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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逝世
来源:上海证券报 时间:06-11-28
稿件上传:liuhuafang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6日在美国旧金山逝世 资料图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16日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94岁。

  弗里德曼基金会发言人罗伯特·范杰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但他表示不清楚弗里德曼的死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在得知消息后说:“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在经济学家中无人出其右。”

  弗里德曼曾四次到访中国。从1980年第一次访问北京到1999年最后一次访问香港,尽管每一次都是行色匆匆,然而中国发生的变化屡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7个月前,在面对《纽约太阳报》记者谈及最新的思考时,他不无感慨地说:“这个世界目前发生最重大的改变,是中国的变化。”

  而中国的官方和经济学界也显然对这位经济学泰斗充满了极高的敬意。国家外汇管理局不愿具名的一位官员对其逝世表示非常惋惜,并称弗里德曼的理论使人们坚定了对市场的信念。

  “他的思想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尤其珍贵。”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瞿强评价说。

  1980年,受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弗里德曼首次访问中国。他在当时中国浓厚的计划经济氛围下宣传他的自由经济理论,并由此展开了与中国学者的交锋。

  在回国后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他说:“中国试图引进的改革大部分内容还停留在纸上。就绝对水平来说,中国的经济还非常落后。改革在几年内会出现想象中的进步,然而能否长期持续我表示悲观。”

  然而,当他8年之后再度访问中国时,这里发生的变化已经令他足够惊奇。当时他在上海复旦大学作了一次“如何制止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主题的演讲,演讲没有翻译,然而很多学生能够听懂他讲的内容,并提出高质量的问题。

  而所到之处中国官员对于市场经济的热情更是让他兴奋。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中,他建议中央政府下放更多的权力。而在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深圳,他则见证了中国持续改革的决心。

  “1988年,街道上的色彩与服装明显多样化,与此伴随的,则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明显迹象。农业改革效果十分明显……私营企业有所发展……得到允许的、有限的经济自由已经在改变中国的面貌。”回到美国后,弗里德曼在一本书里满怀热情地写到。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问中国。中国日趋活跃和生气勃勃的市场对于外资的渴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当时他仍对中国能否在香港回归后执行两套货币体系深为忧虑。

  不过这一疑问到他1999年再度访问香港时已经烟消云散。面对媒体采访,他表示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已经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优越所在,只会勇往直前,而不会再后退。

  敢于挑战凯恩斯的自由经济斗士

  相比所有其他名声在外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敢于挑战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的绝对权威。作为西方乃至全球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凯恩 斯深信政府在指导和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学派”。与此相反,弗里德曼提出了更为自由放任的“货币学派”,即主张政府的最重要经济职能就是调节货币供应,除此之外则不应该对经济进行任何干预。

  弗里德曼还认为,“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不控制好货币供应,想要长期同时维持低失业率和低通胀是不可能的。他还对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在控制通胀方面的失败多次提出批评,最终在70年代末期,美国出现了弗里德曼所预言的失业率和通胀率双高的“滞胀”局面。(记者 谢晓冬 但有为)

  “芝加哥男孩”挑战经济“圣经”

  许多没有受过系统经济学教育的人都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在经济学界,观点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可以同时被尊为大师,就像弗里德曼与凯恩斯。

  作为上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主张政府可以通过刺激和管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目的;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政府应该放松管制,而仅仅发挥控制货币供应的作用。

  在上世纪5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几乎主导了所有经济学教科书,而弗里德曼对于政府管理经济的质疑则被看作是异端邪说。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受困于经济增长停滞和高通胀,凯恩斯理论不攻自破。而突然间,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似乎变得不那么怪异。

  慢慢地,许多学者发现,他们尊崇的凯恩斯理论并不完善。由于过于关注经济中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凯恩斯忽略了货币供应的重要性。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政府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管理经济,比通过税收和开支政策要好得多。与此同时,通胀也并非如凯恩斯所想的那样与失业率存在绝对的替代关系。

  1976年,凭借货币学派理论和自由市场等观点,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里根撒切尔是关门弟子

  在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通胀加剧的时期,主张“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的弗里德曼是美联储的最严厉批评者之一。他认为,央行没能很好控制货币供应,他主张,政府应该把货币供应增长控制在3%左右的稳定水平。

     标和加息等一系列手段有效控制了美国的通胀。

  名声鹊起的弗里德曼此后开始周游全球,到不同的国家推广他的平衡预算和限制政府开支等主张。上世纪80年代初,弗里德曼成为了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在1979年至1990年期间,弗里德曼还是英国首相撒切尔的经济顾问。

  在里根和撒切尔这两位“高徒”的推动下,西方世界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股浩大的“放松管制”运动。

  弗里德曼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在智利,上世纪70年代,不堪通胀之苦的皮诺切特军政府聘请了多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出任其政府要职,其中当然也包括弗里德曼。由于这些“芝加哥男孩”在当地大力推广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和放松管制主张,智利的通胀率很快由700%甚至1000%的高位回归正常。

  巨大的经济转型也导致智利国内的失业和贫穷现象凸显,一些人也因此指责弗里德曼对此负有责任,以至于在1976年弗里德曼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典礼上,有观众当众打出横幅抗议。

  当然,弗里德曼毕竟不是圣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他的理论也不断遇到挑战。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由于全球化和新金融工具的出现,货币供应愈加难以衡量,弗里德曼凭借其过于教条式的货币理论作出的经济预言也往往难以成立。(朱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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