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过草地的女红军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九十高龄的黄海云从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向灾区捐款两万元。之后的日子，这位一向开朗的老人，每天守在电视机前，时常老泪纵横。家人怕她伤心过度，影响身心健康，于是把她带到户外散心。

　　“奶奶，汶川这地方我以前没听说过，离您老家近吗？”陪伴她的公务员问。

　　“这个地方离我老家不太远。”老人停下脚步，望着蓝天，深情地说，“长征的时候，我在那里住过一阵子。”

　　悠悠白云，把老人的思绪带回到了几十年前……。

一只斑鸠还四两水呢

　　出生于1918年农历正月廿三的黄海云本姓吴，乳名秀娃子，上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就在她还只有4岁大的时候，生父因与人发生纠纷，被投进监狱。家里为赎其出狱，变卖了田地。可是，钱花了，人却没能赎出来。生父在狱中呆到第三天，就被折磨死了。

　　这一变故，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境变得一贫如洗。上有风烛残年的祖母，下有四个“光长嘴，不长手”的兄弟姐妹，日子实在没法过，母亲一咬牙，将秀娃子送给镇上一户姓黄的人家当养女。

　　秀娃子不愿离家，哭得死去活来。妈妈含泪骗她：“好孩子，你本来就不是我生的，你是黄家的娃儿，当初你妈生下你没得奶吃，让我帮她养一养，现在我把你养大了，你应该回自己的家了。”

　　秀娃子来到养父母家中，改名为黄海云。

　　黄海云的养父黄显玉靠放高利贷过日子，生活比一般人家好一些。天有阴晴，月有圆缺，美中不足的是，他老婆一直不能生养。秀娃子的到来，深得黄显玉夫妇的疼爱。不愁吃穿的黄海云，8岁就被送到学堂里去读书。

　　黄海云不仅聪明，而且还很用功，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上到三年级，还跳了一级。可惜，就在黄海云14岁那年，她的养母突然得病死了，六十多岁的养父又续了弦，找了一个年轻的女子结婚。继养母对黄海云不理不睬，使黄海云倍受冷落。后来，老夫少妻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黄海云就成了多余的了。

　　继养母中断了黄海云的学业，让她在家中干家务。又瘦又小的黄海云虽然很卖力，可是，仍然无法换回继养母的笑脸。已经嫁到县城的胞姐对妹妹黄海云很同情，就把15岁的黄海云接到城里和自己一起生活。城里有家纺织厂正好招童工，黄海云去报考，结果被录用了。学徒工不发工钱只管吃住，这对黄海云仍然有吸引力，因为她总算找到了栖身之所。

　　厂房里噪声大，空气龌龊，工作环境恶劣。黄海云学织布、打袜子，每天起早贪黑，至少要干十二三个小时。尽管每月才休息一天，劳动量很大，有时可能还会挨老板的辱骂，可黄海云依然不愿离开。因为，她觉得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能够让自己找回一些尊严。

　　学徒工当了一年，由于战乱等原因，工厂停工了。黄海云只得又回到姐姐家中。重回胞姐家没住几天，姐夫的婶子就指桑骂槐地唠叨：“一只斑鸠每天还摊四两水呢，你算算，养你要费多少谷米？”黄海云忍受不了这样的辱骂，独自一人到外面去找零工做。那年月，年轻力壮的汉子还找不到活干呢，一个弱女子又能做什么呢？帮人缝缝补补，洗洗浆浆，挣不了几文钱，就这还时常揽不到活干。今天到哥哥家，明天到外婆家，黄海云过起了流浪的生活。

“同志哥”来了！

　　说话间就到了1935年4月中旬。

　　春深似海，金黄的油菜花开满川北地区的山间野岭。黄海云走在花丛中，却无心观赏美景，因为她听到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消息。

　　国民党军刘湘部主力在控制了嘉陵江以东广大地区后，步步向西进逼。从根据地撤出的红四方军部队和后方机关，进抵剑阁、梓潼后陆续向江油、中坝地区转移。听说红军过了嘉陵江，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四处散布遥言：“霉棒老二（对红军的贬称）要来‘共产共妻’了，大家快跑啊！”

