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文景　通讯员　余和碧　王新华

　　人的生命虽然短暂，却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在享乐中腐烂，一种是在奉献中闪光。
　　——题记
　　孙荣归走了，象一片落叶，壮美地复归大地。
　　临走前他总在说，单位职工工资都发不出，两个女儿读书又缺钱用，我是癌症晚期，３个月的治疗费已花去５万多元。痛起来生不如死，不如让我早点走……再不能拖累单位和家庭了。
　　孙荣归走了。
　　“你不能这样走啊，你怎么说走就走呢？……”
　　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的人们泪雨纷飞。与他患难与共的同事们来了，曾得到他让给房子的职工来了；他帮助过抗旱双抢的农民兄弟们来了，他答应病好后还要去抓秋播生产的……
　　隽水悲泣，青山呜咽。
　　“我是去搞事，不是去赴宴，哪能挑肥拣瘦呢？”
　　孙荣归51岁，生命虽短暂，但却不平坦。他1954年出生在白霓镇歇马山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先后担任过工人、会计、财务科长、副厂长、厂长、副局长、安监局纪委书记兼工会主任等职务。
　　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县机械厂从事财务工作时就以勤学苦钻成为有名的“铁算盘”，厂里因此成了全县首批会计达标企业和财务管理先进单位。
　　由于工作出色，1991年，孙荣归被提拔为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组织的信任，成为他忘我工作的动力。他强化管理，勇于开拓，企业很快红红火火，成为县里的四大纳税大户之一，工人们脸上挂满了笑容。机械厂连续三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先进单位”、“优秀企业”称号。他也多次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1993年10月，他被提升为县工业局副局长。
　　90年代中期，由于市场原因，机械厂生产经营一下跌入低谷，组织上考虑再次推选孙荣归出任厂长。
　　“老孙啊，你放着清闲的副局长不干，降格去冒这个险，是哪根神经在发烧啊？”……
　　一时间，风言风语铺天盖地。
　　开始，孙荣归有些犹豫，后来他想到自己曾是这个红火企业的厂长，想起那些曾经与他并肩战斗的同事们，现在遇到了困难，组织上信任他，职工们看着他，要是推托，怎么过意得去？
　　孙荣归说：“人嘛，能上就能下。”于是他走马上任了。
　　1998年5月，孙荣归再次“降格”下派到八一煤矿任副矿长。那期间，他在矿山一住就是几个星期。短短４个月，就使矿里的财务管理走上规范轨道。
　　“我是去搞事，不是去赴宴，哪能挑肥拣瘦呢？……”人家问他时，老孙就这句话。

　　孙荣归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管得住自己。机械厂修建新车间，一建筑老板洽谈基建项目，将一块价值2万多元的金表送到他家，他当即把他轰了出去：“你走吧，我不跟你谈这事了！要搞只能按规矩招标。”事后这位老板感慨：“搞建筑这么多年，象这样的领导实在少见，老孙是个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孙荣归的爱人下岗多年又体弱多病，两个孩子都在上学，生活非常艰难。和他一起共事的人都知道，孙荣归给自己牢牢套着一个紧箍咒。1996年，县委三级干部大会表彰有重大贡献的企业法人，奖励他一万元钱，他分文不动交了财务室。当时职工和亲属想不通，说：“这明明是政府奖给你个人的钱啊！”老孙说：“功劳大家都有份，我怎么能一个人塞了腰包呢？”
　　孙荣归是个朴实的汉子，他总是理解别人的难处。单位职工家有什么红白喜事，他第一个带头串串门，送个人情。可他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时却不请客。有人劝他，他说：“人家子女都在为钱闹慌哩！我哪好意思请啊？”
　　说到孙荣归，职工田卫国眼泪总是忍不住。在机械厂任厂长时，老孙想方设法筹措了几十万元钱，做了一幢宿舍楼。厂内按政策分给他一套，他坚持要把房子让给缺房户。职工们感动不已，趁他出差之际，自发把他的家俱搬进了新房。谁知，一向温和的孙荣归回来后大发脾气，硬是退了出来。
　　在他去世后，人们才知道，担任多年厂长、年进出资金数千万元的他，一生没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住的是水泥砖砌的未装修的房子，吃的是摇井水，睡的是硬板床，骑的是自行车，看的是黑白电视机。他家至今没安装电话，他更没用过手机……
　　“我没有什么贡献和作为，却跟单位上添了这么多麻烦……”
　　从2002年至他去世，孙荣归连续三年担任县安监局驻港口乡小沙坪村“三保三落实”工作组长。这期间他象个地道的农民，在公路建设大会战中，挑土，抬石，与群众一起挥汗奋战了两个多月，修了4座水泥桥、10多公里的村级公路。
　　去年早稻成熟前期，稻飞虱肆虐，他带领群众一连20多个日夜劳作在田间地头。特困户张百龙家无劳力，缺农药和机具，他既送药，又帮他打药，不畏高温酷暑，反复数次，终于保住了张的庄稼。这期间，他身感严重不适，腹部剧烈疼痛，有时眼冒金花，虚汗直淌，人家劝他休息，他说：“这是老毛病，不碍事的……”在他的带领下，该村120多亩水田全部插上晚稻并喜获丰收，可孙荣归倒在了病榻上，而这一倒下就再也没能起来……
　　现在，张百龙还在不停地念叨：“老孙怎么再不来了呢？……”
　　孙荣归病重后，尽量不找单位的麻烦。他说单位很困难，下岗职工多，工资都发不出，怎么能提过分要求？从崇阳转院至温泉，再转到武汉，都是自己搭车转院。单位多次要派车，他都拒绝。去年底，当他确知自己已是肝癌晚期后，说什么也不在医院呆下去了。他对曾来看望他的领导说：“我得这个病，拖累了大家。不要治了，为我再花钱，已没有任何意义了！”领导和亲属不听他的，他就绝食以对。三个月过去，他骨瘦如柴，时常痛得在病床上翻滚，额上渗出豆大的汗珠。
　　一天，孙荣归预感自己不行了，他把妻子喊到身边说：“我这一辈子没给你和孩子们留下什么，对不住了。你要孩子们好好学习，走好自己的路，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还有，你一定要替我转告组织，我没有什么贡献和作为，却跟单位上添了这么多麻烦……”2005年元月3日，他怀着对事业的无限眷恋和对家人的愧疚之情，永远离开了人世。
　　大地孕育了一位朴实的儿子，又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

　　　　　　　　　　　　　　　　　　　　　　　　　(原载2005年4月4日《咸宁日报》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