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

　　今年是省市县乡大换届的一年，而对期望深入反腐败的人来说，“换届”是一个最好不过的时机了。

　　是什么原因让我作这一判断？原因有以下三个：一是就全国来说，当今反腐败的态势是不怎么太平衡，有的地方好一点，发展快一点，人民满意一点，有的地方则要慢一点，人民的满意度就差一点，关键是什么，恐怕就在主政的领导身上；二是从迄今为止全国反腐败的“成果”来看，众多的、位高权重的“地方性高级干部（地厅级、县市级）”的落网，恐怕是其“主要成果”之一，但是，这些落网的“地方性高级领导干部”是不是被“穷尽”了？恐怕谁都不敢说这个话，应该说，它离应落网的“目标值”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这也是当今老百姓对反腐败还是不甚满意的关键；三是“换届”有“换届”的领导心态，有的地区甚至会产生“换届综合症”，“等待”、“看一看”、“暂时放一放罢，等定下来再说”是主要表现之一，于是“心思”就不怎么在主要工作上，更何况反腐败又是一件“非常得罪人”的事儿……

　　当然，在上述三个原因之中，最主要的恐怕就是来自于一些“地方性高级领导干部”的、隐性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权力干扰，就是来自于以“地方性高级领导干部”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他们也不说不反腐败，有时甚至比谁都叫得响，然而就是不肯动，谁若是要真的反腐败，就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所以，对这些地区、领域、部门、单位的领导来说，“换届”很可能会是一件“灭顶之灾”的事，因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权力的失控”。

　　也许有人会问，你的这一观点是不是属于个人的臆造？是不是太低估了一些“地方性高级领导干部”的心态？非也。

　　腐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国腐败泛滥的高峰期，现在揭露出来的“农村圈地运动的腐败”、“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开发区运动中的腐败”、“金融领域中的腐败”、“房地产领域中的腐败”、“股市中的腐败”等大案、要案，大致都在这一时期，若是要问在这些大案、要案中谁最具有“腐败资格”的话，那么，我就可以亳不犹豫地说，就是这些位高权重的、握有实权的“地方性高级干部（地厅级、县市级）”；而且还必须注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过去每一个腐败大案、要案的侦破过程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都需要专门机构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若要问个中原因，那就是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和单位的腐败分子及其腐败势力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腐败的原始积累”，已经成了“气候”，你要反我就阻挠，你要揭露我就压制，你要进来我就要“摆平”你，总之是千方百计地要捂住这个盖子，因为他们深知，万一捂不住，腐败被揭露出来，对他们来说是什么都完了……

　　所以，仅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说，在有些反腐败并不彻底、群众意见极大的地区、部门、领域和单位，其“换届”的过程肯定不会是很平静的，尤其今年的“换届”面临的是一场“减人”、“减层”、“减线”的“三减改革”，两股势力、两种力量肯定会在暗中“较劲”，没有被暴露的腐败分子一定会想尽方法保全他们的位置，或是千方百计地想用他们“信得过的人”来当“换届”的“接班人”；此外，已经形成气候的“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亦一定会竭尽全力（人力和财力）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关系网（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家族关系网和人情关系网）去寻找、扶持他们的“利益代理人”，甚至会发生新一轮的跑官要官、行贿受贿之类的吏治腐败现象……这叫什么？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我特别赞同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最近说的一句话：“在换届过程中，各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是‘流水的兵’，但是作为一级党委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更应该成为‘铁打的营盘’，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尽管他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换届”现象而谈的，然而对于那些反腐败并不彻底、群众意见极大的地区、部门、领域和单位来说，却是更富有现实意义。

　　所以，要想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要想将反腐败斗争推入一个新的高度，就一定要高度重视正在开展的省市县乡“换届”工作，将那些真正想进行反腐败斗争的领导换上去，将那些不想反腐败的或是将反腐败斗争搞成“夹生饭”的领导换下来。

    总之，若是“换届”换得好，那么就一定能加速社会进入新世纪后“贪官开始进入受审高峰期”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