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管理探踪

　　“秦山奇迹”

　　不长的总经理任期内，实现了中核集团“扭亏增盈”且效益连年递增，虽然在业界传为美谈，但更让康日新津津乐道的，还是在“秦山三核”任职时期所摸索出的一套管理模式。在他看来，无论是秦山还是总部的成绩都得益于自己首先拥有了一个管理的“秘方”。

　　秦山三核，全称“秦山三期（重水堆）核电站工程”。作为我国首座商用重水堆核电站， 有两台装机容量为7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2002年12月31日和2003年7月24日，1号和2号机组分别投入商业运行。整个工程比合同提前112天完成。2005年9月22日通过国家竣工验收。工程概算比国家批准的投资额减少25亿元，提前投入商业运行产生效益15亿元，在引进加拿大重水堆技术的基础上，秦山三期核电机组实施了99项设计变更，创造了多项同类型机组建设的世界纪录。运行至今，“没有出现过任何重大问题”。在进度、投资和质量三大控制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坦白地讲，我很自豪，而最让我自豪的，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所摸索出的一套管理模式”。

　　那套让康日新为之得意的新型管理模式，就是“垂直管理，分级授权，相互协作，横向约束、程序化和信息化运作”。秦山三核的成功建设，和管理模式的科学和先进不无关系。担任中核集团总经理后，康日新在此基础上，通过改进和完善，最终形成集团公司的新型管理模式，即“垂直管理，分级授权、横向协作，相互监督，规范化、程序化和信息化运作。”

　　“垂直管理, 分级授权”， 强调 “服从”、“一个上级”、“逐级”原则；上下级之间，自上而下，有个管理与服从的一对一关系；行政隶属上，只有一个上级，即直接上级，下级必须服从上级， 请示和报告，不可以越级，一切严格按照程序执行。

　　“横向协作，相互监督”，指的是各个部门之间级别上彼此平等，不存在谁管理谁，每个部门，只有职能的区别，只对自己的工作行为和结果负责，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司或者其它的相关制度或者规定，互相协作或者监督。

　　以制度化为例：

　　“比如我的副总经理审批权限是100万元，如果他现在批了101万元，即使超出这1万块钱，我们的财务一定会把它打回去的。三个部门，拿钱的、盖章的、开票的，我曾经把他们叫到我的办公室，说你以控制我为主，你只要管住我这个总经理了，你就能管住任何人。举例说，假如我写了个501万元，写‘总经理康日新’你怎么办？对于一般人来说，总经理写了谁敢违背啊？但是我们的财务人员就敢退回去，“康总，这是无效的，因为你必须写董事长康日新，总经理授权最高限是500万元”。

　　在“服从”的原则上，不能是绝对服从或者盲目服从。如果上级违法乱纪，或者做出的决定，会对企业带来重大危害，后果显而易见时，下级可以不服从。权利之外，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大家于是明白，康总是讲“法”的。

　　“就秦山三核工程而言，239亿元人民币用51.5个月去花完，一天平均支出1500万元，几千万的经费批复短时间即可决定，这样大的支出数额，没有严格的制度怎么行？”

　　制度深入人心，趣事也时有发生了：

　　曾经有处长申请，为一部分离退休干部举办个春节茶话会，提出两万元的经费支持。康慨然应允，然而申请却被财务处驳回，“不行，康总批了也不管用。” 康不解，“以前批的都可以，为什么这次不行？”财务人员解释，“以前批个同意， 按照财务规章制度就走了，你这次不仅写同意，还标明了哪个科目支出，而按照规定，经费是不能从这个地方支出的。”

　　制度严格执行的结果，最终得到的是广泛的认可。

　　2004年，秦山核电站三期工程竣工前，国家派人到秦山三核进行审计检查，看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账目，用了不到原计划一半的时间就走了。秦山三期顺利通过了国家审计。

