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昌：定必有光荣的将来

　　陈寿昌，浙江镇海人，1906年11月生。其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怀抱爱国志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入中央苏区(根据地)领导工运；在湘鄂赣苏区局势恶化时，由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调任湘鄂赣省委书记，1934年11月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在鄂南指挥部队作战中负重伤、牺牲。陈寿昌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之一，是忠诚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高级领导干部。　　

　　投身工人运动

　　1928年2月，陈寿昌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继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他先后领导上海闸北、沪西地下党的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组织领导丝厂等罢工斗争，以及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艰险的白区斗争环境中，陈寿昌坚强乐观，在由他签发的《上海闸北区委四月份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已朝着新的方向走去……我们并不悲观，而觉得天天是在进步之中，过去的工作失败，就是增加目前工作的经验与知识”，“定必有光荣的将来。”

　　党的忠诚卫士

　　1928年秋冬，陈寿昌调中央特科任联络员，在第二科与科长陈赓和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养山等做情报工作，并负责联系，后任特科第四科科长。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密布的“上海滩”，在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环境中，他沉着、机智、勇敢地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特科交给的情报联络、除奸反特、安全保卫以及通讯、交通(建立秘密交通线)等任务，为保卫党中央和苏区反“围剿”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艰苦朴素，无私奉献

　　陈寿昌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对革命充满着坚定的信念。他不吸烟，不喝酒。1929年农历正月回家乡同胡有娣结婚后三年中没添置过一件新衣，当时党的经费困难，他变卖妻子结婚时首饰以维持一家生活，一次还将兑换首饰得来的96块钱全数送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那时候上海乘电车很便宜，三、四个铜板就可坐很长一段路程，但陈寿昌却舍不得花，除急事外，多数时间是步行而不乘车，有时在路上买个大饼充饥。他常对妻子说：“我们青年人生活苦一点没什么，将来会好的，到过好日子的时间不远了！”有时他抱着孩子自言自语：“我们一定成功，好日子你(小囡)一定能看到！”

　　1931年初，陈寿昌受命扮成一个大老板，偕同妻、女和一名警卫来到武汉，接收了湖南党组织送交党中央的可装半个枕套的金银珠宝。他把这批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金银珠宝，机警地上多处银楼兑换成钱钞，陆续汇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其时，妻子胡有娣偶见金银珠宝中有只小响铃，就随口而出：“这响铃就给女儿戴吧！”而平时爱在妻子面前说笑的他，此时却严肃地说：“这是同志们流血牺牲换来给党中央的经费，我们怎可拿来用呢？”足见他廉洁自律品格之高尚。

　　为加强中央苏区的工会工作，中央于12月上中旬决定调陈寿昌赴中央苏区领导工会工作。当时，他身边有年老的母亲、2岁的女儿和怀孕的妻子，但他以革命大局为重，坚决服从组织调动，他安慰母亲、妻子携幼女回镇海老家，并嘱托姐姐、妹妹日后多多照顾他全家。在安排好家事后，陈寿昌于12月中旬惜别亲人同聂荣臻等一道离沪，于1932年1月5日抵达瑞金。到中央苏区后，他曾给家里写信，说那边“生意兴隆，蒸蒸日上，前程可观”，意指苏区形势喜人，革命前途光明。

　　英勇牺牲

　　1934年11月21日，当陈寿昌、徐彦刚等率红16师第46团及特务营进抵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老鸦尖一带时，遇敌第33 师两个团的袭击，双方战斗得十分激烈。战斗中，陈寿昌亲自登上前沿阵地察看敌情，不幸右膝中弹，在这种情况下，红16师在减员至700余人后，被迫撤出战斗，到崇阳金塘休整。负伤的陈寿昌从前线被秘密送至通城大门坳红军医院抢救，终因失血过多而牺牲。湘鄂赣边游击区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对该区的游击战争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后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为纪念他，决定在崇阳、通城之间划出两县各一部建立一个新的县，定名寿昌县。

　　新中国成立后，为缅怀革命先烈，崇阳县委、县政府修葺了陈寿昌烈士墓，烈士陵园位于崇阳县金塘镇。陈寿昌同志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实践了他“身许马列安等闲，报效工农岂知艰。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人间”的庄严誓言。陈寿昌不畏艰险，为革命奋斗了一生，正如他留下的一首诗所写的：“不到深山里，焉能伏虎威。余生艰险尽，后纪可沾晖。”