　　对红军缺乏了解的当地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一听红军要来，于是四处逃散。不满17岁的黄海云在胞姐引领下，逃往乡下的二姨妈家。

　　二姨妈所在的村子叫回龙场，距县城有好几十里路。黄海云和姐姐一路小跑赶到回龙场时，已是黄昏。正值青黄不接，姨妈家没有什么好吃的，只好煮一盆青蚕豆来招待远道而来的姐妹俩。

　　“吃过赶紧睡，明天天一亮你们就躲到山里去，千万别让红军给碰上了。” 姨妈惊恐地说，“听说他们个个青面獠牙，像天兵天将一样厉害，说不定一阵风就过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刚刚露脸，黄海云还没起床，就听屋外有人大声嚷：“红军进村了，快跑啊！”

　　出又出不去，躲又没处躲，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就在这时，黄海云的表姐——二姨妈的大女儿回娘家来了。见一家人正慌里慌张，四处躲藏，便笑着说：“慌啥子哟，同志哥好着呢！俺婆家那地方也来了同志哥，有几个还住在我们家，对人可好了。”

　　惊魂未定的黄海云忙问：“啥叫‘同志哥’呀？”

　　表姐回答：“同志哥就是红军，红军队伍里都兴叫同志哥。”

　　正说得起劲，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一个操外地口音的男子轻声问：“有人在家吗？”

　　二姨妈还是不踏实，赶快将黄海云姐妹俩从后门推到菜园子里躲起来。

　　院子里来了四个红军战士，他们进屋看了看，又出去了。蹲在菜地一角的黄海云，隔着篱笆打探那四个穿着破衣烂衫的红军战士，发现他们打着绑腿、穿着草鞋、戴着帽子，个个彬彬有礼，精神抖擞。

　　这四个人是来“扩红”的。姨妈家的房子矮小，室内光线很暗，他们就把凳子搬到院子里跟二姨妈拉家常。他们对二姨妈宣讲了许多革命道理，目的就是想动员二姨妈把儿子送去当红军。

　　这番动员没有打动二姨妈，却把躲在一旁的黄海云给说动了心。“同志哥”的话语一直萦绕在黄海云的脑海里，那天晚上，黄海云失眠了。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痛苦经历，她把心一横，决定去投奔红军。

初当红军

　　黄海云把想当红军的想法悄悄告诉了表姐，表姐不仅不反对，还暗中为她出主意。

　　第二天，表姐要回家，黄海云对二姨妈和姐姐说，她想到表姐家去玩玩。得到二姨妈和姐姐的同意，黄海云跟着表姐上了路。半道上，黄海云由表姐引领来到红军登记处报了名。

　　负责登记的红军干部简单问了几句家庭情况，写上黄海云的名字，随即发给两条绑腿布，这就算参军了。

　　听说黄海云参加了红军，亲人们很担心。等她回去取行李时，二姨妈甚至还想把她藏起来。表姐说，报了名就不能反悔，反悔是要治罪的，二姨妈只得作罢。黄海云上路时，姨父从怀里摸出两块大洋塞到她手里，叮嘱她如果干不了就赶紧回来。

　　黄海云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

　　刚开始，黄海云和一群新兵被派去运送枪支。一条枪有十多斤重，还没枪高的黄海云一次背4条。老兵告诉她，枪是红军的命根子，丢了枪也就等于丢了命。白天，黄海云把枪找在肩上，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就把枪垫在身子下面。有一次，天突然下起了冰雹，大个的冰雹有鸡蛋那么大，黄海云怕枪砸坏了，便把枪紧紧地搂在怀里。冰雹过后，枪没事，她的头上竟然鼓起了好几个包。不光背枪，还背粮食，运伤员。从这山到那山，一走就是几十里。黄海云跟着运输队没日没夜四处奔跑，脚上起了泡，仍然咬牙坚持。

　　随后，黄海云被分到保卫局看管犯人，不久，又被分到红四方面军医院第七分院去当护士。

　　“红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走路特别多。”黄海云回忆说，“行军、宿营、行军，天天如此。往哪里去，去干什么，不得而知，反正整天跟着部队跑。”

