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年挨批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先生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晚年的一首自寿诗有云：“山道奔忙六十春，几回迷醉几回醒。拊心一事堪自慰，生死关头不丧魂。”字里行间表达了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从老诗人“文革”期间受审查的经历中，亦可见一斑。
       自1968年起，军宣队直接领导的中国作家协会“革命组织”对张光年实行隔离反省，加上江青之流主管的“中央专案组”不时审讯，他处身于双重监管中。经多次申请，1969年12月才得以批准下干校参加劳动改造。
       他的左臂膀子有点毛病（1939年在晋西游击区堕马受伤），到向阳湖之初，下水田、学农活、走泥路，很不适应。连队同志照顾他，分配在驻地值夜班，张光年和陈白尘等老友作为老弱病残轮流看管菜地。不久，因干校“清查五一六”运动，一批“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被打成反革命，这样便分散了对老“黑帮”"的压力。尽管那日益紧张的战斗声势和日夜不停的追查气氛，也使得他们不知所措，但干校生活的艰辛，革命群众的呵斥，比起“文革”初期，却是文明得多了。
       而对张光年来说，最不能忍受的，是专案组对他于1929年由地下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期间一段“历史问题”的长期纠缠。由于江青在与威特克夫人的谈活中点名“张光年是托派”，她的打手们就得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追查、逼供和取证。可是，专案组的软硬兼施，并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便认定张光年的“顶牛”是态度恶劣、顽固不化，他自然受到了更粗暴的对待。
       张光年地位高，名气大，过去在北京时普通干部很少能随便去他家。他习惯于夜晚工作，上午休息一般不能打扰，但到向阳湖后，大家住集体宿舍，打破了干部间等级界限，互相交流的机会多了，加深了感情。
       当时中国作协编在五连，全干校包括家属在内有几千人，大家一般两周去一趟咸宁县城，买几本书，上个馆子，打打牙祭。张光年还专程几次到温泉，去地区医院看望病重的张天翼。有一次，他路上碰见翻译家朱葆光，衣冠不整，破帽遮颜，好像乞丐一般，看见熟人也不打招呼，真叫人心寒。张光年于是忽发奇想：“别人看我会不会也是这样？”况且他还受到监管，出门有人随行监视。林彪倒台以后，才松动一点。有时路上见了楼适夷、孟超、王士菁等人，可以拉拉手，互问健康。张光年边劳动改造、边接受审查，据说是挖历史问题，找出所谓“托派”、“叛徒”和“汉奸”之类的证据。
       1970年盛夏，有一次干校在食堂前的空场上围了一圈人，组织批判《黄河大合唱》。先是江青在《红旗》杂志上发难，把张光年的作品列为宣扬国防文学和投降路线的“黑标本”，点名批判。因为他30年代去过上海，在赵丹那里认识了她，知道她的底细，所以被她往死里整。可是江青的淫威也并不是没有人抵制。批斗会头天晚上，被安排发言的人主动来问张光年，如何应付上面的要求。他回答说，“按照《红旗》上的话重复一下不就行了吗？”他在逆境中仍不乏幽默，并一直坚持记日记和读书，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反杜林论》等。有时发现过去实际上未曾读懂的地方，特别是发现同眼下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独自拍案叫绝!赞赏之余，不免对照以往坚持的东西，作一番深刻自省。想到自己过去传颂一时的名作却被《红旗》点名批判，颠倒了是非，没有了公道，他只能用沉默来表示抗议！
      下放咸宁期间，张光年曾短时间回家养病，后来又在天津静海干校呆过一些时，直到1975年6月才宣布解放，恢复党籍。1981年由中组部平反。他在干校的日记一共记了十几本，冠名《向阳日记》，于1996年面世，他的自序题为《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李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