　　“我当时告诉我的下属，不是他们对康日新多么认可，而是对国家的财务制度认可。即使十年、二十年之后，如果你到秦山三期去，依然会发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放权”的感觉

　　当老总的，能够像康日新这般轻松的并不多。在中央党校进修时，两个月的学习期间，班上很多企业的老总几乎每周都要至少请上两次假回去处理问题。惟独康日新，整整八周从未因集团的事请假回去过一次。

　　既要忙于上课，又要为请假而苦不堪言的老总们不解地问：“老康，你怎么都敢放开了？”

　　他笑道：“我走前已经授权，他们现在都分别在授权范围内，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

　　重视团队作用的发挥，堪称康日新管理的一大特色。每逢进修学习或者出差的那段时间，他都会授权给副总经理，“某年某月某日在外出差，在此期间，按照集团公司分工的各自职责进行工作，总经理的职权由××代理”等等。然后是复印件存档，财务报销、合同盖章都一并附上。一旦签署完委托或者授权，即使他还没走，下边人只要看到授权书，有事也不会再找他，而是直接去找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则毫不客气，该批就批。

　　还以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事情为例：每个星期五的下午党校不安排课程，而是让大家回去处理问题。这中间他有时候回来，会问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有什么事吗，然而这位二把手的回答从来是没有。他呢，回来以后，无非就是看看文件和浏览一下内网，并不处理具体事务，因为所有该批的都被副职批过了。

　　“我是不喜欢揽权的，你看咱们谈话这么长时间，有人来找我吗？没有。我之所以轻松的原因就在于此。绝不是因为有记者在这里，故意回避。平时也是这样 ……”康日新说。

　　自得之意溢于言表。

　　对于“放权”，康日新有自己的思考：“放权”的结果，使自己拥有了更多的时间, 可以从容地静下来想一些大的事情,并且提前一步作好规划。对他而言，在“每年的上半年会想着下半年的事，下半年则一定想着第二年的事”。 副总、部门主任亦如此，不过是不同的岗位上，所想的内容不同而已。

　　学习当中找“甜头”

　　任秦山三核总经理期间，某天工作之余，康日新顺手抄起电视遥控器。电视打开，正值中央台某管理类节目的播放， 介绍一本书《A管理模式》，说到过度揽权带来的弊病，节目浓墨重彩，辅之以片段加以说明。无非是提醒管理者：莫过度揽权，让大家都动起来。

　　此时的康日新，凝神，沉思，顿悟之余，第二天迅速买来《A管理模式》，仔细研读，反复咀嚼，根据其中的管理思想，结合核电的实际情况，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对照书中的管理理念，“垂直指挥”演绎成了“垂直管理”；“横向联络”演变为“横向协作”，“检查反馈”变通为“相互监督”等等。

　　《A管理模式》，在康那里，被视为管理的经典，自己率先受益之余，还号召大家学习。先是号召秦山三期处级以上干部学习一年有余，然后提出秦山三期自己的管理模式。

　　学习是康日新日常的必须，不仅从书本中学习理论,还从同行那里寻找和借鉴经验。在他看来，　　“一个人如果老是看到自己的优点，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也就没觉悟了。”

　　刚去秦山时，因为要和加拿大人打交道，他去找和法国人打了多年交道的大亚湾一位副总请教，这位同行坦诚相告：“日新啊， 跟外国人打交道，从合同生效的第一天起，就要为上法庭准备资料。”

　　一语提醒梦中人。从此他要求工程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务必做到精准。最终，一个28．8亿美元的大型项目，双方的误差不过是200万美元。