　　由于枪支少，护士不佩枪，遇到敌情，大家就赶快去找石头。有天晚上，得到敌情通报，护士班的姐妹急忙去找石头。黄海云身边堆了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庆幸的是到第二天天亮也没见着敌人的影子。

　　当时，医院条件很差，缺医少药。伤员伤口上敷的是消过毒的黄板纸。这种纸纸质很硬，往伤口上粘的时候，伤员总是疼得受不了。看着伤员痛苦不堪的样子，黄海云真恨不得替他们负伤。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黄海云每次给伤员换药，不仅动作轻而且特别仔细。有时，一边换药，还一边用嘴往伤员受伤的地方吹气。每到宿营地，护士就四处打柴，帮伤病员煮汤、烧洗脚水。黄海云个子小，每次出去，别人打一大捆，她只能打一小捆，可她从来不偷懒。

　　“那时候，大家都怕张国焘。谁要是干不好，不是被劳改就是被砍脑壳。”黄海云回忆说，“我更是不敢吭声，只顾埋头干活，因为我怕别人知道我的养父是放高利贷的。”

　　刚到红军队伍的黄海云又瘦又小，可她不示弱，脏活累活总是抢着干。可是，由于缺少经验，免不了忙中出错。一次，她为伤病员煮饭，提着一大桶水往锅里倒时，因为个子矮，锅支得高，黄海云找来几块砖垫在脚下。没想到，当她提着水往锅里倒时，手一滑，桶掉在了锅里。锅底砸出一个大窟窿，下到锅里的米全漏掉了。当时粮食奇缺，好不容易弄点米给伤员煮粥，却让黄海云弄成这样子，多让人心疼啊！战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有人说：“这下，黄海云不被砍脑壳也得送去劳改。”一连几天，黄海云魂不守舍，心想：“这下完了！”护士长去开会，将此事向医院领导作了汇报，上级并没有追究黄海云的责任，一颗高悬的心这才落了地。

做党的人

　　护士班总共十来个人，这些人多数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与她们相比，黄海云算是新兵。

　　护士长嘴巴小，说话快，护士班的姐妹们私下里送她一个绰号叫“麻雀”。麻雀平时对她们要求很严，可在生活上却像个大姐姐。

　　一直埋头干活、不敢多话的黄海云，入伍一段时间后，通过观察发现，班里有几位大姐，平时工作特别积极，她们除了经常开会，每天或早或晚，还要向一位胖大姐去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积极要求进步的黄海云也想去开会、去汇报，可又不懂其中的奥妙。行军路上，她悄悄问麻雀：“你们经常开会，为啥不让我参加，信不过我是吗？”

　　“不是的。”麻雀笑着说，“我们是党的人，胖大姐是我们的党小组长。”

　　这句话让黄海云对“党的人”肃然起敬，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我也要做党的人。”黄海云说，“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党的人’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

　　“党的人，行军不掉队，打仗不怕死；平时吃得苦，关键时冲得上；生活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不讲怪话，工作上遇到困难咬紧牙关，总之，时时处处都得当模范、作表率。这些，你能做得到吗？”

　　“能，我一定能！”黄海云说。

　　“光有决心不行，关键是行动。”麻雀鼓励她说，“只要你朝着理想的目标不懈努力，你一定能成为‘党的人’。”

　　麻雀的话点亮了黄海云心中的灯，她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日成为“党的人”。从那时起，黄海云经常观察身边几位党员的言行，她们怎么做，她就跟着做。累活、脏活，不等分配，她总是抢着干。

　　护士班最累的活是抬伤员，大姐姐们认为黄海云年纪小、个子矮、没力气，就不安排她。可她却争着上。翻山越岭，空手走起来都喘气，何况肩上还抬着伤员？黄海云咬紧牙关硬撑住。怕摔着伤员，有时遇到难走的路，她就跪在地上向前慢慢挪。有一回，她和一个姐妹抬着伤员一口气跑了好几公里，担架的扶手生生把她稚嫩的肩膀磨得血肉模糊，衣服和皮肉都粘在了一起，疼得她直掉眼泪，可她连一声苦都没叫。

