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变卖房产和家电，耗尽11年心血，在家乡的悬崖峭壁上劈出一条10公里的盘山公路。可是，为了修路，这位农村改革开放后首批致富的万元户，如今却身陷20多万元的债务之中，一家5口租住在不足20平米的危房中，穷困潦倒，举步维艰……
本报记者 饶敏
昔日冒尖万元户如今惨淡求生存
走进刘正良租住在崇阳县城南的小屋，我没想到情况会这样糟糕。尽管此前曾听人说过他现在的窘境，可当我大白天一脚踏进又黑又潮的走廊时，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进了房间，女主人王会香才拉开了电灯。这是一间有几十年历史、屋顶和墙壁裂缝足有小指宽的危房，两张破旧的木板床并排在房中央，一家5口人就挤在里面。两个老式矮柜和孩子们的书桌是全部的家具。因为潮湿，地板上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十几块垫床脚的破砖头。
一位腰背佝偻、脸色苍白的中年汉子迎了上来，他就是刘正良，崇阳县桂花泉镇龙飞村村民，两届镇人大代表。也许因为经历了20年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磨炼，他早已习惯将一切深埋于心底，因而显得很平静，言辞也不多，但讲起话来精炼清晰，井井有条。
他递给我一些复印的纸张。有村委会盖章，全村干部、党员、群众民主理财小组共同核算并签名的龙飞路工程清单，有省农办、扶贫办、民政厅联合调查组给予解决资金的调查，有原省委副书记邓国政的亲笔批示，还有两份县法院下达的要求他还债的民事调解书。
刚40出头却颇显老相的王会香愤愤地说：“他把什么都豁出去了，就没想到给自己留条后路，才落得今天这地步。”
今非昔比，难怪王会香说起来就涕泪涟涟。他们属于崇阳县最早下海经商、最先冒出来的农村万元户之一，改革开放之初就走出大山，先在镇上后来到县城做副食、五金批发生意，最辉煌的时候曾经在城西、城北租赁着9个门面，仅用一年赚的钱就回乡买了一栋一连15间的平房，家里还有连机关干部都难以问津、凭指标才能购买的大彩电。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让一个人、一个家庭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二十里龙飞路十一年坎坷史
龙飞路座落在桂花泉镇望家山、凤形山、葫芦顶等峰峦叠障的深处，曾孕育过脍炙人口的民间长诗《双合莲》。这里也是一块红色的热土，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王震、张体学等都在此战斗过。
汽车一驶上龙飞公路，仿佛一朵浪花被拥进大河，瞬间就被吞没在绵延的群山里。公路靠山的一边是如刀削般的陡壁，另一侧是一落千丈的深渊。司机连大气都不敢出，加上天雨路滑，更是小心翼翼。
刘正良指着大山说，这山上什么都种不活，只有芭茅秆。以前人们来回镇上得一天摸两个黑，长年累月窝在山里，穷得叮当响。但1998年路一修通，第二天大货车就开进来了，原先烂在山上的芭茅秆值钱了，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都涌上山，不少人仅砍芭茅秆一年能挣3000来块钱。因为有了这条路，近年来山里做楼房的人多着哩！
走了半天，才在一个山旮旯里碰上了有人烟的村落。老百姓听说有记者来采访，都三三两两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述着龙飞路坎坷的修路历程。
1988年春，当时的村支书刘正斌、副书记熊道完去县城找到生意正做得红火的刘正良，请他回去领大伙修路。乡亲们动情地说：“我们是穷怕了，才来求你的！”
村民眼中的刘正良，是一位豪爽义气、见多识广且乐善好施的汉子。有钱，但没忘本。村民刘克桥多年养不起一头猪，是他掏钱买了猪崽送去；村民刘天胜去世连安葬费都没有，也是他帮了一把。至于亲戚朋友借钱做生意，几千万把的他从不含糊。
但修路是件大事，刘正良在心中经过了一番较量。那些年他虽然为乡邻办了一些好事，但全村上千号人，能帮得了几个？又能帮得了多久？如果把路修通，大伙手头都活了，自己就是不做生意，不赚钱，这件好事也做得值！
于是，他拿出1万元积蓄买了修路急需的雷管炸药回了家乡，被推选为龙飞公路的“指挥长”，这年冬领着大伙儿炸响了开山炮。凭着满腔的热情和干劲，半年时间就完成土石5万多方，修好桥梁一座。
投入的钱很快用完，由于种种原因，县有关部门只送来8000元拨款，这无异于杯水车薪。刘正良一咬牙，把房子、彩电卖了，短短几个月，他个人就向公路注入了4.8万元。
一条长达10公里的盘山公路，仅凭个人的投入，力量何其薄弱？刘正良已经倾其所有，无能为力了，只好向上级、向社会求援。他想起了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的前辈，他们中的不少人如今在省城任职。对，找他们去！