　　在清华大学读EMBA期间，对于24门课程，他很少像别人那样记很多笔记，而是针对老师所讲，用自己的话加以提炼和概括，再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 “你看我的笔记。”康抱来一大摞书籍，翻开一页，指着一行，蓝色的蝇楷小字，记着“高层通才,中层专才,基层干才“。“这些思想，我从课堂上得来，现在已经用在了我的实际管理当中。”他说。 “10万人中，总经理作为通才，考虑问题必须全面，所以必须什么都懂一些；专才作为中级专业人才，要求在其所在专业、行业、或者领域里面考虑全面一点；干才就是干活的，比如你是看门的，如果看到来人拿有效证件，就让他进来，至于他进来要找哪个部门，你不用管。” 在清华，新加坡莫少昆教授上课，提醒企业老总们，“如果有些问题影响企业的发展，要不惜代价将它处理掉，如果不影响企业的发展，可以慢慢来。很多管理者，对于企业发展当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总是不解决，事实上，解决问题可能需要三五千万，但是问题解决之后，也许会产生三五个亿的效益…… ” 康日新大悟。于是产生了解决浙江省和中核集团之间当年为建设秦山核电站期间遗留矛盾的办法，并最终处理妥善。[page_next]

下篇 核电人生

　　一切缘于偶然

　　半生结缘于核工业，对康日新说，其实一切都很偶然。

　　1964 年10月16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人民日报》号外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沸腾的人群里，11岁的山西少年康日新在挤来挤去。“那时的我其实并不真正清楚原子弹究竟是什么东西，看到大家抢购报纸的情形，隐隐感到那一定是个很了不起、很有威力的东西。但是，我绝对没想到过有一天自己会和核打上交道。”

　　19岁时，康日新高中毕业， 在山西大同县水利局的电灌站工作，一边担任电站的事务长，一边担任着宣传员和广播员，生活似乎就要沿着这个轨道有条不紊地继续。然而，他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人，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当时上大学并不是考的，而是需要单位的推荐，对我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小伙子来说，机会无疑少得可怜。但是当时县里下来了一位领导担任电灌站站长，因为我那时工作比较努力，也比较爱学习和读书，感动于我的这份执著，他愿意推荐我去上大学。” 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康日新荣幸地获得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最初报的，不是上海交大，而是山西工学院。然而，就在临近录取的前几天，他的家里来人，说要对其进行政治审查，蒙在鼓里的康日新问原因，来人只说因为是绝密专业，最初推荐的六名都因为政治不合格被刷了下来。“当来人把我的档案放到一个柜子里的时候，我看上面写着上海交通大学270专业。”

　　那个神秘的270专业，就是“核反应堆工程”专业。康日新虽然当时并不清楚核武器究竟为何物，但是，怀着“只要是大学就能上”的心理，拎着一只可以称作是“上学的全部家产”的小挎包，满心欢喜地到上海交大报到去了。

    随波逐流

　　1978年，康日新从上海交通大学核动力工程系毕业，作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批原子反应堆工程专业的学生，被分配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工作，从此迈出事业的第一步。此后的18年中，他从基层研究所一个普通的助理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历任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副所长，副院长等职，一路走来，一切显得水到渠成。

　　“我是干哪一行爱哪一行，但是在干哪一行期间我是不考虑其它事情的，而是只管专心做好自己当前的事 ，因为许多事情无法预料，所以我更喜欢顺水推舟，随波逐流。就像大海里面的小船，逆着水流走是走不通的。但是有一条，就是无论在哪一行，都要一心一意把这个事情做好。”

　　康日新刚参加工作时，为提高某生产堆的利用效率，原二机部组织“生产堆金属铀元件高功率加深燃耗考验”的实验研究，这个项目是原子能院“七五”期间的重要课题之一，他被安排做元件考验的运行值班。“有一次我当班时，恰巧碰到了元件发生自然破损，我和其他值班人员当即采取了果断措施，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这一事迹最终受到了院领导的表扬，也获得了国防科工委1978－1979年度科技进步三等奖。“这是我在工作中第一次产生那么强烈的成就感与使命感，我也感受到这份事业将是我一生理想的归属。”康日新说。