　　还有一项累人的活就是背粮食。前方部队打开寨子，把土豪的粮食分一些给后方医院。医院离前线较远，背粮食一般要走几十里路。每次去背粮食，黄海云都争着去。有一次，刚到宿营地，天正下着瓢泼大雨。考虑到黄海云背粮食的次数较多，护士长想让她休息一下，没派她去。黄海云坚决不干，硬站到背粮队伍里。天黑如漆，大雨滂沱，背粮小分队在泥泞的山路上攀登。黄海云身背五六十斤重的粮食，跟着大姐姐们一手开路，一手紧抓粮袋，艰难行进在山间小道上。这次背粮，黄海云不知摔了多少跤，等下半夜回到宿营地，她的衣服成了布条条，身上布满了血口子，浑身上下到处青一块紫一块。

　　1936年秋，就在黄海云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她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又转为中国共产党，终于成了“党的人”。

两翻雪山

　　1935年6月，遭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红军一鼓作气翻越了夹金山。刚翻过夹金山的黄海云，随后又要翻越更为险峻的党岭山，又一次生死考验摆在面前。

　　党岭山位于夹金山以西，海拔5000多米，被藏民称之为“神山”。要翻越此山，需得上行一百里、下行一百里。由于峰顶气温常年在零下摄氏四十度以下，所以当地民谣说：“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

　　翻越党岭山之前，部队印发宣传材料，提醒官兵将骡马换上新掌，免得打滑，并要求每个红军战士多准备几双草鞋，还要准备一根木棍。黄海云和大家一样没有棉衣，上身裹着两三件单衣，下身穿一条齐膝的短裤，打着绑腿，脚下登着草鞋。到了半山腰，积雪没膝，黄海云的两条腿深深地陷进剌骨的雪粒中，寒冷程度可想而知。半道上，黄海云捡到一件粗线织的破马夹，她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这件马夹，可能是前面部队丢的，黄海云把它紧紧地绑在身上。过罢雪山，黄海云怎么也不舍得丢下这件救命衣，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后来，在一次激战中，马夹不慎丢失，至今提起这事，黄海云好像还有些惋惜。

　　逼近山顶，野风横吹，飞雪如刀，红军战士被狂风刮得东倒西歪。黄海云和姐妹们相互搀扶着在风雪中艰难爬行，一路上不时就能看到冻僵的红军官兵的尸骸。山越来越陡，雪越来越厚，风越来越紧，人们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接近山顶时，黄海云实在挪不动步，很想停下来喘口气，立即被战友们制止了。因为凭经验，这时候只要稍微一停，人就会倒下，一旦倒下就很难再有生还的可能。

　　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的时候，人们手脚并用，可以有个依托，可下山的时候，没捞没摸，只好眼睛一闭，向下滚动。向下滚动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有一次，黄海云差点掉进冰洞里，多亏了手中那根结实的木棍救了她的命。

　　黄海云和其他红军官兵一样，手脚都冻裂了，一条条长长的血口子张着嘴，不时往外渗着血。一路走来，雪地上血迹一串。双手麻木的黄海云死死攥住那条木棍，一步一步从死亡中往外爬。然而，今天，我们很难从这位老人的眼神中寻觅到刻骨铭心的恐惧，她的眼神里流露出来更多的则是苦难过后的那种淡然。

三过草地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之后，鉴于敌情的重大变化，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迅速通过草地，在草地另一边那个叫巴西的地方会合。

　　黄海云回忆说，巴西离毛儿盖虽然只有几天的路程，可是，就是这段路，却夺去了许多红军官兵宝贵的生命。

　　纵横百里、荒无人烟的草地上，到处是险恶的泥沼，一不留神连人带马就会被吞噬。由于行路艰难，队伍走着走着就断了线，一截与一截很容易失去联络，大家都担心掉队，因为一旦掉队，就意味着死亡。

　　草地上气候变幻莫测，一会儿烈日当空，一会儿大雨倾盆，大家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缺吃少穿、精疲力竭的红军官兵，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背靠背休息一会儿。有一次，当黄海云从草地上站起，她发现背靠着自己的姐妹已经断了气，身子已经凉了。

　　“我们当时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国民党军，而是大自然。”黄海云回忆说，“过草地的时候，我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病死、饿死、冻死的都有。一路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时走路不小心，就会被战友的尸体绊倒。”

