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上午11点，刚下过小雨，地面微润，空气清新。
　　王幼兰在自家房子旁边的菜地里松土，趁着这雨要种点什么才好。双胞胎儿子董同锦、董同钦在菜园子里调皮捣蛋，王幼兰不时低低呵斥一声，却满是疼爱。
　　这是时下农村常见的温馨画面，外出打工的丈夫将家庭交付给妻子。其实王幼兰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副画面。
　　当天星期三，这个时候，儿子本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随着老师一起读“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从9月1日开学算起，双胞胎兄弟已经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学校。
　　学校没了。
　　和他们一样命运的，还有其他5个也本该正在教室里的孩子。这些孩子，都住在咸安区桂花镇高升村四组，一个叫“山下董”的地方。

　　A 开学，遥遥无期
　　“我要读书”，9岁的董银星头歪侧着，铅笔在本子上工整地写下这几个字。阳光从古老的堂屋天井上打在这张簇新的书桌上。
　　小丫头牙齿咬得紧紧的，当问起“是否想读书”时，眼眸一亮，却又突然黯淡下来：“没有老师了。”
　　今年6月份的期末考试后，董银星就再也没有进过教室了。她翻出一大堆上学期的作业及试卷，上面大片红通通的勾异常醒目。
　　董涛、董轩、刘继、董进风，再加上董银星和双胞胎董同锦、董同钦，这7个孩子的读书问题成了村民揪心的问题，除了9岁的董银星应该是上三年级外，其他几个都应该是上学前班或者一年级了。
　　“把小孩放到学校，家长一是不用担心安全，毕竟这里山高水深，以前有孩子无人看管溺了水，二是孩子要读书，学点知识文化总是好的。”家长们的说法都很朴实。
　　“上学期期末考试，监考老师嫌路太远，不愿意到学校来，我们跟着黄老师走了很远的山路去另外一个小学参加考试。”董银星这样说道。
　　“累吗？”
　　“一点都不累，要参加考试呢。”
　　很远的山路是多远？村民估算了一下，55岁的黄和平说，那得有个七八上十里路吧。

　　B 校园成了“驻马店”
　　高升小学，这是承载着高升村希望的地方。
　　从老南川街到这里，有七八公里的山路，中途翻越一座大山。
　　在山坳的一块平地里，一排整齐的黑瓦房格外醒目。蓝白相间的粉刷看上去已有些年代，一根旗杆铁锈斑驳。“扶贫先扶教”，同行的记者用力辨认着柱子上的大黑标语。
　　“早些年，这里有100多个学生，老师有五六个。”周秋风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学生组织练习腰鼓队的盛大景象，“热闹得很哪，我们都来看的。”
　　近些年来，这里只有几个学生，一个老师。老师叫黄祥英，46岁的黄祥英深得村民信任。
　　“娃娃在黄老师手上读书，我们放得心。”这是孩子们奶奶的一致意见。至于孩子们的父母，无一例外外出打工了。
　　除了上课、备课、辅导学生，黄祥英更是孩子们的临时母亲——孩子们的奶奶都不同意“保姆”这个说法。
　　周和平说：“保姆哪会有黄老师这么勤心。”
　　遇到下雨下雪天气，黄祥英还会翻山越岭把孩子们接到学校，送回家里。
　　琅琅书声已经是100多天前的事情。操场上几匹马儿正在埋头吃草，询问得知，这是来自广西的一个马帮，给附近的一个山顶送石料。“那里在做一个什么铁塔，车子送不上去，我们在这学校里住几天呢，教室也空着的。”赶马人一笑起来，牙齿洁白。

　　C 寻找最后的“民办教师”
　　寻找黄祥英老师很是费了点工夫。
　　离开学校5、6里地的样子，就可以见到一个小型水电站。这个叫黄泗洞水电站的地方就是黄祥英的家，她的丈夫是这个水电站的工作人员。水电站破旧的办公楼被他们收拾了两间住了下来。
　　当日上午，我们拨打村民提供的电话，久久无人接听。村民分析，她可能是回家收割稻谷去了，离水电站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她家还有些责任田。
　　中午手机响起，一看正是那个号码，果然被村民言中，收割稻谷去了。中午回家吃饭的黄祥英按照座机来电显示号码打了过来。
　　“一般我不回陌生号码的电话，我怕这个号码是镇上的人说教书的事情呢。”对于黄祥英而言，电话费显然是一笔压力。
　　“这个地方太偏远了，又都是山路，条件也比较差，老师可能不大乐意来这里教书。”从高升小学到老南川街道，十几里蜿蜒山路确实让人生畏。
　　黄祥英15岁初中毕业后就在当地教书，一教就是30年，但是到现在为止，她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身份。
　　民办教师这个概念已经取消了，而她又没能转成公办教师。说起其中的原委，黄祥英欲言又止。日复一日地继续给孩子们上课，黄祥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D 放弃的那份执着
　　“上面每年派老师到高升来教书，而这里实在太偏僻落后，老师不愿来，就让黄祥英顶课教书，领取老师那份工资。今年不知道为什么说高升小学要撤掉，就没有安排老师来上课，黄祥英也不能顶老师的班拿工资了，所以她也没办法在这里教书了。”30多岁的王幼兰说这番话时，几个婆婆在旁也忙点头称是。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离高升小学最近的高升四组7名小孩至今还在家里无法上课。
　　“我想，我应该是个民办教师吧。”黄祥英从抽屉里翻出一本很是有些年头了的教师进修合格证书，上面的登记照已经不翼而飞。“小孩不懂事，拿出来撕着玩了。”
　　每个月大概五六百元的工资——这就是黄祥英的教书所得。这份收入失去保障时，黄祥英不得不选择放弃。
　　“董银星该上三年级了。”谈话中，黄祥英不经意的这句话，让我们心沉重起来。
　　“我们喜欢黄老师给我们上课。”董同钦眼睛里充满了渴望。
　　“其实我很想去教孩子们的。”黄祥英语气里充满惋惜。对于自己教书的能力，她说，“每年统考，我带的孩子考得都还不错。”
　　不足之处当然有，董银星说，“老师上课很少用普通话，我只有看电视时学普通话了。”
　　
　　E 搁浅的求学梦想
　　小孩家长王幼兰当天上午听到一个消息：镇上一名负责教育的干部表了态，“哪怕高升小学只有一个学生，也要开学。”
　　这让家长、孩子、黄祥英都看到了希望。毫无疑问这是他们最为高兴的事。
　　桂花镇教育组一位余姓负责人在电话里告诉记者，目前义务教育针对6岁以上的孩子，而6岁以下的学前教育范畴，应该由家长自行解决。
　　9岁的董银星在记者来到她家后的第二天，已经被送到离家很远的南川小学读书。母亲王幼兰说：“孩子还小，耽误不起了。”
　　其他的几个孩子，目前还只有在家里玩耍，童年的日子依旧无忧无虑。
　　在记者转达了镇上教育组负责人的说法后，王幼兰在电话里辩解了一句：“双胞胎是2003年6月生的啊，现在也有6岁了，再说他们上半年还在小学读书。”随后就陷入了沉默。
　　　　　（记者 程昌宗  朱志茹  见习记者  张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