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浪涛与青衫间觉醒

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从课本走向泰州海岸的雨雪之中，那个曾经只在历史书页里以“贤臣”“文豪”标签存在的范仲淹，忽然在何辉的笔下有了温热的呼吸与跳动的脉搏。翻开《范仲淹》，青黑色的海浪正卷着白沫拍打未竟的堤岸，一位身着青色官服的县令正按着望楼的木栏杆蹙眉远眺。他的脸被海风烈日灼成古铜色，剑眉下的眼眸藏着倔强，唇边短须凝着雨雪的痕迹。这不再是史书里“建议筑捍海堰”的冰冷记载，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命运的浪涛前：他会在民夫遇险时纵马冲入风暴，会在尸横海滩时用俸禄购置坟地，会在百姓阻挠复工时红着眼眶疾呼：“难道愿意做无地无根的孤魂野鬼。”当“朱说”归宗复姓为“范”的往事被海风轻轻吹散，当“希文”之字里藏着的先贤之志在堤岸泥泞中生根，那个我们背诵过无数次的名字，终于从泛黄的史卷中走出，带着盐粒的咸涩、雨雪的冰凉与民心的滚烫，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痛有勇的立体生命。

这部以范仲淹1024年任兴化县令至1045年庆历新政失败为叙事主线的三卷本巨著，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传记，也非架空演绎的通俗小说，而是以“史料为骨、文学为血”的新史家创作实践。

历史现场的文学重构

何辉的叙事艺术首先体现在对历史现场的精准还原与文学再造。小说开篇即聚焦天圣三年泰州捍海堰工程，这段在《宋史》中仅寥寥数笔的记载，在作者笔下延展为一场充满张力的生存斗争。青黑色的海面“如一大锅煮沸的水”，临时垒起的堤基在海浪冲击下“像一条灰黑色的细线”，环境描写的隐喻性与写实性在此完美融合——既写出了自然力量的狂暴，更暗示了民生工程的艰难。

范仲淹在灾难中的决策过程堪称展现其“实践理性”的经典切片。当海浪越过堤基涌入内侧时，他先是下令“将应急用的沙包、石块全部垒上堤基”，在险情加剧后又果断传令“让沿岸筑堤民夫赶紧撤”。这一“筑”一“撤”的转变，没有豪言壮语的渲染，却通过“心在胸膛中剧烈跳动”“使劲咬着牙关”等细节，刻画出一位官员在民生命运与工程成败间的艰难抉择。更动人的是灾难后的场景：两百余具民夫尸体横陈海滩，范仲淹“拿出自己的俸禄买了一片坟地”安葬无名死者，这种超越官僚职责的人文关怀，让“先忧后乐”的精神有了具体的落脚点。

作者对历史细节的考据功夫在工程重启的冲突中凸显。他对堤基的技术改良——“往里移一百步，同时加宽堤基、增加堤高，增设涵洞”——更是将史料记载的工程措施转化为可感的治理智慧。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贯穿全书。从兴化县令到陕西副帅，从秘阁校理到参知政事，范仲淹每一次职务变动都伴随着具体的治理实践。在陕西边疆，他“重用张亢、狄青等名将”，并非简单的人事安排，而是通过军需调配、战术演练等细节，展现其“修武备、固边防”的军事思想；庆历新政期间，他推进的“明黜陟、抑侥幸”等改革，在小说中转化为与富弼、欧阳修讨论条文的具体场景，让枯燥的政策条文有了人的温度。正如韩琦在《文正范公奏议集序》中所言，范仲淹“由小官擢谏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小说正是通过这些“小官”时期的实践积累，为其后来的“危言鲠论”铺垫了坚实的人格基础。

