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湖文化名人轶事⑨]王冶秋：视文物事业如生命

　　“文革”时期，中华文化遗产屡遭重创，文物事业更是百倍萧条。此时，作为新中国首任文物局长的王冶秋，带领一批文博专家挺身而出，为避免祖国文物事业遭受毁灭性打击作出卓越贡献。期间，他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直到1969年5月才获得自由。正当他迫切期待重返岗位、重振文物事业的时候，却等来一纸通知：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到达咸宁后，每天是没完没了的学习批斗和收效甚微的劳动生产。虽倍感凄凉，但他不相信自己钟爱的文物事业就这样远去。于是，视文物事业如生命的他冒险给中央领导写信：“我想成立5到10人的文物保护小组，就可以把目前处于无人管的文博事业抓起来……”。几个月后，周总理批示将他调回北京，担任新成立的国家图书博物领导小组副组长。

　　1971年初，周总理指示要恢复《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有了“尚方宝剑”，他千方百计把罗哲文、金冲及王代文、俞筱尧、杨瑾、石光明、叶青谷等历史文物专家调回北京办刊。当时，那些专家大都戴着“黑帮”、“黑线人物”或者“右派”的帽子，大的政治环境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但他以各种名义、理由，疏通各种关系，将在向阳湖的文物系统干部一个一个地陆续调回北京。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何等的不容易，个中倾注了多少心血，只有他自己知道。

　　正是在这批人的努力下，处在困难时期的中国文物事业，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三大文物刊物复刊、故宫重新开放、马王堆汉墓发掘、文物出版重建和举办出土文物展览，一段时期，文物事业风生水起，如火如荼，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尤为难得的是，王冶秋还率领中国文物工作代表团多次出访，向世界展示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至舆论界将“文物外交”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乒乓外交”几乎相提并论，一时传为佳话。○吴裕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