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千年历史的通山县，古建筑甚多，但牌坊却是其中最富特色、最饱含文化底蕴的“精神建筑”。据清同治六年《通山县志》记载，仅明清期间，通山境内兴建较大影响的牌坊（牌楼）达26处。
　　牌坊是一种门洞式纪念性和装饰性的建筑物，一般用木、砖、石和琉璃等材料建成，上刻题字，常建于村头路口或庙宇、祠堂、桥梁前，有的作为象征性的门楼，更多的是为“嘉德懿行”的人作纪念。但由于历史的沧桑和人为的破坏，如今通山境内保存完好的牌坊甚少，大多残败了。有的在“文革”期间被铲除，留下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疤；有的疏于维护，使牌坊的“部件”丢失殆尽；有的因村容改变，原先居于通衢要道的牌坊受到冷落，成为岁月沧桑的一个见证。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牌坊更多的是一种乡土文化的呈现，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地方特色。牌坊匾额楹联多为名人或高官的手迹，是研究官师、儒学、民风民俗的实物资料，可以说每座牌坊有每座牌坊的特殊意义。通山境内兴建最多的牌坊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为科举坊。此类牌坊居多。明清期间，通山出过进士、举人120余人。这些进士、举人一举成名后，不仅进了宗祠，不少人还由当地官府立坊嘉奖。最具代表性的科举坊有：为明朝永乐庚子科举人吴王常常建的“攀桂坊”，为明景泰庚午年举人、推官曹瑛所建的“易魁坊”，为明宏治庚戍年进士、江西余干知县熊伯通建的“进士坊”，为明正德丁卯年举人、苏州通判熊伯峰建的“虎榜题名坊”，为清康熙庚午年举人谢延树与其子乾隆甲戌年进士谢德爽建的“父子科弟坊”，为清乾隆年间举人舒道宏、舒道光兄弟建的“荣棣联魁坊”。
　　二为德政坊。这类牌坊通常叫官坊，是表彰地方官员政绩的牌坊。最早的要数建在县城东街的“辅助天朝坊”和“聚桂坊”。前者是表彰元朝监察御史阮道全为官清廉的，后者是为明洪武己卯年举人焦雍和永乐庚子年举人焦以正建造的。仅在明朝，较有影响的德政坊有：为明洪武思贡、江西监察御史徐俭和明洪武举人、都察院右都御史黄钟修建的“绣衣坊”，为明景泰癸酉年举人、广西太平知府韩廷或建的“五马坊”，为明景泰丙子年举人聂茂建的“登荣坊”，为明天顺己卯年举人、四川戎县知县吴元哲建的“凤朔坊”，为明成化辛卯年举人、思明府同知吴原正建的“桂林一枝坊”，为明成化癸卯年举人、广东广州府推官朱伯骥建的“飞汉坊”，为明嘉靖戊戌进士、监察御史、浙江兵备副使陈宗夔建的“御史坊”，为明嘉靖癸丑进士、兵部主事熊坦建的“主政坊”，为明嘉靖癸未进士、礼部侍郎朱廷立建的“少宗伯坊”，为明万历癸未翰林、给事中舒宏绪建的“王堂青琐坊”等。
　　三为孝子坊。多是为孝子而建。有在父母坟前伴寝三年的叶相，有奉待母亲三年的朱尊爵，孝子乐大和、成章、陈清策、陈清玉、焦遇泰等人，都因尊老爱幼而立孝子牌坊。现今保存最好的是位于通羊镇郑家坪节三湾的孝子坊，该孝子坊建于清道光戊子年（1768），砖木结构，配以浮雕，四柱齐架，五墙相连。大门是用银子打磨的大理石制作的石门联、石门楣、石门墩、石门槛。门额上正中央镶嵌一块题书“皇恩旌表”四个大字的金匾。两边配有“松鹤、麒麟、龙凤、牛马、人物、山水”等图案。历史上文武百官途经孝子坊，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四为贞节坊。贞节牌坊历代所立极多。历史上，通山曾出现过不少贞孝节烈的妇女，她们都是些“夫殁贞守”、“夫死殉节”、未婚守志”一类的妇女。清同治六年，在湄港中许唐家垅村建的“旌许显达之妻成氏”节孝牌坊，砖木结构，门筑花砖，配以浮雕，结构完整协调。此外，还有节孝乐舒氏、夏黄氏、汪周氏、朱方氏、陈蔡坻和贞女程成氏等，也都立牌坊以旌之。
　　通山牌坊不仅建筑结构自成一格、别具风采，而且集雕刻、绘画、匾联文辞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熔古人的社会生活理念、封建礼教、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古代的民风民俗于一炉，具有瑰丽的艺术魅力、很高的审美价值和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牌坊的内涵富于哲理性和艺术性，其雕刻更令人叹为观止。那刚跃过龙门的鲤鱼，鱼龙变化，表达人们追求功名，渴望成才，为国建功立业的良好愿望；那翩翩展翅的白鹤、威武雄劲的狮子、祥云缭绕的凤凰、舒卷自如的荷叶、轻盈灵活的松鼠，都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物，寓意着长寿、富贵、丰收、清廉；而那些坐轿的官员、开道的公差，更是当时社会图景的再现。这些雕刻无一不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如果把它们放到任何一座现代美术馆里去，那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一流精品。
　　历史造就了牌坊，它有着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它前见古人，后见来者，后人有责任保护它们，就让它站在“长亭外、古道边”，向世人昭示些什么吧。 （廖双河　阮长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