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回归的真实记录 ——《国宝回归——大沽铁钟追索回归全记录》读后

文物出版社近日出版了荣新海的《国宝回归——大沽铁钟追索回归全记录》（以下简称《国宝回归》），完整讲述了2003至2005年间，经过许多人长达一年多的努力争取，清代大沽铁钟，在流失英国105年后被无偿送还的故事。作者荣新海时任天津市塘沽区委副书记，分管科教文卫工作，是这项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参与了全过程，所记内容详细鲜活。

荣新海在自序中说，创作本书的初衷有二：一是关于大沽铁钟追索回归的情况，在各种讲述中有许多不准确信息，甚至完全编造；二是他作为当事人，应该把过程写出来。基于这两点，他希望借此书使读者准确了解大钟回归的全过程，也保存下这件国宝回归的真实记录。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塘沽。英军占领大沽口西北炮台，炮台内乐威毅公祠（清政府为表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殉国的清军将领乐善所建）悬挂着一口铁钟，英国海军士兵将其作为战利品带走。这口铁钟就是大沽铁钟。1902年，大沽铁钟被带到英国南部港口城市朴茨茅斯，放置在当地一座中式亭子里。此后，大沽铁钟险被融化、失踪、几度失而复得，历经沧桑。所幸当地不少居民有文物保护意识，使大沽铁钟基本完整保存下来，最终收藏于维多利亚公园内的艺术中心。2003年，该中心主任马可·刘易斯初步了解大沽铁钟的来历后，萌生将其归还中国的想法，委托在朴茨茅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范辉尝试与中方联系。范辉最终与北京古钟博物馆取得联系。北京古钟博物馆得知古钟来自天津塘沽后，与塘沽区文物部门联系，塘沽区文化局随即向主管领导汇报，从而正式揭开大沽铁钟追索回归的序幕。

综观《国宝回归》所披露的追索回归工作全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得到多方支持，但过程仍然曲折复杂。就此而言，笔者对荣新海感到由衷敬佩。他的不懈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成功范例，更留下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东西。

第一，要有大局意识，进退有据。《国宝回归》中，作者强调“在追索这件文物的同时还要考虑维护国家的外交格局”。作者举例说，曾经R国在一次重要的国际投票中明确提出要投B国一票，条件是B国同意将R国流失在B国的一件文物归还。尽管B国十分需要R国那一票，但B国还是拒绝了，两国间也因此很不愉快。在大沽铁钟的追索回归过程中，由于主事者顾全大局、操作得当，不仅没有影响中英两国关系，反而增进了两国间的民间交流和友谊。

第二，对可能面临的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流失海外的大量文物虽属当时侵略者非法所得，但追索起来却异常困难。2002年，大英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反对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原属国，理由是这些文物虽离开原属国和原址，但博物馆通过长期展示为它们提供了活力和价值的延续，同时普及了人类共同的文明和文化。尽管这个声明的逻辑非常勉强，但它的出台使国际文物声索更加困难。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希腊历届政府不遗余力地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神庙的建筑构件和雕塑，却毫无进展。这就要求主事者对可能面临的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谨慎行事。大沽铁钟的追索工作正是在此前提下一步步向前推进的。

第三，要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的力量。很多海外华侨都有一颗赤子之心，以能为祖国作贡献为荣。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抗战，早已名垂史册。海外华侨身上既有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又真正融入了所在国社会，比我们更了解当事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因此能对我们与当事国沟通协商提供有力帮助。朴茨茅斯市华人协会会长叶锦洪就是这样一位爱国华侨，荣新海说：“正是叶先生身上的这些素质，在争取大沽铁钟回归塘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以叶锦洪为代表的朴茨茅斯市华人协会的鼎力相助，大沽铁钟回家的路一定更加漫长。

第四，信守承诺，一诺千金。大沽铁钟在朴茨茅斯市已历百年，当地民众跟它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他们希望原物归还中国后，能有一件复制品挂在钟亭原处，中方体谅其情，允诺复制精铸。复制品工艺精湛，远超原件，令英方动容。曾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军后裔马可·刘易斯由此致信：“我希望你们国家的人民能够从心底里原谅我们国家在过去对你们的侵略，让我们两国人民都从心底里怀着和平的信念展望未来。”这既是真诚的忏悔，也表达了希望两国永远和平友好的心声。一诺千金，不仅成就了文物的回归，更升华了中英民间的互信与友谊。

最后，作者践行了他在自序中的承诺，《国宝回归》的内容真正做到了全面而真实。该书所使用的资料都是与大沽铁钟追索回归相关的原始材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所有相关工作邮件的内容。为保持原貌，邮件的格式都没有改动，只是将英文翻译成中文。因此，《国宝回归》不仅起到了“正视听”的作用，还为历史保存了一份完整的一手史料。

（原载《光明日报》，作者为姚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