　　历经千辛万苦，黄海云和姐妹们总算活着出了草地。可是，哪里想到，由于张国焘等人和红军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发生分歧，刚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不得不重返草地。

　　二过草地，黄海云和战友们有了一些经验，大家尽可能多背食物。然而，那时粮食奇缺，想多背也无粮可背，每人只发几斤粘粑和青稞面。本来指望路上挖点野菜，可惜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野菜就被挖得差不多了。重过草地的红军官兵，除了背的那点东西，很难再找到可吃的东西了。有一天，前面的部队打下一个寨子，给医院送来一头牛。牛杀掉后，把牛皮和牛肉煮了分给大家。全院一百多号人，每人只能分巴掌大一块牛皮和四两牛肉。黄海云不舍得吃，开始时就靠化点盐水充饥，后来实在饿得撑不住了，才把牛皮拿出来，撕下一块放在嘴里，边走边嚼。牙床都嚼疼了也没嚼烂，最后干脆生吞活剥硬咽下去。

　　靠这么一点牛皮和牛肉，第二次走出草地的黄海云回忆说：“我是个护士，过草地的时候，别说给伤病员看病了，就连让伤员喝口热水那都是一种奢望。那时，没吃没穿，缺医少药，好几次，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照顾的伤员倒在了草地上。”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红四方面军攻打成都失败。1936年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会同红二方面军，分成三路纵队陆续北上，与党中央会合。这次北上，仍然要穿越草地。由于路线不同，比上两次的行程还要远一些。出发之前，部队向群众购来一些米面炒熟装进干粮袋。尽管这次过草地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可是一想到恶劣的环境和天气，黄海云仍然心有余悸。

　　有了两次过草地的经验，黄海云在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尽可能多背了一些干粮和草鞋。黄海云穿着草鞋跟随大部队在泥沼中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艰难行进。一双草鞋不到两天就烂了，走到后来，草鞋穿完了，她就从破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来裹在脚上。裹在脚上的布，不知何时又不翼而飞了，战友们便把一块牛皮戳上几个洞，用绳子帮她系在脚上当鞋子。这东西结实是结实，可一见水就滑溜溜的，一走就摔跤。黄海云干脆打起赤脚，走出草地后，她和其他红军一样，脚都被泡烂了。

　　伴随着低回的抽泣和呻吟，黄海云第三次走过渺无人烟的草地。至今，她对这段经历仍记忆犹新。有段时间，她看关于长征的电视剧，还笑着说：“片子总体拍得不错，问题出在细节上。有的电视片，红军战士的背包打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有的电视片，红军战士穿得整整齐齐，甚至还有吊兜的上衣，这都不像。我们那时，身上穿的是破衣烂衫，更没有背包，随身带点东西也都是用两根压弯的竹棍夹住吊在肩上，没有像样的。”

抹不去的记忆

　　经过千辛万苦，黄海云终于随部队到达了甘肃。这时忽然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了。谁知高兴劲儿还没过去，所有的女兵就都被集合到一个空地上。有人出来宣布，说现在国共合作了，部队不需要那么多女同志，请各自回家吧。天啊，面对高天厚土，女红军顿时哭声一片，家在哪儿啊？有人急得边哭边骂：“就是给人当长工，也不能不挣点盘缠钱，这地方离老家那么远，让我往哪儿摸啊？”哭归哭、骂归骂，有些女红军战士觉得当红军实在是太苦了，最后还是离开了部队。

　　黄海云和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坚决不愿离开部队。黄海云哭着去找领导，说：“我出来就是要革命的，革命还没成功，我就是死也不会走。”领导没办法，只好把她留了下来。黄海云被分到兵站继续当护士。之后，又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情，黄海云仍然选择留在部队，革命的信仰从未动摇过。

　　部队到达陕北后，黄海云被送到设在延长的鲁迅师范学校学习。徐特立是中央教育部部长，经常到学校给学生上课。徐部长对学员的生活、学习、工作很关心，经常问寒问暖，女同学们私下里都亲切地称他“徐外婆”。从鲁迅师范学校出来，黄海云又到设在延安的陕甘宁边区党校去进修。每每回想起这段生活，黄海云总是充满喜悦和兴奋。她说：“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意气风发，心里充满希望，并没有感觉到很艰苦。”

