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母亲出生在通山县大畈西坑潭一个贫寒的农家。十八岁，她嫁进了袁家。父亲是个极其尽责的人，但为了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一年有十个月在外奔波。从此，母亲瘦削的肩，一头挑着四个张嘴待哺的孩子，一头挑着体弱多病的外婆。

鸡叫头遍，她就得摸黑起床。先给灶膛生火，煮一锅照得见人影的稀粥，煮上红薯，切好孩子们中午要带到学校的咸菜。天刚蒙蒙亮，她胡乱喝两口粥，就得夹起教案，小跑着赶往三里外的村小。她教语文课，对每个孩子她都关爱有加、体贴入微，把每个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呵护，从学习到生活，把他们打理得井井有条。

最苦的是农忙。她是生产队里少有的“女先生”，但挣工分一个不能少，母亲的辛勤付出和劳动强度与生产队的男劳力同等计工分。正午的日头像烧红的烙铁，她挽起裤腿，深一脚浅一脚踩进发烫的水田里。她的眼睛高度近视，插秧时腰弯得极低，脸几乎要贴到浑浊的水面，才能看清秧苗的间距。汗水像溪流一样从她鬓角淌下，滴进水里。她隔一会儿就得直起身，用沾满泥巴的手背去擦看不清的眼睛，眼眶周围总是留下一圈泥印。黄昏收工，她的腰常常疼痛得直不起来，扶着田埂，要缓好久才能拖着疲倦的身躯迈步回家。

贫穷是有形状和气味的。是饭桌上永远不够分的红薯饭，是哥哥穿短了传给弟弟、补丁摞补丁的裤子，那个年代，我们的衣服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过年时也是没有一身新衣服穿，只有上衣是新的。是过年时，她把自己碗里仅有的两片腊肉，悄无声息地夹到我们碗里时，那故作轻松的笑容。但她总有办法。一支用剩的铅笔头，她能绑上小木棍让我们接着用；一本别人不要的旧日历，她能教我们认上面的字；她用碎布头给我们缝沙包，用竹篾给我们编蛐蛐笼子。她的“魔法”，让清贫的童年，竟然也有了闪光的快乐。

岁月日增，孩子们个个长大了、飞走了，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奋笔疾书，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母亲的操劳却没有尽头，我们的孩子，又成了她新的牵挂。她一个接一个地带孙女们，给孙子喂饭，故事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孙子们却听得入迷，直至孙辈们个个成家立业也放不下挂念，第四代晚辈出生后，母亲更是喜出望外，总说盼望曾孙们日长夜大。父亲患病那五年，是她最艰难，最煎熬的时光。从武汉、温泉，到县城医院，离不开母亲的精心陪护和细心照料。父亲个子高大，她每次帮他翻身、擦洗，都要用尽全身力气。夜里父亲咳嗽，她总是第一时间惊醒，端着水杯，扶着他，轻轻拍他的背，端屎倒尿，累活脏活，喂药熬粥她一人全包了。父亲走后，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父亲常坐的藤椅上，望着门外，一坐就是半天，一声不吭。然而，命运并未让她在孤寂中停留太久。父亲走了两年后，当在武汉成家的女儿阿娟病重的消息传来时，母亲那沉寂的身影骤然绷紧了。她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以年迈之躯，独自踏上了前往武汉妹妹阿娟家中的路。那一年，她不再是需要被照料的母亲，而是重新变回了那个无所不能的“守护神”。她为妹妹擦洗、喂药、做饭，女儿每一次因疼痛而蹙眉，每一次艰难的呼吸，都像一根针，深深扎进她的心里。那种痛，是血肉被生生撕扯却无能为力的痛，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骨血在苦难中沉浮，自己却只能站在岸边，伸出手，却挽不住流逝的生命的绝望。那些无法言说的精神苦楚，那份煎熬，只有为娘的人自己知道。一年，三百多个日日夜夜，她以惊人的毅力支撑着。直到妹妹的病情奇迹般地稳定下来，渡过了最凶险的关口。这段经历，母亲尝透了骨肉连心却要被迫分离的剧痛，也体尽了人间至亲可能被夺走的至恐。这份苦，沉甸甸地坠入了她的生命之河，让后来的所有风浪，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七十岁后，我们兄弟强硬地分别把她接到县城或温泉居住。她起初很不习惯，后来才慢慢学会在清晨去公园慢慢走几圈，下午在阳台晒晒太阳，看看楼下幼儿园的孩子玩耍。那几年，她脸上渐渐有了平和的光泽，像是紧绷了一生的弦，终于微微松缓。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她不想连累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又独自去养老院住了三年，总算还习惯和开心。

天有不测风云，2025年因患肾积水引发高烧住院，这一住院恰好在她八十一岁这年的冬天，其间不慎下床滑倒了，至今卧床不起，成了半个瘫痪人。

如今，每个孩子握着母亲枯瘦的手，那手上每一道深刻的纹路，都是她为这个家刻下的年轮。我们多么希望时光能倒流，让我们能成为她的永久依靠，而不是永远被她庇护的孩子。母亲，您太累了，歇歇吧。

（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