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湖文化名人轶事⑤]楼适夷：武汉三宿好尴尬

　　1969年9月，64岁、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被下放到向阳湖干校四大队14连“劳动改造”。

　　他在干校呆了四年，戴着莫须有的帽子，属于专案组审查的“专政对象”。每天干活、挨批、写思想汇报，而且不许外出。人总算没有垮掉，但牙齿却一颗颗动摇起来，有时痛得他整夜不能入眠。于是他递上去武汉治牙的申请报告，居然“蒙恩”获准。

　　到了武汉，他想去曾经住过的那家小旅馆，可旅馆介绍所的老先生说那家旅馆住满了，建议他到杨子江饭店；当他扛着行李，好不容易找到这家大饭店时，饭店也说没房间。他又雇了一辆三轮，回到旅馆介绍所，原先的那个老先生却说：“你上车站介绍所，我们这儿不管！”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到了车站介绍所，那儿的工作人员厌烦地说：“到这时候，哪里去找房间？”他说：“睡多人通铺也可以。”那人说：“通铺也没有！”最后，工作人员建议他去住澡堂……这是第一宿。

　　不用说，这一宿他未合眼。挨到天明，他找出一位青年朋友的电话号码。这位青年工人“文革”前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请他帮忙代买一本他翻译的书，信中还附了1元钱，就此书信往来，第一次到武汉时，这位青年朋友还陪他游了东湖。这次本不想麻烦他的，但又没其他熟人，只好找他了。后来，这位青年朋友邀请楼老到他家去住，虽然小青年本身就寄居在姨妈家里，但家里清清净净，既可以看书，又能写诗，总算是睡了一个好觉。这是第二宿。

　　第三天事情又有变化。当小青年的姨妈知道家里住的老乡是“干校来的人”，明确流露出不欢迎的意思。他理解小青年的姨妈，又找到从干校调到武汉工作的一位干部，这位干部说：“没有问题，今天先搬到我家里去，之后给你找个旅馆。”

　　这个干部家的房子很小，孩子很多。他爱人原来在北京工作，所以大家都认识。她一见到楼老，就埋怨说不该把她爱人调到武汉，工资每月少了好几元，还不给她分配工作……和她聊了一会，他只好一个人去溜马路，上小饭馆吃了碗面条。傍晚那位干部回来说旅馆找不到，要他晚上就在家“将就”一下。

　　自然，晚上又没有睡好。想到旅馆没着落，又想到这三个晚上的“狼狈”，再想到江汉路那家小小的牙科诊所和大胡子牙医，他终于下了决心：牙齿要痛，就让他痛去吧！明天一早，必须到车站买票，尽快赶回干校。

　　后来，这些经历成为他回忆录中的《武汉三宿记》。（吴裕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