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楷模何功伟

何功伟，又名何明理，化名何彬、何斌。1915年出生于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1941年牺牲于恩施。

（上接第4期）

省高的同学们看了贴在建设厅大门口的《锄奸声明》，一致鼓掌叫好。

回到学校后，校长向训育主任了解情况后，便让文书马上草拟辞呈，准备引咎辞职。同学们都为何功伟捏了一把汗，认为无论校长去留，他都没好果子吃。

23日，何功伟又和学生们一起再度在汉口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三镇学生1万余人在汉口举行市民大会。学生代表登台讲演，他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大声疾呼，为锦绣江山被断送、爱国志士被监禁、赤诚学子被镇压而痛哭失声。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蜒4华里，10万市民夹道观看并参与游行。游行队伍经过日租界时，广大学生、市民面对荷枪实弹的日军水兵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

23日夜晚，省高学校当局向省高学生代表会传达“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武汉学生运动，并非纯粹的学生爱国运动，是打倒政学系、反对政府的运动，是少数激烈分子操纵，尤以省立武昌高中为最！兹着令将何功伟、向仁生、姚树森、黄寿金（黄文清）、肖同信开除学籍……”接着又说：“老校长（潘龙需）认为你们这几个学生都是很用功读书的学生，都是优等生，参加这次学生运动，完全出于爱国心，他已向政府作出保证，请求政府不要开除你们的学籍，但是请你们收敛一些……”何功伟他们当时是相信学校的话，但是依然无法抑制内心对国家民族的忧愤，仍然积极联络各个学校代表联合开展罢课斗争。

同时，在何功伟等学运领袖的有力领导下，武汉一二·九运动参加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位于前列。学生的爱国壮举，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支持和响应。25日，汉口30万工人电慰学生救国会，表示愿与武汉学生共存亡。汉口邮务工会为支援学生救亡运动，印发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宣言，表示为了领土完整、民族生存，誓率全省2000邮工奋斗到底。武汉商会、湖北省教育会发表宣言、通电，愿作学生之坚强后盾。武汉大学全体教职员成立“救国会”，致电南京政府，“要求中央严令各地军警当局，不得摧残爱国运动”。短时间内，以学生运动为前驱，武汉开始出现由各抗日阶级、阶层组成的“民族革命营垒”。

在这种大背景下，不到一个星期，校长辞呈得到批复。教育厅答复：“际此全国学潮高涨之时，学生过激行动，在所难免，该校长呈请辞职一节，着毋庸议！”这样，校长既然保住了位置，教育厅又指出了“过激行动”是“在所难免”，所以学校也就没再找何功伟的麻烦了。

12月25日，在北平和武汉学生运动的影响下，湖北应城西河中学、简易师范、新蒲女子职业学校等10余所学校1000余名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宣传抗日救国，遭到反动县政府保安团开枪镇压，造成40余人的流血惨案，武汉报刊披露了应城惨案的真相，应城学生代表也赴武汉报告情况，请求支援。武汉学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发动41校一致行动，于30日举行全体总罢课，抗议地方当局的暴行。

12月30日上午，省高等41所院校举行总罢课，每校派出代表2名，何功伟也作为省高代表，一起到省政府请愿，提出各级政府切实维护爱国运动、惩办“应城”肇事凶手、派车船让武汉学生赴应城调查事件真相、慰问受伤学生等4项要求。省政府慑于学生罢课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只好一一应允，答应由省保安处、教育厅、民政厅各派领导1人与学生代表同往应城调查。

1936年1月1日，由何功伟等41人组成的慰问团，同政府人员一起抵达应城，当即和应城各界人士一起召开联席会议，向县政府提出“惩办凶手”“负责受伤学生医疗费”“向爱国学生赔礼道歉”等9项要求。学生们的爱国活动收到应城社会贤达李范一等人的热情支持。经过学生的坚决斗争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国民党应城县政府被迫接受全部要求，并在应城公园水阁凉亭悬挂“应城爱国学生运动纪念”的横匾，湖北省政府也被迫处分了应城县长刘寰新和县保安队头目，肇事凶手被判处徒刑。应城学生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当时国民党湖北当局内部派系的倾轧也蔓延到学生运动中来，被政治警惕性极强的何功伟发现后及时制止。12月29日，杨永泰下令省教育厅程其保通知各校提前放假，要求学生一律回家，以打断学生爱国运动愈演愈烈的势头。与此同时，CC派却想利用学生掀起游行示威、罢课来反对杨永泰。有一天，省党部一个矮胖的委员找到华大陈述元，让学生们发动一次游行、矛头指向杨永泰。陈述元告知何功伟，何功伟十分机警的告诫陈：我们学生运动，目的是抗日救亡，是独立的，不能受任何派别利用。

在学校提前放假后，何功伟便将救国会的余款利用起来，和姚树森等几人留下来，办一个宣传救亡的刊物。姚树森提议将刊物定名为《血涛》并担任编辑，其余的人各自写稿子、刻钢板、搞油印、装订等。正当他们准备出第二期《血涛》时，何功伟父亲接到通知，来到了学校。训育主任亲自与何父接洽商谈，说：“功伟在学校成绩不错，如能专心致志读书，将来也是一个国家人才，可惜不听告诫，一贯为首闹事，并弄得满城风雨，学校念在动机不恶，因此未予深究；如果现在仍留校内，继续胡作非为，那么学校就难以再予容忍了。”何父只好按学校要求，将何功伟亲领回家，并“严加管束”。其他人也便逐一回家去了。

为了保持广大学生在放假期间的相互联系，何功伟等学联的学运领袖费尽心血，千方百计地采取对策，巧妙地与反动当局展开斗争。省教育厅长程其保不准学校借会场给学联开会，他们就在华大和省高非正式地集会，或者请华大教授胡毅博士演讲救亡问题，或去东湖租船、游览珞珈山……活动的目的在于保持学联代表间的联系，以应付当时逐渐恶化的外部环境。这些活动有的成功，有的因消息走漏而夭折。另外何功伟主编的《武汉学联会刊》也出版了3期，让广大学生知道武汉学联还在。

在一二·九学运中，何功伟凭着过人的胆识、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脱颖而出，成长为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本人也在火热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受到了锻炼，逐渐成熟起来。

秘密学运显智勇

1936年初春开学后，国民党当局竭力宣扬“读书就是爱国”等论调，诱骗、分化学生。在反动当局的严密控制下，武汉各校特别是中学的学生运动进入低潮，学联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省高和市一女中进步学生积极活动，促使原学联改选新的领导成员。

“学联”进行改选，省高校救国会也同时改选。何功伟与向仁生因受到学校和家庭压力，加之名声太大，如果出面任事，随时会发生危险。同学们于是提议由姚树森接手，他们二人退居幕后，避免出头露面，以策安全。因此在班选举会上，姚当选为班代表进入校救国会，并担任总务干事资格，代表学校进入“新学联”，当选为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