　　由最初的无意到一生的钟情，此后的康日新干什么工作都很努力和勤奋，所有的时间，都全部交给了工作。离老家不远，却整整有八年时间没有回过家，即使最后爷爷去世，因忙于工作也未能回去看上一眼。敬业的结果，获得的是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广泛认可，他的高级工程师职称是破格评定的，由他所参与和主持的各种研究项目也在核工业部和院里等组织的各种奖项中多次获奖。

　　在研究室任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干部考核，全所民主测评优秀。后来，他又被聘用为堆工所副所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在这个以核工业起家的最古老的研究所，一呆就是18年。

　　回忆在事业的最初阶段所走过的道路，康日新深有感触：“18年的科研工作经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它让我在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的同时，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科学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可以大胆地讲,秦山七年、总部七年的副总经理、总经理生涯,我在重大决策上没有什么闪失,原因很简单,不是我个人有多么特殊之处,而是18年的思维能力与判断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情之所系

　　康日新把自己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18年，秦山三核7年，中核总部3年。前两个阶段的科研和管理实践在第三个阶段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形成了现在有独到风格的管理理念。

　　2006年3月22日，国务院原则通过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核电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占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4%。 这样大的市场需求，对于核工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 对于承担着核电建设主力军任务的中核集团来说，机会更是不容错过。

　　“单靠核电成套设备引进和翻版建设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其核心技术和实现核电的规模发展的。 核电发展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核科技是尖端科技，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尖端技术是不可能从国外直接拿来的，只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建立强大的国防，将祖国的发展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谈起自主创新，康日新的兴奋程度不亚于管理。这是一个核工业人的深层情结。

　　2005年的工作会议上，康日新提出了集团公司到2020年要实现“经济翻三番，实现技术与管理两个跨越，成为国家战略核威慑力量与国家核能发展的中坚，建成军民结合、技术领先、管理规范、效益突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特大型企业集团”的 “3221”发展战略。同时，为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他还提出“着力解决影响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进入到现代企业集团化运作，加大了总部整体协调运作的能力，实行集团化运作和集成式管理”。

　　“负担是有，但整体感觉还是很自信。”面对挑战，如今的康日新显得成竹在胸。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坐在这个位置上，要考虑的不能只是三年五年的事情，而是未来二十年三十年的事情。”康日新说，“我这一辈子都在为核事业做奉献, 自己也非常热爱这个事业, 只要事业需要，我就会在这个岗位上走到底。如果有一天，到退休的时候，大家评价说，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能把我当成一名敬业者，或者我们的事业能够在一个曲线当中平稳上升, 我就很欣慰了。”

　　【404厂脱困记】

　　404厂，曾是中核集团最困难的成员单位之一。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核工业联合生产科研基地，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香港岛那般大的面积，完全是一片贫瘠的大漠戈壁，在大家的印象里，这里是个一切都靠国家，永远也扶持不起来的单位；一度连厂长、副厂长都找不到，更不用说吸引到大学生。困难的程度超乎想象，仅就住房而言，多是一些五六十年代的老房子，六层楼的板式结构，最下面的砖用手一掰就碎，国务院曾经派副部级干部去那里调研，回来以后，这些官员在给国务院汇报时忍不住流泪；其它军工集团的老总去过以后，给下属讲话，说：“如果谁认为自己条件艰苦，对自己状况还不满足的话，到404厂去看一看。”

　　康日新的调研就从这里开始，一呆就是七天，到了就和相关人员约法三章：不喝一滴酒，不吃一次宴请，不允许任何人阻拦别人来向他反映问题、递告状信或者谈事。

　　约定了前提，接着就是召开会议。四个会议—青年座谈会，离、退休人员座谈会，处以上干部大会，还有领导班子会议，每次均以公开方式进行。结果是，七天期间，没有一个人找其送信或者反映问题。康日新说，现在的404厂，经济大幅度增长，员工工资大大提高，很多人也住上了百十平米的新房。昔日的大漠戈壁，如今已变成了“一座整洁文明，环境优雅的新型城市”，不仅在生产科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有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很多职工回忆说，2003年底康日新的西部之行，对于大家思想观念的更新起了重要的作用，大家的士气得到了鼓舞，决定“勒紧裤腰带”也要好好干，“不依靠别人，永远靠自己。” 

