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人才培养需革新教育方式 最新、最前沿科学知识可提早引入中小学教育过程

我与郑泉水院士相识缘于李泽湘老师。李老师是机器人领域的权威人士，既是著名教育家，也是著名投资家。培养了包括汪滔在内的一批研究机器人与自动化控制的人才，也参与孵化了包括大疆在内的一批国内优秀科技创业公司。当年，李泽湘老师和郑泉水院士商议进行教育改革探索，要在传统的应试教育的体系外，走出一条系统化培养科学拔尖人才与创新创业人才的道路。

科学与技术的双轨演化

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颠覆性创新增长进程，其核心是科学发现与产业技术融合，正是这种融合催生了一轮又一轮的产业革命。人类从蒸汽机时代进入内燃机时代，又进入核时代，再进入新一轮以太阳能利用为代表的绿色能源革命时代。与此同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开启了无边界创造的AI时代。毫无疑问，科学发现是源头，科学发现牵动了这一系列革命性的产业创新过程。在此过程中，高度相关的科学与技术逐渐演化出具有明显独立性的两条路径。

首先是过去三百年，科学发现积累了海量知识，一方面科学发现的速度大大加快，另一方面科学范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曾经，人们皓首穷经苦读一生，也难以穷尽经典科学的发展脉络；而如今，借助那些贯穿于科学“平行宇宙”的“虫洞”，或许能快速掌握最前沿的科学发现进展。如今，我们正需要找到新的“虫洞”，以直抵量子物理的核心世界。毫无疑问，中国教育应当发现培养一批能够洞穿科学迷雾并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人才。这可能是郑院士致力于解决的核心问题。

其次是过去三百年，只有一小部分人类的科学发现转化成了改变世界的重大产业革命技术。简而言之，科学发现不必然演化为产业革命，但重大产业技术的源头一定来自科学发现。科学发现是思想，是认识世界；产业革命是实践，是改造世界。科学成为产业技术、成为实在的物质产品，依赖另一批通过工业工程手段将科学发现转为产业技术的人，完成从科学到产业的惊险跳跃。这是科学与产业技术革命大潮中两类功能不同的人才。

对中国教育的三重疑虑

这几年与郑院士接触得更多些，希望通过更多的接触与观察，逐渐消除我曾经的疑惑。

我的第一个疑虑是，教育公平的理念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认知。在中华民族的教育史上，自孔孟及诸子百家肇始，经两汉、隋唐到宋代形成的科举制度，保障开科取士的公平，被历朝历代奉为圭臬。郑院士将钱学森班从清华引到深圳会影响教育公平吗？

第二个疑虑是，教育公平强调的是后天育成，致力于消除遗传因素的影响，致力于消除家庭与社会因素造成受教育的不公平。然而，当我们强调培养战略性科技人才时，这种基于因材施教的培养模式是否会成为面对少数人的英才教育？自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办学规模持续扩大，教育质量的提升同样十分显著。尽管高考试卷的差异化程度稳步提高，但高考制度的“应试”教育方式仍广受诟病，靠“刷题量”而不是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决定高考录取的争议也仍然突出。即便如此，其在保障社会公平层面的作用，仍是有目共睹的。创新时代呼唤创新人才，如何平衡教育公平性和创新拔尖人才培养，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个疑虑是，我们格外重视基础，这既是显著优势，也存在突出弊端。传统教育中“死记硬背”的模式，虽能让学生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却也容易导致创新动力的不足。面向新科技革命时代的科学创新教育，要求既懂“树木”，更要能够把握科学“森林”；要重视基础知识，更要重视对学科体系的完整把握；既要关注单一领域的深度，也要重视科学图谱中的交叉认知，增强从多视角、多学科突破的能力。因此，如何合理平衡“记忆基础知识”与“贯通学科知识”，成为当前教育必须重视的关键课题。在现实中，尽管深化与升华爱因斯坦的伟大发现仍然是物理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但光芒四射的量子力学已经逐步成长为新的科学发现的主战场。

创新教育的内在要求

行笔至此，将郑院士探索的意义定义为：面对浩如星海的科学发现，以通求约，约而聚焦，产生突破，可能是合适的。

我深深体会到，科学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改变的是教育方式，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同时，转变教育理念，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将创新教育引入基础教育，大大提升本科甚至是高中教育阶段对前沿科学的认识。

科学创新人才的成长与发展，并非由先天遗传因素决定。将最新、最前沿的科学知识提早引入教育过程，是启发性、激励性创新教育的内在要求。诚然，小学生背诵乘法口诀、中学生熟记基本科学定理，这类强迫性记忆往往显得枯燥无味。但这一过程，实则与专业运动员通过成百上千次重复基本动作形成肌肉记忆异曲同工——能否将简单的基础训练重复得精准、不变形，正是专业运动员与业余爱好者的根本区别。而在扎实掌握这些基础的前提下，突破性创新能力与创造能力的提升，便会成为科学创新人才或重大科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核心标志。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为唐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