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礼”可谓顶礼膜拜。将礼顶在头上，还要下拜。何以见得？
　　试举两例。通山光绪年间的女诗人朱静霄，青年丧夫，终身居家，为夫守节，以研究古籍和写诗自慰，这还不够，一句“自是冬心常抱稳，不知人世有闹春”的苦吟，将自己红颜褪尽，打进用礼教筑起的樊笼。另一位通山人士朱廷立，官至礼部右侍郎，多般与礼相伴。告老还乡，住在崖洞里作《两崖集》，不忘朝廷使命，写“君子之道，曰节、曰量、曰礼而已”。朱老夫子在任当礼官，卸任作礼君，借千古之洞穴，留百世之“礼”名，可谓生为“礼”生，死为“礼”死，生生死死一个“礼”。
　　有了被人仰慕的君子提供的范本，有了所谓君子与小人的对话，鄂南乡民从仰慕中仿佛看到了“礼”的化身，得到了“礼”的真传，对“礼”的认识似乎有了质的飞跃。这也就是常说的“礼义”和“礼情”，将“礼”与“义”相连，“礼”与“情”相融。有情有义人人称颂，无情无义人人不耻：“啧，这家伙有情有义，娶媳娶个花蒂蒂。”“啧，这一窝无情无义，要娶娶个瞎眼婆。”
　　为了有情有义，抑或远离无情无义，古老乡村因“礼”带来一些不良陋习。为“礼情”而礼：红事庆、白事抚，礼是不能少的，此“礼”就非“礼貌”之“礼”，而是“礼金”之“礼”。先哲说得好：“礼轻情意重”。先哲的话看似温柔、体贴，但金口一开，人们都要猜度和琢磨，礼轻能轻到多少，多少轻礼能换回重情义，换不回情义怎么办？一来二去，先哲的体恤几成威逼，为了人情和脸面，不可失礼，不可缺礼，更不可短礼，“人情大于债”，道出了逼债的甚急和背债的无奈。为人情而礼：宁可砸锅卖铁，宁可不吃不喝。为礼义而礼：为礼不可忘义，不可丧义。而民间无大义可言，无非礼仪小节尽显意气。
　　我听了一个水烟袋的悲壮故事：乡间老汉闲坐一起，一支水烟袋成了之间传递情义的纽带。明知一位老汉患痨病病得喀血，明知痨病传染极快极强，可众老汉谁也不愿意拒绝所谓传递哥们情义的水烟袋，你衔一口，我衔一口，在口对口的传义中传染，七、八个很健壮的老汉，在一个冬季全部被痨病感染，前赴后继，全都倒在痨病上。南山坡，一排黄土垒起的新坟，坟头，招魂的纸幡飘飘荡荡。我感到，那飘荡的纸幡化成一根长鞭，在鞭挞无情的“情”和无情的“义”……
　　古风吹拂的鄂南，乡礼多多，所谓“礼多人不怪”。然而，经过历史的洗礼，洗过礼的“礼”，哪些是鲜亮的，哪些已经陈旧、腐朽，想必善良的人们都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贾在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