榫卯里的父亲

袁俊

清明过后，老屋里的霉味总带着几分松木的清苦。我蹲在父亲的木工箱前，铜锁扣上结着薄锈，轻轻一拧，“咔嗒”声里漫出半世纪前的木屑香——那是父亲的气味，混合着墨斗线的棉麻味、刨花的辛香，以及老茧擦过木纹的温热。

父亲在十里八乡被唤作“袁木匠”。他的手艺是祖父用柳条抽出来的——十二岁起，每天天不亮就得在厢房里拉锯，锯齿啃进松木的“吱呀”声里，混着祖父的呵斥：“榫头要吃三分，卯眼得留七分，做人跟做活一个理。”父亲的右手食指永远微蜷，那是十七岁时被凿子穿透的纪念，伤口愈合后凹成月牙状，敲钉子时却比墨线还准。

七十年代初，公社书记看中父亲的手艺，要调他去当“公家人”。母亲说，那天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整包旱烟，火星在暮色里明灭，最后把烟蒂按进青砖缝里：“三十斤粮票养不活八张嘴，我这双手，还是拉锯来得实在。”于是他继续背着工具箱走村串户，箱底藏着个蓝布包，里面是六个儿女的学费单，边角被汗水浸得发毛。

父亲的木工箱里永远躺着十八件家伙：青铜墨斗吸饱了松烟，锯齿上凝着暗红的树脂，刨刀被磨得映得出人影。他常说：“木匠的家伙比老婆亲，你看这斧头，握得越久越有灵性。”每次给新人打婚床，他总要在床脚刻朵小牡丹，用凿子敲出“百年好合”的暗纹，说是“给木头里的魂儿听的”。有次我摸黑起夜，看见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父亲正就着这点光给邻村姑娘修梳头匣，凿刀在象牙雕件上簌簌落屑，像在给月光动手术。

他最盼的是有人接他的班。儿女里唯有我对墨线感兴趣。十六岁那年暑假，他把祖传的“龙头锯”塞给我：“先学破料，锯路要直，心也要直。”松木在锯齿下裂开金黄的纹路，树汁溅在袖口上，凝成琥珀色的疤。某天黄昏，斧头突然打滑，食指肚顿时绽开血花，父亲冲过来时，我看见他眼里闪过疼惜与释然。他用嘴吸净伤口的木屑，从围裙上扯下布条包扎：“你啊，还是拿笔杆子合适。”

1987年收到中专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正在后院劈柴。他用袖子擦了擦手，把通知书举到檐下看了又看，晒得黝黑的脸膛泛着红，最后从木箱底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他攒了三年的粮票，叠得方方正正，边角用棉线缝过。那晚他破例喝了点酒，指着墙上的工具架：“这些老伙计，以后就陪我养老咯。”

后来我每次回家，总看见他坐在门槛上打磨工具。生锈的斧头在油石上转出火星，刨刀刮过旧木板，卷出薄如蝉翼的刨花。他不再提让谁学手艺，只是偶尔轻拍我的肩：“你们读好书，比啥都强。”

父亲走的那年，木箱里的墨线已经发硬，锯条上结着蛛网。我把他的工具一件件擦净，突然在刨花堆里发现片泛黄的纸——是我当年的木工笔记，歪歪扭扭写着“鲁班尺用法”，旁边有父亲用铅笔批的：“尺短寸长，心正才是尺。”

如今我在书桌前写字，偶尔会听见木屑簌簌掉落的声响，像父亲当年在隔壁厢房做活。那些未能传承的榫卯技艺，早已化作更坚韧的血脉——他教会我们的，从来不是如何让木头听话，而是怎样让自己成为一块端方的料，在生活的斧凿下，开出经得起岁月推敲的卯眼。

窗外的泡桐又落了花，我摸出父亲的墨斗，往棉线上滴了滴松节油。拉出线绳的瞬间，仿佛看见他眯起眼，将墨线绷在两块木料之间，轻轻一弹，便在时光的木板上，留下一道永不褪色的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