士大夫群像的立体塑造

历史小说的深度，往往取决于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何辉在塑造范仲淹这一核心人物的同时，更以群像笔法勾勒出北宋仁宗朝士大夫的精神图谱。晏殊的荐贤、韩琦的协力、富弼的追随、欧阳修的辩护，甚至吕夷简的排挤、夏竦的陷害，都不是简单的正反派划分，而是构成了一幅“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的朝堂生态图。

滕宗谅与范仲淹的友谊堪称全书最动人的精神纽带。作者特别强调两人“同榜进士”的身份渊源，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暗示了北宋科举制度对士大夫群体形成的塑造作用。后来滕宗谅因“泾州挪用公款案”遭弹劾时，范仲淹力辩其“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这种不因祸福而变的友谊，正是欧阳修所言“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的生动诠释。

朝堂上的权力博弈被作者处理得极具历史质感。王曾与吕夷简的角力并非脸谱化的正邪之争，而是不同政治理念的碰撞。王曾看到弹劾范仲淹的奏章时，首先质疑“伤亡两千余人”的数字真实性，这种对事实的坚守与他“连中三元”的学者底色相符；而吕夷简的“包藏野心”，则通过他对范仲淹“以渎职罪问斩弃市”的暗中推动来展现，反映了北宋“党争”的复杂性。作者通过其“请免农具税”“谏言罢黜河运木石”等早年政绩，说明即便是政治对手，也有其“为国爱民之心”的一面。

更难得的是，小说对女性角色的刻画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局限。太后刘娥对范仲淹的态度——从“因上书为寇准辩诬而不悦”到令其“啃难啃的骨头”，展现了这位垂帘听政者的政治手腕，也让北宋“后妃政治”的特殊性得以呈现。这些角色虽非主角，却共同构成了士大夫生存的社会网络，让历史场景更加完整。

理想主义者的逆境修行

作者何辉没有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视为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其“三起三落”的人生轨迹，展现这一精神形成的艰难历程，构建了一部理想主义者的逆境修行史。

青年时期的“丁忧掌学”是精神成长的重要节点。范仲淹因母去世“丁忧”，应邀执掌应天府书院。这看似平淡的经历，在小说中被赋予了深刻的精神内涵。作者通过他在书院“勤勤奉诲，以身先之”的教学实践，展现其“学求有济于天下”的教育理念；通过与青年学子的对话，流露其“穷则独善其身”的坚守。正是这段“退而讲学”的经历，为他后来“达则兼济天下”积累了精神力量，让“忧乐”精神有了学术根基。

书中范仲淹贬谪生涯中的坚守更显精神底色。第一次被贬是因“冒死谏言太后还政”，小说描写他离京时“行李萧然，唯有书籍数箧”，路人问其为何“自讨苦吃”，他答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展现了士大夫的风骨；第二次被贬因“反对废后”，他在途中写下“清议不可辱，君子有杀身以成仁”，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第三次被贬则因庆历新政失败，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完成了精神境界的升华。这三次被贬，打击一次比一次沉重，但他的精神境界却一次比一次高远，让“忧乐”精神有了人生实践的支撑。

逆境里，范仲淹的“情绪稳定”堪称现代心理调适的典范。面对三次被贬的人生低谷，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地方继续其宦海生涯”，将挫折转化为实践机会。何辉的三卷本小说《范仲淹》以其严谨的史料考据、精湛的文学叙事、深刻的精神开掘，为历史小说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它让范仲淹这位“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的历史人物从史书中走出，在文学的世界里重新获得生命；它让北宋仁宗朝的朝堂风云、边疆烽火、市井生活变得可感可知，构建了一幅立体的历史图景；它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生实践。

也许当你合上书本，眼前依然会浮现那个在泰州海岸雨雪中纵马奔驰的身影——他既是天圣三年的兴化县令，也是千百年士大夫精神的象征；既是北宋庆历新政的改革者，也是留给当代的精神坐标。何辉用近百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历史不仅是过去的故事，更是活在当下的精神资源；文学不仅是美的创造，更是历史精神的传承载体。

（原载《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