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民族地理》以历史政区地理为切入点,探索中国古代民族分布与迁徙规律,突破传统范式,将民族空间分布、迁徙轨迹与地理环境、政区建置结合,通过梳理汉代“道”、唐宋羁縻府州、元明土司等边疆政区演变,重构先秦至清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空间格局。
难题 民族分布图编绘历程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对象是历史时期中国境内出现的民族和相关要素,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它们的空间分布形态及其演变规律。这些与民族相关的要素在近代以前的状况基本上已经无法通过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来了解,只能依靠直接或间接的文献记载。而中国境内绝大多数古老民族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在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并无多少可信的史料。汉文史料虽多,但主要集中在曾经入主中原或建立过政权的民族。留存下来的各类资料更多集中在某些人物、重要事件,其他类型的遗存往往只有片言只语;或出于传闻臆断;或自相矛盾,甚至完全空白。这些客观因素为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与挑战。
1955年,先师谭其骧先生受命“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然而工作进行未几,他即发现按此做法已不符合时代需要。原因之一就是,《历代舆地图》所绘限于历代中原王朝或正史范围所及,无法显示历史时期中国的全部疆域,不足以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历史的真实过程。此后,以范文澜、吴晗两位先生为首的“重编改绘《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研究决定,不再限于“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计划,决定新编一部自原始社会至清时期的、包括历史时期中国全部疆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之后,经过内部出版和全面修订,至1988年出全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已经包括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边疆地区的政权,而未建立过政权的民族,只能在地图上用名称显示其所处大致方位或范围。由于史料缺乏,有些甚至完全空白,而即使被列入的这些政权,其疆域“四至”往往也无法画得精确详细。
直到20世纪末,尽管中国已经不乏权威的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历史人文地理论著,这些论著中也涉及部分历史民族地理的内容,但还没有出版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历史民族地理著作。
突破 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路径
作为国内首部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的专著,该书的出版引起历史地理学界及相关学术领域的广泛关注。但该书在获得一致好评的同时,也收到了一些中肯的批评和合理的建议。为此,安介生继续潜心研究,积极加以弥补与完善。经过十余寒暑的努力工作,最终形成今天这部逾百万字的新版《中国历史民族地理》。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关键在于他最终找到了穿越险阻的途径,使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最大的难题迎刃而解。
学界普遍认为,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相较于当代民族地理研究面临三大主要难题:一是部族归属难定,二是迁徙过程不清,三是分布范围不明。其中,第三项问题最为关键,若能解决分布范围问题,其余两项或可暂且搁置,或可留待今后。
首先,以往史料中出现过的部族名称,往往难以对应今天的民族划分标准。古代部族演变为现代民族的过程十分复杂,经历多次分化与融合,若简单套用今天的民族名称,既缺乏准确性,也不够科学。因此,在研究中宜直接采用史料中的部族原名,仅在有确凿证据或充分把握时,才适当标注其可能的现代对应关系。
其次,历史文献中关于民族迁徙的记载虽然不少,但大多与王朝更迭、重大灾害等政治社会变动相关联。这种情况使得准确判断迁徙规模、路线和分布状况变得相当困难。不过,尽管迁徙过程本身很重要,但每次迁徙的最终结果都会体现在民族分布格局上。只要能够确定某个部族在不同时期的分布范围和具体地点,即使对其迁徙过程缺乏直接记载,也能结合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做出合理推断。
安介生认为,以地域为范围来对各个民族进行归类研究,是最为科学而合理的切入路径。而归类的依据,则是通过历代疆域变迁与民族地区政区建置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充分展现中国古代民族发展的空间维度。在尚未实现真正统一的邦国时代或分封制阶段,一个农耕的或半农半牧的部族,当其人口和实力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建立一个“国”或被封为一个“国”。牧业部族如果在人数和活动范围达到一定大的范围,也会得到相邻政权或部族的记载或记录。
展望 学术体系的构建与未来
无论从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出发,还是为了适应学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历史民族地理这一学科分支都不可或缺。1999年12月,教育部首批全国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中心成立后,确定撰写《中国历史地理学》系统著作的目标,并成功申报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除安介生承担的《历史民族地理》外,还包括李孝聪的《历史城市地理》、满志敏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等。
经过数代学者的艰苦工作,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特别是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权威、全面的政区背景与依据。安介生充分借鉴前辈学者在历史政区地理和文化地理领域的研究成果,系统梳理民族地区政区建置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并结合相关户籍人口统计资料,较为全面地呈现出各历史时期中国境内民族的分布状况。
该书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及其在历史民族地理的开创性成就,已无需赘言。然而,“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作为一项宏大而复杂的课题,仍需在完整性、系统性和理论完善性上持续探索。我相信安介生不会就此止步,也期待与他志同道合的学术同仁及其培养的青年学者们共同推进这一研究。
(原载《光明日报》,作者为葛剑雄)
编辑:但堂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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