　　在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期间，黄海云生病住进了王家坪医院。当时，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教导营一位叫赖春风的教员，因肺部枪伤复发也在住院。两人在住院期间相识，经过闲聊彼此有了一些了解。可是，不久赖春风就因工作需要带病返回了教导营，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说来也巧，教导营营长吴德奉的妻子冯玉芳和黄海云是党校同学，一个周末，冯玉芳托人捎信让黄海云到家里作客，同时去作客的还有保安边区司令吕振球。大家正聊着，赖春风来了，黄海云感到很意外。吕振球见俩人不仅熟识，好像还有点意思，于是就大着嗓门开玩笑说：“赖春风，这么漂亮的妹子，还不赶快下手？”没想到，就这么一句玩笑话，促成了一对姻缘。不久，赖春风与黄海云便举行了窑洞婚礼。婚后第二天，俩人就各自回到自己所在的工作岗位，从此过上了“周末夫妻”的生活。为躲避敌机轰炸，一些机构陆续撤离延安，黄海云调到教导营当文书，随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1941年春，黄海云又随丈夫一起来到甘肃陇东军分区工作，被分在机关当统计参谋。这期间，他们有了第二孩子。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由于时局动荡，两个孩子都带在身边非常不便，黄海云狠狠心，把刚出生不久的女儿送给县大队队长收养。可惜，这个孩子苦命，一岁多就夭折了。

　　1944年春，黄海云的丈夫赖春风随王震南下，一去就没了音讯。直到1946年上半年才让人捎来一封信，说是要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适逢一批中央党校的学员派往晋冀鲁豫解放区，正在党校学习的黄海云就主动要求到解放区工作。

　　从陕北到河北，黄海云带着两个孩子，跟随一百多中央党校的学员徒步千里，走了一个多月。两个孩子，一个不满七岁，一个才一岁多。黄海云买了两只箩筐，搭在毛驴背上，一边驼小女儿，一边装行李。黄海云牵着大儿子，扶着箩筐，在战友们的护送下，翻山越岭，每天至少要走几十公里。为了躲避国民党设下的各种关卡，他们常常夜晚行军。夜里孩子睡得正香，黄海云怕遇到情况会哭，容易引起敌人注意，便用衣服包住孩子的头。有几次过敌人封锁线，由于裹得太紧，孩子的脸都憋得通红。最危险的一次，天刚蒙蒙亮，他们一行来到一个村庄，见村子里一片狼藉，一打听才知道，国民党军队刚从这里经过。

　　历经千辛万苦，他们终于到达了山西河北交界的武安县。大家在那里就地休息，等待晋冀鲁豫中央分局的人来分配工作。组织部部长是位女同志，考虑到黄海云带着两个孩子实在不容易，决定照顾她，暂时不给她分配工作。听说不准备给自己派任务，黄海云急了。她找领导，说我在党校学了好几个月，如今冒着生命危险来解放区，目的就是来工作的，不让工作怎么行？别人劝她，孩子这么小，就是给你分配工作，你不也干不了吗？闻听此言，黄海云把牙一咬，将小点的孩子送给了当地一位教员收养。组织上见她下了这么大决心，只得把她分到邯郸解放区组织部去当干事。送出去的这个女儿，几十年没有音讯。这种失子之痛，直到现在还像锥子一样，深深地扎在黄海云心上。只要一提起曾经送人的这两个女儿，黄海云总是黯然神伤。她说：“唉！她们现在要是还活着，也都六十多岁了！”

后 记

　　也许是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如今过着幸福生活的黄海云，内心总是充满怜悯；也许总能保持乐观和向善，所以，虽已年届九旬，仍耳聪目明，行动自如。这位饱经风霜、善良而又坚强的老人，让我充满敬意。衷心祝愿老人家余生多福，颐养天年！

　　　　　　　　　　　　　　　　　　　　　　　　　　　　　　　　　　　　　　　　　　　　　　2007年7月28日凌晨

编辑：yourui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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