几经周折，刘正良与老干部李平、秦忠、舒少斌等取得了联系。1991年的一个冬日，鹅毛大雪纷飞，地面上泼水成冰，刘正良清晨6点赶班车去武汉，来到省交通厅老厅长秦忠家时已是下午2点。老厅长被他的精神感动了，答应一定帮他呼吁。见到秦厅长，刘正良马上往回赶，因为兜里只有搭车的钱。直到晚上12点钟他才回到家中，这一天只吃了两个馒头。
10多年来，刘正良就这样省吃俭用，风雨兼程，两上北京，来回60多趟跑武汉。他不顾一切修路的义举，打动了许多老干部的心，原省委副书记邓国政就多次过问此事，指示有关部门予以关心。省交通厅、省计委、省扶贫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可是，奔波跑路也需要钱呀！刘正良变卖了鱼塘、磅秤、电扇等最后一份家当，由一个“万元户”彻底变成了赤贫户，却从省里争取到了34万元的修路经费，使20里坎坷龙飞路于1998年得以顺利通车。
道不尽满腹辛酸卸不下如山债务
刘正良向记者出示的工程结算清单上白纸黑字写着：龙飞路总计耗资57.39万元，排除村民支出的8000元，和争取到的34万元省拨款外，其余22万多元多由刘正良承担。这还不包括上奔下走的路费和花销。
22万多元主要是施工包头的工钱和历年积累的利息。因为当初的协议是与刘正良签订的，债务人自然非他莫属。1998年，在索债无望的情况下，包工头一纸诉状将刘正良告上法庭。
此时，刘正良一贫如洗，哪有能力来偿还这笔巨款？就连省里的拨款也是经过9年的漫长时间才陆续到位的。据刘正良介绍，省拨款共8笔，从省领导批示到落实在工程中，最短的时间是2年，最长的6年。每一笔钱由省到市（原地区）、到县、到镇、到村，最后村里与他结帐，每个环节他都得跑到位。在无数次与各种人、各种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与无奈，领教了不少的黑脸与无情。直至去年，在崇阳县委书记和几位老干部的关心下，所有拨款才有了着落。
心力交瘁的刘正良疲惫不堪，还有个问题也一直困挠着他。早年有钱的那会儿，他轻轻松松拿些钱来资助他人，赢来的是一片赞誉和羡慕。其实那些对他来说，只是小事一桩。相反，他觉得自己以一介农民身份，敢问鼎交通部门多年未能着手的陡峭山道，并让老百姓获益匪浅，这才是真正为民造福的大好事。可这样全身心付出的大好事，为什么会做得这么艰难？结果也如此不堪呢？难道非要等自己更富裕了，拥有几百万、几千万，才能修桥修路？
刘正良自言书读得不多，所以无法理出头绪。但一条山路竟会改写他的整个人生，他做梦也想不到；好心侠义的自己竟连带家人一起走到山穷水尽的边缘，他想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将所有的艰辛、所有的委屈埋藏于心中，一如龙飞路上的石子，沉默不语。
如今，生意没了，房子没了，家里只剩下被子和人，日常生计都难以维持，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餐。3年前，女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一中。他迫于无奈，想让她辍学。女儿指着窗外高涨的河水说：不让我读书，我就跳下去！那一刻，女儿绝望的眼神在撕扯着他的心：哪怕卖血，也不能耽误孩子！可有谁知晓，她的三年学业是拿饥饿和疾病换来的，十七八岁的少女爬上四楼教室都吃力，因缺乏伙食费，多次饿得昏倒在地。眼下，女儿又将迎来高考，那数以万计的大学费用，他这个做父亲的就是把血卖光了也不够！
刘正良的贫困牵动着一些善良人的心。前年，老领导邓国政送来了1000元钱；去年，因县委书记的关心，孩子的学费减免了800元。亲戚乡邻也时常送些米呀、菜呀接济一阵子。记者在采访中，正巧碰上了一位年届七旬的老人来看望他，临走时丢下了100元。“这社会还是好人多。”刘正良说。正是在诸如此类爱心的照耀下，一次次濒临绝望时，他才得以支撑下来。
采访中，刘正良多次谈到自己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重新做生意。他说自己喜欢做生意，这么多年走南闯北，生意经是一箩一箩的，只要有本钱，一定会东山再起……可是，以他目前的境况，不能解决那些巨额债务，谁敢借钱给他？每回触及到这个现实而残酷的问题时，刘正良的眼睛都会掠过一团阴影，刚刚萌生的一点希望也便迅速湮没了……
遥望九曲回肠的龙飞路，我想，我们这个提倡正义和道德的社会是不会让一个好人活得如此沉重的，那么惟有希望更多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来关注这群好人、这类好事。
刘正良，你何日能卸下重负，和妻儿开颜面对生活？
（原载2001年6月2日《咸宁日报》头版，获湖北新闻奖三等奖、中国女记者好新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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