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生活中理解经典 ——读朱汉民《四书学的思想世界》

宋明儒学是儒家发展史上的高峰，由于要回应佛道的冲击，所以对于“性”与“天道”这些曾经“子不语”的议题，有十分“哲学化”的表述，因而成为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最为受人重视的部分。这个学科的奠基人冯友兰，以“接着”理学讲而开出“新理学”的体系。张岱年先生的学术立场，继承张载、王夫之的旨趣，看重“气”在事物的生成和发展中的意义。而贺麟则因为看重心物关系而被定名为“新心学”。其实，从熊十力到牟宗三、唐君毅一系，更接近于“新心学”的旨趣。无论如何，现代儒学的发展，特别重视在宋明理学的议题上的现代转化，从而提出现代儒学的可能发展方向。

而21世纪以来，宋明理学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陈来在《仁学本体论》一书中，突破传统的理气论结构，提出了“理本体”和“仁本体”的一体两面的新思路，从而将本体论、宇宙论和价值统一起来。最近，丁耘的“道体论”的思路，也是借用宋明理学的“道体”概念，以此来判摄中西古今的思想资源，提出了“变”与“延续性”结合的“新气学”思想，这些都值得关注。但宋明理学与当时政治、社会生活关系的讨论也不断拓展着传统理学的藩篱。《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出版之后，对理学家思想世界和政治诉求的关系的认识得到了很大的推进，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考虑到传统儒学一直通过经典解释来阐发其独特的思想，如此，如果能通过宋明儒学的经典解释活动来把握其思想内核和发展轨迹，更能具体而微展现宋明研究的新方向。

宋明时期，最有影响的经典解释活动就是朱熹通过“四书”体系的建构，并以此为基础而创立的理学思想体系和修养体系，朱汉民的《四书学的思想世界：宋学的经典转型与思想重建》正是以此为线索，来探究宋学的精神。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我们习惯上有四书、五经的说法，从经典本身而言，有些不贴切的地方，因为四书里的《大学》《中庸》是五经中《礼记》里的两篇。

随着佛教的传入，儒家对于心性和功夫的经典论述变得十分重要，需要通过先秦经典的新诠释来回应佛道的挑战。与其他主要作为陈述礼制的内容不同的是，《大学》的修身论和家国天下的秩序观，《中庸》关于性与诚的讨论，关于天道与人间秩序的关系的论述，都能有力地应对佛道以玄远或虚无的态度对世俗秩序和人世幸福的漠视。因此，在朱熹通过他集百家之长而整全性地把“四书”建构成儒家道学的核心经典基础的时候，尤其是当这套学说成为元明清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时候，四书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学”。这个“学”并非学科意义上或学说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作为一种儒学的新形态的表达，或是一种政治意志和社会意识的连接体系。朱熹的注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解释，这一点从作者纵贯儒学史的结构安排，就可以体察到。

目前学界对于《四书》何以成立及其意义的研究，已然有许多积累，比如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李敬峰《关学四书学研究》等等，还有关于四书的通解性的作品，也有很出色的。但朱汉民的《四书学的思想世界》却是一本融摄了儒学史关键问题脉络的著作，因而值得特别的关注。

首先，朱汉民的《四书学的思想世界》一书，直面“四书”的特殊构成所必须具备的经典基础，因此，专门设置“上篇”，用来处理“四书”的历史和经学化的过程。

近年来经学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儒家思想的研究范式，但经典被视为是儒学的专有物并不符合思想发展的实际。对此，作者保持着一种难得的客观化的基本立场。在作者看来，是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家；另一方面，是儒家学派建构了六经的经典体系。

这个表述，看起来比较“自相矛盾”，其实是一种矛盾的统一，也符合儒学的形成历程。假如我们参诸孔子“述而不作”的自况，就可以理解其深意。

孔子所要面对的思想资源是古圣先贤所留下来，乃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从某种意义上，先秦诸子，都是以往历史传统的继承者和阐释者，但他们的立足点和政治倾向有差异。儒家以家庭为出发点，其建立起的家庭伦理以及血缘伦理的扩大化，形成宗法制度，更为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因此，儒家逐渐在汉代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中获得独尊的地位，并确立起经学的制度化。因此，是儒家建构了经学化的六经体系。

多少有一些不适的是，四书虽然古已有之，以“四书”来概括先秦时期的经典形成和经学化过程，会造成阅读上的错觉。也就是说，先秦时期这些著作的形成和传播，最多只能算是“四书前史”，而不能径直称之为“四书学”。尽管随着问题的进入，这种“名词上的疑虑”会涣然冰释，但依然是值得商榷的做法。

汉代经学化的过程，很大程度是为了铺垫宋代四书与政治权力结合之后，经典与权力互为支撑的关系，将思想活动与政治实践、社会整合结合起来，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是最为精彩的部分。

作者的从学经历是从历史而思想的，加上他学术脉络里的侯外庐学派注重思想与社会互动的特点，使得他的行文十分看重历史研究的新成果。

本书的重点是宋代思想，传统的思想史著作，在分析理学的产生时，会看重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但作者引入了“唐宋转型说”的分析，让哲学与历史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凸显出来。

很显然，作者看重的不是唐宋转型的“结论”，而是这种方法所注重的政治、社会、文化相结合的“观察”历史的眼光，作者以这种眼光来分析宋代以来士人阶层形成的独特性，就看到了宋学的独特面貌。书中强调，宋代已经打破汉唐士族门第的阶层固化，科举制的形成和完善，让社会上升流动更为顺畅，但“正由于他们不是贵族、士族而是庶族的身份，使得他们必须具有更加宏伟的志向、更加杰出的才华、更加努力的付出，才可能成为社会精英。而且，由于他们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故而对整体社会政治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他们来自白衣秀才而更少政治抱负，故而对各种弊端有深入的洞察，所以，能够成为推动唐宋之间政治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变革的社会力量。”如果将这种分析与包弼德的《斯文》和邓小南先生的《祖宗之法》等宋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相参阅，会有互相启发之功效。

对于四书在宋代理学中的结构性意义，本书也有许多创新之处。

首先是从知识阶层来说，宋代的思想家因为依赖书院，故而其思想创造的主体性更强，更具有个体化倾向，我们一般以濂洛关闽来描述宋代的学书源流，有时还会加上蜀学，具有明显的学派创始人的思想特征。作者所供职的岳麓书院，本身就是宋代理学的中心之一，朱熹和张栻的“会讲”讨论是学术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作者本人也是湖湘学和书院学的研究大家，他能充分体会到书院对于宋代学术的影响，以及理学的修身目标。

其次，理本和仁本双重本体的体认。前些年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出版，对我们认识宋明理学的思想面貌有了很大的推进，这个推进的核心就是双重本体的推进，除了我们传统所强调的天理的本体意义之外，还有与之并行的仁本体。这种概括很大程度上在对理学家除了性理的关注之外，还有对于伦理本体的体认，从二程兄弟以“麻木不仁”来批判那些丝毫不关注民众生活的现象而言，仁本体很大程度是对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哲学化的表述，因而引发学术圈的关注。作者将道统论和新仁学结合，可以视为是这种思路下更进一步的具体化的讨论。

基于社会与思想互动的思路，作者指出四书学所造成的“思想整合”，其一，从客观条件来看，理学及四书学满足了唐宋变革后对思想文化的新需求。其二，从主观条件来看，理学家能够完成理学及其四书学的思想整合，使其成为士人的普遍化的思想共识。

（原载《光明日报》，作者为干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