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楷模何功伟（七）

天亮后，经排查，学校里没有同学失踪。但不久传来消息，住在家里的同学，有3人被捕了。到中午时，又得到消息说，全市有十几位同学被捕。此次运动的烈火还未燃起来，就被杨永泰派军警扑灭了。

第三天早上，“省高”学校当局宣布，要派学生去省政府听杨永泰“训话”。何功伟和学代会的代表们都不愿去听“训话”，学校只好派些已经被国民党收买的学生去。这些学生回来对何功伟们传达说：“杨主席（永泰）说了，天下的事哪有不论谁是谁非的？现在你们动，我认为是盲动，以后再要动，我就认为你们是反动。”

何功伟对杨永泰的“训话”，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到：“蒋介石反动政府最害怕的是工人罢工。因为粤汉铁路工人罢工，他们集中在武汉的军队就调不到两广去。这说明我们的宣言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所以他们摆出狰狞面目，镇压我们学生运动。”

不久，湖北当局逮捕学联负责人姚树森，严令通缉捉拿何功伟，一些学联积极分子同时被学校勒令退学。

当时正临近暑假，一天，在鄂南高中（现武汉第十中学）教书的钱远铎到省教育厅找其父亲（钱亦石）的老同学，担任第三科科长的熊莲城，尚未开口说话，熊莲城便将钱远铎拉到会客室外的一个偏僻小巷内，对钱远铎说：“你还在武汉？你还不走？上面开了会，有个决定，学生反对内战，里面有共产党，对学生的几个头头要动手了。你也赶快走！”钱远铎回到：“我没有搞什么。”熊莲城说：“你还没有搞什么，有人密告你，说你是你父亲派来的代表，何功伟不是经常到你住处去吗？你要赶快走，否则要出危险的。见到你的老乡（何功伟）也叫他赶快走，年纪轻轻的，被他们抓去了，划不来。”

钱远铎告别熊莲城，在返校的路上经过省高，就进去找何功伟。恰逢何功伟不在校，便托一个同乡转告他，说有要紧的事找他，让他一回省高就到钱远铎住的鄂南中学来。钱远铎回到学校后，便作好了转移准备，找到校长说，要到上海进修，要学校给予证明。何功伟吃了午饭就来找钱，钱远铎把情况告诉了他。

何功伟说：“怎么办？恐怕要抓一群。”他说，他也想到上海去，但没有熟人。钱远铎便给他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去上海找钱父钱亦石。当天，何功伟就离开武昌，衣服、书籍都没有拿。当天下午，临近毕业会考，教务主任到何功伟寝室宣布：何功伟因操行不及格取消会考资格。说完后又在何功伟的书箱中将“会考证”收走。何功伟得到钱远铎通知后，把情况通知了一些人，作了安排，当晚就过了汉口，来到何功楷家。当时，何功伟父亲从乡下来武汉，住在功楷家。父子两人见面后，相互争吵不断。何父说：“国家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你管这些事做什么？”何功伟便和父亲讲道理，两人一直辩论到第二天早上。期间，何功楷也在得知要抓人后，赶过江回家报信，并把消息告诉何功伟。何功伟听完消息后，写了一个条子，请功楷交给懿川女中一个郑姓朋友。

另外，何功伟还请人送信给同学陈光明，在信中说，他因政府搜捕甚急，武汉不能再待下去了，决定明晨秘密乘轮赴沪，希望陈光明和其三弟帮助掩护上船，办法是要陈和其三弟事先安排好一辆自行车，明晨X点到达芦沟桥路X号住宅（堂叔何文炳家）前，响铃为号，他马上就出来，骑车去码头，然后陈再去码头找送行的同学取回自行车。

当天傍晚，陈光明和其三弟就去芦沟桥路察看，找到了X号住宅。第二天清晨，何功伟在何功楷的护送下，从何功楷家后门穿过，来到堂叔何文炳家，并在那里按旧时下层社会打扮，将头发剪光，上下穿上旧布短褂裤，配一副有色眼镜。时间到后，陈光明和其三弟按响车铃，何功伟手拎小包，从内面快步走出来，从陈的三弟手里接过车，就骑着朝江边奔去了，在胡恪恭的护送下坐日清公司的船离开了武汉。

上海避难投革命

到上海后，何功伟按照钱远铎给的地址找到了钱亦石。在钱亦石的帮助下，进入正始中学读书，并作为湖北学联代表介绍到全国学联工作。他化名何明理，负责协助唐守愚与各地学联通讯联络。他为人朴实，态度谦虚，待人诚恳，勤学好问，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工作态度勤勤恳恳，无论什么任务，总是能按时间、按要求完成。同时，他头脑灵敏，文章也写得清晰简练，很快引起唐守愚的重视。

1936年8月，负责全国学联工作的胡乔木（或王瀚）到上海检查工作。唐守愚向胡乔木作完工作汇报后，也把何功伟的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一并作了汇报，并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吸收何入党。胡乔木（或王瀚）认为何功伟对共产主义有认识，工作又积极，经进一步了解后，可以发展他入党。唐守愚通过张执一、陈家康等与何功伟有工作接触的党员的意见，他们都赞成发展何功伟入党。唐守愚向何功伟提出入党问题。何功伟回答考虑。何功伟征询了何伟、张执一等人意见，两人均鼓励何功伟参加组织。不久，何功伟正式向唐守愚提出入党申请。8月，在唐守愚的主持下，在全国学联机关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入党后，何功伟没忍住与同乡钱远铎分享自己内心的喜悦。有一次，大约是1937年元旦，何功伟、钱远铎、钱远镜三人看电影《壮志凌云》后回到钱远铎的住处，睡在床上，何功伟忽然问钱远铎：“你晓不晓得你父亲是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之一？”钱远铎反问何功伟：“你怎么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文总’的负责人和中共党员。”何功伟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了！”钱远铎很高兴地问：“介绍人是谁？”何功伟说：“是乔木介绍的。”

接着，他们又谈到武汉一二·九学生运动。何功伟告诉钱远铎，全国学联总结过一二·九运动，认为北京搞得最好，上海其次，武汉第三。北京学运有华北局领导，上海也有地下市委领导，武汉地区白色恐怖厉害，地下组织遭到很大破坏，是否有地下党领导，不得而知。何功伟告诉钱远铎，他曾猜想是冯乃超、孔罗荪等同志代表党联系学运，因为当时学生提出的标语、口号、传单等都经过冯乃超修改过，冯还指导他们如何同反动当局斗争，乃超不在家，他们就去找孔罗荪，孔不像乃超能当时解答，总是要他们约定时间再来谈。

1937上半年，何功伟在上海正始中学毕业后，考进上海法学院。此时，因为要承担大学学联的秘密工作，何功伟住在校外，每月伙食费、房租要花十三、四元，比住在学院贵些。他告诉钱远铎，住在外面方便些。此时，何功伟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是愉悦的，从不愁眉苦脸。有时他去市中心，就住在钱远铎那里（法租界金神父路群贤别墅金星洗染15司2楼）。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学联宣布解散。何功伟被调到青年救国服务团工作。早在5月份，何功伟便与救国服务团的前身——上海业务集体旅行团有过工作接触。当时钱远铎、毛梦觉和新华艺专同学组织的读书会成员，受了北平一些大学生组织的西山集体旅行团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启迪，一起商量，也要在上海搞一次集体旅行，地点选在一·二八事变的旧战场一带，向乡村农民宣传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