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楷模何功伟（十一）

何功伟，又名何明理，化名何彬、何斌。1915年出生于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1941年牺牲于恩施。

首战挂榜山告捷，声威大振。不久，自称为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国民党128师师部，与何功伟等联系，想收编游击大队为直辖咸宁第2大队。为了利用合法的建制争取给养，发展抗日武装，何功伟和雷同等人商议后同意这个提案，并派了李一戎、张进等10多个同志去128师政治部工作。

咸宁第2大队，改编为3个中队，何寰桢任大队长，雷同任大队指导员兼第1中队指导员。

同一时间里，在何功伟和鄂南特委的领导下，鄂南所辖各县党组织也纷纷建立了抗日武装。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先后建立了“八路军鄂南抗日游击纵队”和“八路军鄂南抗日游击队第二纵队”，分别拥有30余人枪和40余人、30条枪。中共崇阳县委在华陂组建崇阳县抗日游击队，拥有60余人、40多支枪，后与与中共合作抗日的西山游击队支队合编后改为崇阳县抗日大队，有800余人枪。中共武昌区委在保福祠将共产党员掌握的枪支组建了一支小游击队，后转移到鄂城涂家垴，并建立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200多人、步枪150多支、机枪4挺。在武昌乡促会工作的共产党员许大鹏、舒江皋，动员油坊岭、豹子解、九峰一带的农民抗日组织和收容溃散的贵州兵，组建了一支抗日工作大队，有200多人枪，后与爱国人士黄人杰以乡促会的名义收集散兵游勇和枪支后拉起了300多条枪、400来人的队伍合并为合鄂南人民抗日自卫部队，后改编为鄂南抗日游击队樊湖大队。

从1938年到1939年，这些抗日队伍，在群众的支持下，在对日伪、汉奸的作战中有力打击了日军伸向广大乡村地区的触手，遏制了日军的侵略野心。

1938年12月初，马桥据点日军到挂榜山八卦岩“扫荡”。何功国带领咸宁二大队二中队的游击队员埋伏在八卦岩的险路旁，当日军尖兵路过时，机、步枪齐鸣，射倒日军2人。

1938年底，保安据点的日军乘橡皮艇3只，到南咀一带渔船上抢鱼，梁湖大队二中队潘斌率两个分队飞舟前去阻击，打坏日军橡皮艇1艘，击伤日军多名。此后，日军很长时间不敢到南咀掳掠了。

1938年12月到1939年初，梁湖大队第三中队在队长况公仆领导下，在金（牛）贺（胜桥）公路上阻击日军汽车3次。第一次，阻击日军汽车一辆，打伤日军汽车司机1名，夺枪5支。正准备搬运汽车上的物资时，日军援军赶到，三中队撤出战斗。第二次，三中队埋伏在没有人烟的丘陵地带，当日军5辆汽车进入伏击圈后，立即开火。第三次，三中队将一束手榴弹埋在公路上，日军一辆汽车开过时爆炸。

1938年12月下旬，曾家咀日军下乡掳掠，一连抢劫几个村庄，他们抓几个村民挑东西，向着盆塘畈走去。何功国带游击队员埋伏在路边小山上，当敌人进入盆塘畈抢劫时，山上枪声大作，日军遭到突然袭击，丢下村民和抢劫的财物逃回据点。何功国通知各村各户认领被夺回的粮食、牛、衣物，群众千言万语盛赞游击队。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抗日消极、反共积极。在鄂南地区，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还很薄弱，处于敌、顽的夹击的复杂险峻形势中。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何功伟和鄂南特委既要抵制错误、坚持斗争、维护独立自主地位，又要忍气吞声、接受国民党统一领导、维持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处境十分艰难，其本人也常常十分苦闷。

1938年11月上旬，国民党阳新县第二区区长马华树在假装和鄂南委组织部长、驻大冶中心县委特别代表达成协议后，勾结大冶土匪武装石均平、马振亚，拦截中共运枪人员、袭击还在项家山的特委领导，捕杀刘青、郭亮等我党干部14人。

