统，发掘世界意义”为旨归，在批判与吸收历代《庄》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通”字入手，以串讲的方式，从文字训诂、哲学思想、言说方式与深层思维逻辑等方面对《庄子》做出新的读解和整体把握。全书涉及哲学、史学、文学、训诂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在贯通《庄子》全书、阐发庄子思想、把握《庄子》的思维方式与文风，以及发掘《庄》书的世界性、人类性意义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探索。体量之大、涉猎之广，也使这部著作不仅关涉《庄》学本身，而且对中国传统经典研究、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创立贯通式校勘训诂新法

乾嘉方法造就了清代学术的辉煌，至今仍是校勘训诂的重要传统。但这一方法的局限也较为鲜明，比如常常“就字解字”“滥用通假”“改字求通”，对文学性表达和理论概念内涵有时也难以充分把握，由此造成《庄》书注释中一些长期存在的分歧。王锺陵先生提出，对乾嘉传统“既应继承又须革新”。为此，他提出“贯通式校勘训诂法”，核心是校勘训诂的“三贯通”，即“贯通上下文乃至全篇的文脉，贯通全书各篇的观点和理论系统，贯通《庄子》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文风”。

以“三贯通”来疏解《庄》书的疑点、难点，就是把《庄》书中的一词一语放在全书文脉、理论系统和表达风格中加以考察。当外部证据不足时，则从文本自身的内在逻辑，即概念范畴、思想观念和意脉的内洽中做出判断。这意味着，校勘训诂不仅需要材料，也需要一定的理论视野。这正是本书对乾嘉方法的拓展。

比如，书中强调，具体字句的训释不能脱离对全书结构、理论系统和表达方式的整体把握。一些长期被认为“诡诞”的疑难字句，放在这样的整体视野中，可以获得新的解释；反过来，这些疑难词句又承载着庄子及其后学所处时代的大量信息，一旦得到重新阐释，也会进一步丰富、矫正对《庄子》的整体认识。由此，宏观义理与微观训诂不再彼此分离，而是在相互印证中推进。

作者的贯通式校勘训诂法，以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为背景，试图突破乾嘉传统的一些观念局限，体现出阐释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双向互动。贯通式校勘训诂因此成为《〈庄子〉新解》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理解本书的一把钥匙。作为一种方法，它不仅支撑了本书的具体研究，也为古典文献研究如何在继承乾嘉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方法论拓展，提供了可资讨论的经验。

凿通《庄子》的难点和疑点

得益于“三贯通”的方法，书中对《庄子》近千个疑点和难点进行了辨析，这是全书用力最深的地方之一。这些疑难大致有五类情况：（1）后人羼入的内容；（2）同一字在同一段中出现，但含义已经变化而被忽略；（3）说理中突然出现比喻，却被误认为仍在直接论述；（4）具有名辨色彩的思辨文字；（5）夸张、神话式表达中的理论含义。

这些疑点难点中，有一些过去未被充分注意，也有一些原本被认为已有确论，但放到“三贯通”的方法中重新审视，又显现出值得讨论之处。比如《大宗师》篇中，子贡问孔子：“然则夫子何方之依？”历代注释家多沿唐代成玄英之疏，将其解释为子贡问孔子：“是依从方外还是方内？”本书则认为：“此‘方’字，乃下文‘敢问其方’之‘方’字，非上文‘方之外’‘方之内’之‘方’也。”因此，这里的“方”是方法之“方”，而不是地域之“方”。正如书中所说：“字是同一个字，意义却突然转换了，许多《庄》学家不辨，就跌入了文字的陷阱中了。”

凿通疑点难点，还需要广博的学识。书中较多涉及先秦音韵、礼制、币制、地理学等“窄而深”的知识，著者均逐一考辨。如《逍遥遊》“请买其方百金”，前人多释“百金”为一百斤金子，著者指出：斤同釿，是铜质货币单位，“百金”即一百个釿单位的铜钱。像这样的“点破”，在本书中并不少见。

