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楷模何功伟（八）

经几人多次研究，决定取名“上海业余集体旅行团”，并登报征求自愿参加者，联络地点就在毛梦觉的住处（金神父路打浦桥附近），短时间内就有两千多人报名要参加集体旅行，其中学生、店员、青工最多。他们决定在星期天的上午10时在江湾集合，因遇天雨，顺延了两次，到第三个星期天才举行，恰逢5月8日21条国耻纪念日。当天，上海的租界、华界反动当局极其紧张，在几条到江湾去的交通线——水路、公路、铁路，都密布军警特，过路的要检查搜身。

钱远铎等发起人，在当天上午带着干粮、宣传漫画、歌页，租了两辆出租汽车前往江湾，途中受到大批保安团、警察的无理盘查和长时间阻留，企图拖延时间，使他们不能到会参加活动。警察分局局长还设酒宴招待他们，直到下午二时，认为他们不会再去江湾，才放他们离开。当他们赶到江湾时，大会活动已在何功伟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了，参加旅行的群众有近万人，有的演戏、有的教歌。

钱远铎等人到时，活动正达到高潮。马路上都站满了保安团，不准大队伍游行。大家就化整为零，到江湾镇集合，沿途唱救亡歌曲，喊抗日口号，情绪异常激昂。在大游行中，钱远铎遇到何功伟。何功伟问：“你们怎么这时才来？”钱远铎告诉何功伟在途中的经过，何功伟笑着说：“我们早料到了，我们从旁帮助你们组织了一些活动，发动了很多人参加。”此时，钱远铎才了解到是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才有这么多的人参加，而且声势浩大，超过了北平西山旅行。

集体旅行的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有特写，特别是生活书店出版的《民国周刊》（胡中特主编），除了文字记载外，还刊登了照片，周刊封面图片是钱远铎等人在江湾镇街上游行的镜头。八·一三战役开始后，上海党组织以旅行团为基础，成立了“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

8月初的一个上午，何功伟经陈敬之介绍，来到上海花园坊徐方略的住所。当时徐方略担任青年救国服务团组织部长，每天要求报名参加救国团有上百人，团的工作急需加强力量。事先，徐方略和陈敬之为何功伟取了个化名叫何斌，后来大家都写成何彬。

何功伟同志初到服务团，就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表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他很谦虚，能团结人，办事切实。为了适应繁忙工作需要，团部分设了秘书、总务、组织、训练、宣传、侦察救护等部门。经过短短几天的考察，徐方略便向组织推荐何功伟为组织部长，自己担任训练部长。

青年救国服务团是个统战组织，领导成员是从各方面来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文总下面的各进步团体成员是大多数。如何功伟、毕珀、林默涵、林其英、叶家洪、黄尔尊、陆林英、夏端、余琼、周平、江建宇等等。但为了统战工作需要，也会吸纳各方面人员进来。例如，为了方便在法租界活动，找了杜月笙的大徒弟张裕良担任名誉团长，团领导机构设有五个部，领导人中，左、中、右都有，其中盛某就是CC头子潘公展的学生。何功伟既善于团结又善于斗争的特性，在复杂的统战工作中展现出来。有一次，服务团在八仙桥召开的一个会上，何功伟坚持了原则，坚持争取我党对工作的领导权，对张裕良进行了细致的工作。他态度谦和却坚定，讨论整整延续了一个下午，始终没有让步。另一次，曾在钱远铎处与何功伟相识的征募部长毛梦觉，因何功伟没有支持他的一个有问题的意见，便不与何功伟合作。何功伟就托请钱远铎向毛梦觉介绍原武汉学联主席陈述元去担任组织部副部长，毛梦觉与钱远铎关系很好，就同意了。后来，通过陈述元从中做工作，毛梦觉和何功伟的关系也就此好转。

何功伟同志的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在团内组织了一个骨干集体，形成了青救团的核心力量。对外不仅开展了前线工作和难民工作，而且开展了深入到学校、商店、工厂、码头的工作。他还帮助训练部、宣传部、侦察部、救护部进行工作，如介绍袁召实、章乃器、方与岩等人帮助训练部工作，给训练班讲课，并组织戴望舒为宣传部写宣传提纲。

当年9月18日，上海各界举行空前未有、声势浩大的纪念“九·一八”汽车大游行，何功伟在纪念“九·一八”的盛大宣传和游行中，也表现了卓越的才干。

辗转回汉促抗日

1937年11月初，临近上海沦陷前，为工作需要，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组织了一个“内地工作队”，由何功伟任队长，毛梦觉与盛某任副队长，队员约三十余人。何功伟率领工作队离开上海，步行向苏州进发。临行前，何功伟给钱远铎留下条子：“晚上出发，到地头再来信。”不久，工作队到苏州后，钱用完了，无法继续前进。何功伟便写信向钱远铎求助，经钱远铎介绍在苏州找到开中药铺的刘姓省高同学帮助，才使内地工作队继续前进，平安抵达武汉，住在旧日本租界一座日商撤退的店房内。

到武汉后，何功伟马上与中共湖北省工委取得联系，接受咸宁老乡钱瑛直接领导。12月，何功伟受董必武派遣到湖北省战时乡村促进会担任秘书，实际上主持该会的一切政治活动和外地开展的支会工作，并且具体负责与长江局和湖北省委联系，向主持促进会工作的黄松龄转达党的指示，制定具体落实措施。同时，何功伟还代表中共长江局和湖北省工委具体领导“首都平津（南京、北平、天津）学生救亡宣传团”的工作，无法继续负担内地工作队的领导工作。为集中力量，经请示钱瑛同意，何功伟主张将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内地工作队与武汉青年救国服务团合并，遭到毛梦觉、盛某反对。在与何功楷等武汉青年救国服务团成员商议后，何功伟决定在《武汉日报》登“启事”：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内地工作队到汉后，已与武汉青年救国团合并，撤销了上海青救内地工作队。而毛梦觉、盛某则争锋相对，也在《武汉日报》登“启事”：否认解散，仍保持原来番号，继续向武汉群众进行教歌、演戏等宣传活动。

1938年元旦后，钱远铎回到武汉，看到“启事”后，找毛梦觉等了解情况。毛梦觉等请钱远铎调解，钱远铎表示，等全面了解情况后再研究。次日，钱远铎到武昌三道街武汉青年救国会找到了何功伟，并碰到何功楷和另外几个熟人。何功伟告诉钱远铎：为了集中力量，故主张合并，但毛等反对，再三说服不了，又因自己工作变动，不能再负内地工作队的领导责任，在一部分同志的支持下，就登了报纸，毛等不服，也登了启事，反对解散。钱远铎表示，同意何功伟合并的意见，但问题没有好好商量，就登报纸，未免太粗糙了些。何功伟也托钱远铎向毛梦觉疏通，劝其不要走极端。

当天晚上，钱远铎又找到钱瑛，向她反映情况。钱瑛告诉钱远铎，组织同意合并的意见，并要钱远铎帮助何功伟工作，说服毛梦觉等人。钱远铎根据何功伟的意见和钱瑛的指示，去找过毛梦觉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