1938年12月底，128师师长王劲哉以“元旦团拜”为名，通知咸宁2大队大队长何寰桢去司令部。何寰桢、雷同两人率4名手枪队员从挂榜山出发。到师部后，雷同和4名手枪队员在师政治部留下等候，何寰桢一人独自前往司令部参加“元旦团拜”。雷同等人一直等到天黑仍不见何寰桢转回，司令部却派人来通知4个手枪队员，以“部队要出发，何寰桢让4个手枪队员去当向导”，让他们去师司令部汇合。

恰巧雷同在政治部遇到何功伟，并向他汇报了情况。何功伟警觉地询问雷同：“你们来时，一路上发现了什么情况？”

雷同照实回答：“没有什么情况。”

何功伟继续追问：“没有情况为什么部队又要出发？”“手枪队员又不是本地人，为什么又叫他们去当向导？”“难道何寰桢真的同意了吗？”

在何功伟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雷同按照功伟的布置，急忙赶到司令部，碰到从司令部出来的比较靠拢我党的政治部主任，说要找何大队长。政治部主任回答道：“他马上要出发！”又接着说：“他……已经出发了。谈话时，从司令部里走出一个警卫连长，问雷同是不是2大队的。政治部主任抢先回答说：“他是政治部的。”同时又向雷同使眼色，示意“快走”。雷同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后，立即返回向何功伟汇报。

根据雷同的汇报，何功伟判断道：一定是王劲哉在捣鬼，他想吞并我们的武装。随后，两人立即赶回挂榜转移队伍。王劲哉逼何寰桢交出人、枪，何不依不屈。王劲哉又下令逮捕何功伟和雷同，但此时两人已经转移。王劲哉扑了空，在去江北途中，杀害了何寰桢，制造了破坏统一战线和抗日武装的“何寰桢事件”。

何寰桢牺牲后，第1中队队长预谋杀雷同未遂后聚众哗变，枪杀了中队中唯一一个共产党员，强行拖走了队伍；第3中队队长就将队伍拉回保安团去了。第2中队在此次事前，就有一个分队在128师威逼利诱下叛变，只剩下部分人员仍在坚持战斗。这一连串事件，沉重地打击着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何功伟面临极大的困难与危险。

此时，中共湖北省委已按计划撤离武汉，鄂南党组织与省委失去联系，根据省委预先指示，鄂南工作改由中共湘鄂赣特委（驻平江县嘉义）领导。1938年12月，何功伟到湖南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关系，根据湘鄂赣特委的决定，鄂南特委改为通山中心县委，中心县委驻通山界水岭，书记何功伟，组织部长黄全德（又名黄溪），宣传部长陈约珥（又名王锡珍），军事部长吴铁钢（后李平，原名饶国树），青年部长何功楷（后为潘际汉）。

中共通山中心县委是中共湘鄂赣特委在武汉沦陷后领导的5个中心县委之一，负责指挥鄂南武昌、大冶、鄂城、阳新、通山、咸宁、崇阳、通城、嘉鱼、蒲圻10个县的工作，辖区内有共产党员500人。

1939年1月，何功伟在咸宁何家新屋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鄂南前期斗争经验和教训。参加会议的有黄全德、陈约珥、李一戎、钱远镜、何愚、雷同、熊鹤龄等20余人，整个会议持续了近半个月。

学习研讨时，大家联系到了前一段时间鄂南抗日武装受挫的实际，纷纷发言。

崇阳的同志说：“团结全民族抗战的时候，我们忽视了反对民族解放战争的奸细分子。‘项家山事件’后，没有认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而是退让，缺乏政治警惕性，招致祟阳武装再次损失殆尽。”

咸宁的同志说：“独立自主的思想我们还不明确，在组织抗日武装时，过去强调‘合作’，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没有切实掌握刀把子，因而不能应付突然事变，咸宁第二大队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不少同志气愤地说；“国民党有恃无恐，夺了我们的枪，杀了我们的人，搞垮了咸宁一支又一支抗日武装，还有什么统一战线可言。磨擦早就开始了，而且从未间断，分裂只不过是朝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