但本书对疑点难点的辨析，并不止于具体字义的考释。贯通是千百年来《庄》学家持续追求的目标。以往的研究有时局限于字义求通，对义理的规约和动态发展关注不足。本书加强义理贯通，将理论分析与逻辑辨析贯注于训释和串讲之中，使“物化”“大化”等概念的哲学内涵得到进一步阐发，同时又利用小学训诂为具体字义寻找证据，使义理与校勘训诂相互结合。

这种义理与训诂的结合，也体现了本书的治学路径。对每一难点、疑点的考释，义理提供宏观引导，而具体字义的确定，则是在充分分析古今《庄》学家的得失之后，再从小学上寻找证据，据此重新检讨前人结论，提出新的解释。因此，本书所追求的“贯通”，并非单纯追求文义上的畅通，而是试图在义理与校勘训诂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王锺陵先生小学功力深厚，思辨力强，对历代《庄》学名家的训释时有批评，并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这些批评有三个特点：一是贯穿于串讲始终；二是涉及面广；三是注重从学术史脉络中展开辨析。本书在通盘梳理《庄》学家对具体字句的训释之后，对其进行学术归类，再逐一点评。由此，对《庄子》的“新解”便获得了较为宽广而厚实的学术史背景。这些内容构成全书的一条副线，也可以视为一部贯穿于文本解读之中的《庄》学批评史。

勾勒出庄子学派的发展过程

字句既通，义理方显。在本书的阐释路径中，对《庄子》思想内涵的把握，首先落实为对庄子学派发展脉络的梳理。在对大量疑点难点进行辨析之后，《庄子》的思想脉络也随之变得更加清晰、连贯。本书将《庄子》系统地解读为庄子学派的一部学术文集。在这一认识下，内、外、杂篇被联系为一个整体。历来被认为较为杂乱的外、杂篇，其叙事方式和文风特点，以往常被作为杂凑的证据，而在本书的解释框架中，恰恰成为考察《庄子》内部有机性和连贯性的材料。

在贯通的视野下，内篇是庄子学派的根基，核心是以安顿自身为内涵的处身论，涉及怎样处世、养生与全性。外篇分为治世论和处身论两部分，总体上是在内篇框架内增加新的思想和概念，文风趋于平实，显示出庄子后学不断探索的过程。杂篇则继续扩大和深化，社会性因素有所强化，许多贯穿全书的理论命题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比如，处身论在《徐无鬼》中达到理论高峰；“不言论”经《田子方》到《则阳》《外物》，形成“得意忘言论”；“遊”在“心有天遊”命题（《外物》）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道”最终发展为“道体虚化”论（《则阳》）。这些都成为本书论证内、外、杂篇以核心概念为骨架、以学派发展为过程而形成有机整体的重要依据。

由庄子学派发展脉络的梳理进一步落实到具体思想命题，该书对庄子的生死观、道论、无为观、处身论等做出了新的阐释。

以生死观为例。书中认为，庄子生死观由“物化论”“大化论”“气论”三种形态构成，并通过串讲展现其演变过程：《齐物论》形象地表现了“物化”概念，即物与物的同一流转；《养生主》孕育了“大化”概念，即跨越生命形式的周流；外篇受稷下学派影响，形成气论，即“人之生，气之聚也”。著者较少作主观评论，而是通过文本之间的联系，使读者从中把握思想发展的脉络。本书还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庄子学派与儒家学派由对立走向融合的关系。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书指出，《庄子》较为清晰、典型地表现了一个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从诗性时代向散文时代过渡的思维历程。书中提出，“全世界目前也还只有《庄子》这部书”把这一过渡的具体情状如此深入地表现了出来。这一判断把《庄子》置于更为广阔的人类文明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也由此提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课题。本书对这一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而全书细密的文献考辨，则构成这一阐释得以展开的基础。

从一字一句的训释，到一篇一章的贯通，再到庄子学派思想脉络的勾勒，《〈庄子〉新解》所做的工作，归根到底仍落在“读《庄》”与“解《庄》”之上。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部著作既是对两千多年《庄》学研究传统的一次系统回应，也为今天重新理解《庄子》提供了新的学术参照。

（原载《光明日报》，作者为夏锦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