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根与新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理论内核与实践路径

赵巧丽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密码，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鲜活载体，更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构成。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际共识，到我国“系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准则，非遗保护已跳出早期“抢救式留存”框架，形成国际理念与本土实践融合的理论体系，为新时代工作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引。

一、理论根基：国际公约与本土话语的双向融合

非遗保护理论建构是国际公约核心理念与本土文化实践的双向互动。我国非遗保护理论的形成，是在对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民族文化建设需求完成的话语重构，二者在价值取向、保护主体、发展内核的差异与融合，构成理论底层逻辑。

国际公约以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为导向，定义非遗为“社区、群体或个人世代相传并不断再创造的文化成果”，强调社区主体性与文化创造性，旨在消解全球化下的文化趋同。我国非遗保护理论以维系民族文化统一性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遵循，界定非遗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突出其作为民族情感纽带、文化自信根基的价值，明确国家主导的系统性保护与全民族传承责任。

保护内核上，国际公约侧重非遗“创造性”，视动态再创造为本质；我国初期以“传统性”为核心，确立“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原则，应对传统文化流失危机。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实现二者有机融合，推动非遗保护从“被动留存”向“主动激活”转型。

二、核心特质：文化基因与活态传承的双重属性

非遗的活力源于独特文化基因与活态发展特质，决定其不能走“博物馆化”静态路径。

非遗文化基因是“象”与“神”的统一体，兼具显性与隐性属性。“象”是外在具象载体，如咸安竹雕的刀具技法、通城陶艺的制坯工具、崇阳提琴戏的伴奏乐器，是可感知的物质表象；“神”是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追求，如竹雕承载的匠人精神、陶艺蕴含的农耕文明智慧、提琴戏传递的乡土情怀，是非遗灵魂。二者相辅相成，决定非遗保护必须坚持“系统性”，留存“形”更传承“魂”。同时，非遗基因兼具历史性与地域性，随时代调适、因环境多样，要求保护尊重其自然演化规律。

活态性是非遗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标志，体现为主体依存性、动态适应性与系统开放性。主体依存性以传承人与社区为核心，脱离人的实践则非遗失活；动态适应性强调非遗在历史语境中自我调适，如闽南民居营造技艺融入现代抗震技术；系统开放性要求非遗与外部要素持续互动，实现与现代社会嵌合。咸宁通过“送戏下乡”年均开展惠民演出200余场，崇阳提琴戏下乡入选全国“三下乡”示范项目，让非遗在社区生活中持续焕发活力，印证了活态传承的本质——让非遗成为民众文化认同的组成部分。

三、理论延伸：多元价值转化与可持续发展范式

非遗是融合经济、美育、生态、社会的复合价值体系。新时代非遗保护理论的延伸，是打破“保护与发展对立”认知，构建以活态传承为核心、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价值转化体系，推动非遗从“文化遗产”向“文化资源”转型。

经济价值上，“非遗＋产业”“非遗＋旅游”等模式将传统技艺转化为特色产业，非遗工坊形成“文化帮扶”模式；美育价值上，通过传承人制度、非遗进校园，培育民众文化审美与技艺能力；生态价值上，竹编、锔瓷等工艺蕴含的生态理念，涵养生态文明观；社会价值上，非遗凝聚社区人心、完善基层治理。文化价值是所有转化的前提，需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非遗失质。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非遗保护融合，构建“人—艺—境”三位一体逻辑：以“代际公平”为核心，通过传承人培养、非遗进校园确保传承链完整；以“系统韧性建构”为支撑，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圈层结构，借助数字化实现“双向赋能”；以“价值共生”为目标，实现多元价值协同，形成“以产养遗”的良性循环。

四、实践路径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非遗保护需以顶层设计为引领、技术赋能为支撑、社区参与为核心，构建多元协同的系统性保护体系，处理好国际与本土、传统与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规划层面，强化顶层设计，完善非遗资源普查保护体系，构建中华民族特色非遗文化谱系；技术层面，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非遗基因的提取、存储与传播，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应用层面，拓展传播渠道，打造非遗品牌，建立以文化基因延续性、社区参与深度为核心的动态评估机制。

未来，需深化国际公约与本土实践融合，坚守民族文化主体性；持续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年轻群体成为传承核心；坚守“以人为本”理念，让非遗回归社区与生活，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彰显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永恒魅力。

（作者单位：咸宁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