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调考辨探唐韵　乐府新研溯旧音 ——读《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

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历代乐府诗经过数代学人的艰辛探索，已积累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任半塘、王运熙、萧涤非等老一辈学者，以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这一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詹锳先生出版了《李白诗论丛》一书，书中收录了多篇有关李白乐府诗的论文，对于其中的《李白乐府探源》一文，詹锳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特别指出：“李白乐府探源只是罗列了一些资料，其实够不上说是一篇论文，因为其中并无任何论点。从这些材料上看，似乎李白的乐府诗都是模拟前人，因袭旧调。其实李白是推陈出新，用旧瓶装新酒，诗中有很多创造的成分。”詹锳先生精准地抓住了李白乐府创作的关键问题，即对汉魏古题乐府曲调的因袭与创新。以李白《将进酒》为例，《将进酒》属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之一，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称：“古词曰：‘将进酒，乘大白。’大略以饮酒放歌为言。”闻一多《乐府诗笺》也认为：“此纪宴饮赋诗之事。”汉古辞但言饮酒，而李白的《将进酒》则以酒来挥斥忧愤，他用酒来缓解美好生命与生命苦短、人生易老之间的矛盾，用酒来消解天纵奇才与玄宗倡优蓄之的愤懑，用酒来充填“钟鼓馔玉”生活带来的幻灭感，用酒来开释圣贤的寂寞与纵乐者留名的矛盾。李白《将进酒》既延续了汉魏古调对饮酒场景的书写传统，又突破了古辞的程式化表达，并以强烈且充盈的生命意识重构了诗境，使其成为唐人乐府诗典范之作。由此可以看出，乐府曲调在乐府诗创作中至关重要，乐府诗的发展过程，就是对旧调与新调、古辞与新旨不断碰撞融合的过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一书，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乐府诗的这一发展过程做了扎实的学术研究。

《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作者韩宁已出版三部乐府研究著作，多年来，她专注乐府诗研究，从分类研究到断代研究，再到如今的乐府曲调研究，既与学界研究趋势紧密呼应，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读罢《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一书，有以下几点感受。

首先，在乐府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已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们对汉魏六朝乐府的起源、发展脉络以及有代表性的曲调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考察，使得乐府研究的框架逐渐清晰。进入21世纪以来，乐府研究又迎来了新的繁荣景象，学界从多个维度对乐府展开深入探究，如乐府诗与中国古代音乐的内在关联、乐府创作的艺术特点、古代乐府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及相关文献的整理与校勘等。诸多影响较大的乐府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不仅总结了前人的宝贵经验，更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极大地深化了学界对乐府的整体认识。然而，在宏观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微观研究的相对薄弱却逐渐显现。乐府诗体本身是由众多具体曲调和生动文本构成的丰富体系，让人耳熟能详的诸如《出塞》《昭君怨》《蜀道难》等汉魏乐府旧曲，以及“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汉佚名《陌上桑》）“巫山巫峡长，垂柳复垂杨”（梁萧绎《折杨柳》）“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唐李白《行路难》）等经典文本，这些微观元素亦构成乐府研究的核心之一。本书的问世，恰逢其时地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本书聚焦于乐府曲调，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对唐代乐府曲调的音乐文学形态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也提醒我们，在宏观研究之外，微观层面的挖掘同样不可或缺。当前学界虽已积累了丰富的宏观成果，但唯有将目光投向细节，探讨每一个乐府曲调的具体形态，才能真正推动乐府研究向纵深发展，使这一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学术领域绽放出新的光彩。

其次，是曲调研究方面。乐府研究中，曲调研究是学者涉足较少的领域。任半塘在《唐声诗》下编中，对唐乐府声诗的曲调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辨，为后世学者树立了标杆。然而自此之后，学界对唐人乐府曲调的集中探讨并不多，相关研究的活跃度有所降低。本书引发了学界对乐府曲调研究的重新关注，该研究不再局限于唐齐言乐府声诗，而是扩展至全部唐乐府曲调，并且其考辨工作深入细致。考辨之难，需要学者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严谨的研究态度。本书作者在曲调考辨方面所展现的学术功力，是令人钦佩的。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挖掘和分析，解决了诸多乐府曲调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澄清了一些错误认知。例如隋唐乐府曲调《何满子》，历来有“何”与“河”两种不同记载，多认为二者系同调，而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认定此为两支不同的曲调。再如唐人乐府曲调《穆护砂》中的“穆护”一词，作者从曲调来源、历史文化背景等多个角度辨析其与“牧护”“木斛”“木瓠”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不仅如此，通过这些曲调的考辨，还解决了唐诗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中的“剑器浑脱”一语，对其所指历来有争议，作者结合《浑脱》曲调的性质特点，认定其为舞剑所用之曲，同时也包含公孙大娘的舞剑动作。再如，对于唐乐府诗《回波乐》开头固定的“回波尔时”四字，作者并未简单地将其解释为曲水引流泛觞之意，而是考证其保留了佛经翻译的痕迹。这种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在曲调考辨方面取得了诸多创见，更为乐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真正揭示乐府曲调的奥秘。

最后，就唐诗的经典化而言，唐诗的传播与接受，是理解其经典化过程的关键环节。在众多的唐诗传播途径中，乐府诗体凭借其入乐可歌的性质，在唐诗传播中承担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唐诗选本、唐人别集、诗话等文本传播方式，对乐府诗传播的特殊性关注不足。本书从唐乐府曲调的传播路径角度，揭示了唐诗传播的多元维度。作者专门探讨了唐乐府曲调的传播路径，并指出其传播具有全方位、立体化的特点。乐府曲调的传播，不仅涉及音乐形态本身，还与表演方式、帝王喜好、献诗作乐、乐府机构、人员流动、酬唱答谢、文献刊刻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书中详细梳理了唐乐府曲调的四种传播路径：宫廷内传唱、由民间传入宫廷、由宫廷流入民间、宫廷外流传。作者指出：“这四个方面是一个动态的不间断的综合过程。传播系统表现得活跃，说明乐曲具有生命力，如果这个系统失灵，那么乐曲就会失传。”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传播系统在唐诗繁荣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我们理解唐诗的繁荣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

总之，《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一书在乐府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通过对乐府曲调的深入考辨和传播路径的细致分析，丰富了学界对唐乐府曲调的认识，为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音乐与文学的交融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亦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的深入发展。

（原载《光明日报》，作者为詹福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