走近康日新

　　坐在中核集团总经理位置上的康日新，究竟是一种冰冷的理性，还是一种古板的僵硬？只要你想当然地带着这种既定的揣测，他注定要带给你太多意外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作为研制单位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演化为核工业部），在人们的心目中，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只不过半个世纪过去，随着历史的风云变迁，如今名字已经被唤作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了。

　　如今的中核集团，依然不事张扬地坐落在北京的一条普通街巷里。古老沉郁的建筑，透着些岁月的沧桑，不变的，是神秘和低调，防守严密的大门，向人们无声地宣告着其地位的特殊。以至于，在普通老百姓眼中，难免不带着些贵族的神秘，给人以想望的距离。

　　正因为这样，对于这样一个特大型军工企业的老总，让人难免要去推测：坐在中核集团总经理位置上的康日新本人，究竟是一种冰冷的理性，还是一种古板的僵硬？

　　情感的康日新

　　“其实我是个心很软的人。”说到自己的管理性格，康日新很谦虚。

　　严厉的制度之外，展现以人为本的一面。近距离感受康日新，不难发现，掌控着一个大型军企集团的老总，原本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看过央视《新闻会客厅》栏目中白岩松对康日新所进行的专访节目的人，如果留心，也许都还记得在提到煤矿矿难中遇难的亲属时，康所无法抑制的片刻无语的凝噎，还有眼中滑过的一些不经意的痛楚。

　　今年53岁的康日新，出身贫苦，自他以上，三代为农。父亲是当地的生产队长，也是早年的军人，母亲则是一位传统中国女性。父母亲对他所进行的教育和熏陶对于他后来的人生影响深远。学

　　习狂人康日新

　　康日新从小就是爱学习的人。走进康日新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几面墙壁，全是书籍。 因为平时比较忙，他常常选择在双休日，看上一天。中间可以四个小时不离座，不喝水不上卫生间。平时上班，有时候中午饭也忘了吃，一直看到下午而浑然不觉。康日新业余爱好极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球类运动几乎没有会打的，唯一的爱好，是偶尔玩玩“拱猪”，水平一般。因为对于球类运动所知甚少，一度闹出笑话：某日，康氏受邀共打高尔夫，起初不愿， 听说是到在建的内部高尔夫球场，才放心前去。 高尔夫球场上，只见康日新左顾右盼，做寻觅状，同伴不解，笑问何故，康董答曰：“怎么只有一只手套？另外一只手套哪里去了？” 众人大笑。 高效地利用一切时间，可以称为康日新的一大特色。“我做任何事情，比如是一段路，在起点和终点之间，我绝对不会让他空着，我会连带着做些其它的事情。”

　　多面手康日新

　　虽然爱好很少，生活中的康日新，却是个心灵手巧的多面手。早在电灌站期间就精通多种手艺，开车床，修电机， 配电盘，铣工、刨工，耕地、接苗……无所不通，是方圆几十里的名人。小小的年纪，经常帮人修理一些家用电器或者水泵，深得当地乡亲好感，作为回报，经常被送些当地的特产，或者被人请吃请喝，日子过得非常逍遥。 不仅如此，平时工作之余，在家中康日新喜欢烹调， 揉面、蒸馒头技术一流，炒菜水平虽然一般，配菜的工夫却是又快又好。通常是，做饭之前，葱、姜切于小盘，酱油味精各种调料一应备上，然后十分钟左右，五六个菜悉数出锅，惹得爱人疑惑之余，心中佩服不已。康日新虽然不喜喝水，却很喜欢喝汤，每次吃饭，必然有汤方可下饭。所以，假如要打开康氏的话匣子，不妨聊聊他所喜欢的汤吧！

　　质朴的康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