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　可依可靠

1988年11月的一个上午，我从《九头鸟》编辑部办公桌上拿起那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咸宁报》，副刊版面上，我的名字和诗歌第一次变成了铅字，规规矩矩地排列着，像一群刚学会站立的孩子。那一年我20出头，刚从嘉鱼农村走出来，诗歌是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唯一方式。

我至今记得那首诗每一行、每一字的模样，更记得副刊编辑张小乔老师的回信，蓝黑墨水的钢笔字，工工整整写着九个字：“诗有真情，望继续来稿。”这封信被我夹在笔记本扉页里，一夹就是三十多年。纸已泛黄，墨迹洇开，但每回翻开，那八个字依然清晰。

那时的投稿不像现在方便，稿子要一笔一画誊在方格纸上，折好放信封里送进报社。虽与报社相邻，但等待回音的心情丝毫未减。第二次发表是在次年春天，张老师回信建议我多读艾青的诗，写一些“意象清新”的作品。那封信我读了不下20遍，字字像种子落进心里，慢慢生了根。

后来饶敏编辑负责副刊。第一次读她的回信，第一句就让我安了心：“读你的诗，像在听一个老朋友说话。”饶编辑的回信，除了肯定，会提出具体修改建议，这些建议帮我一点点雕琢着文字。那些年，《咸宁日报》副刊是我最重要的精神园地，每隔一两个月，就能在上面看到自己的名字。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离开咸宁南下打工。火车驶出站台时，望着渐远的城市，最放不下的就是往后还能不能在《咸宁日报》上发表诗作。打工的日子，上市公司办公室的工作杂而多，但每天回到宿舍，我依然在床头摊开稿纸，就着一盏小台灯写诗——写故乡的稻田，写异乡的月亮，写车间里沉默的兄弟。写好了，第二天跑到邮局，贴上邮票寄给《咸宁日报》。不知编辑们是否知道我已经离开文联，但我的稿件依然时不时出现在副刊上。

去年我退休回到咸宁，此时王恬负责副刊。我写了一组关于故乡咸宁的诗寄过去，她在电话里说：“读这组诗的时候，窗外的雪正好落下来，我觉得每一片雪花都是你诗里的一个字。”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写作遇到瓶颈时就会想起，重新拿起笔。

一年又一年，从20多岁写到了60岁，从青丝写到了白头。打工那些年，换过几座城市，搬过无数次出租屋，每到一个新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找最近的邮局寄出新稿。《咸宁日报》副刊换过多少任编辑，报纸版式变了多少次我不知道，但油墨的清香没变，编辑对作者的真诚没变，报纸与游子之间的情谊没变。

2025年，诗集《岁月诗痕》由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2026年，第二本诗集《致敬岁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捧着样书，我忽然想给副刊的编辑老师们打个电话。几十年了，我与他们中大多数人素未谋面，交往不过是一封封书信、几通电话、一次次投稿与发表。但在我心里，他们早已是亦师亦友的存在。那些钢笔批注、稿边问号与惊叹号，电话与微信里简短的鼓励，构成了我诗歌道路上最坚实的路基。

有文友问我：“坚持写诗四十年的动力是什么？”我想了想说：“是因为一份报纸四十年来从未拒绝过我的稿件，哪怕我远在千里之外；是因为一群编辑四十年来从未吝啬过他们的鼓励。”

《咸宁日报》创刊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我与之结缘的近四十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四十年。从农村青年到漂泊的打工者，再到两本诗集出版，命运的改变就藏在那些寻常的日子里。

一张报纸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说来像是故事。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故事，是真实的人生。即使在最灰暗的打工岁月，只要想到副刊上还会出现我的诗，心里便有了光。

如今退休了，写诗的习惯未曾放下，隔段时间就向《咸宁日报》投去新作，像四十年前那个初见自己作品见报的农村青年一样，满怀期待。（梁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